□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5年11月2日第6、7版
□本报记者 左志红 冯文礼

　　新中国第一家大学出版社60岁了。

　　1955年4月29日，在北京古刹拈花寺内，新中国第一家大学出版社诞生了！这一天，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发布《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问题》第15号命令，宣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成立了，社号为011。

　　60年来，这个最初为“出版高校教材”而生的出版社，已成为我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出版的第一品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这个名字，注定将镌刻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中国学术史、中国出版史的丰碑上。

　　敢担当
　　坚持正确出版方向
　　高扬人文社科旗帜

　　中国人民大学是党亲手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是新中国建立后成立的第一家大学出版社。60年来，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重镇，人大社一直以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导向，坚持正确的出版方向，高扬人文社科旗帜，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建社伊始，人大社就出版了一批马列主义经典理论著作，满足了当时高校和社会上的需要。20世纪80年代，人大社仍坚持理论类书籍占一定比例，配合高校课程改革推出了一系列‘两课’教材精品，并出版了一大批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今天，人大社又出版了一大批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映社会主义伟大进程的著作，把宣传、研究、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学术著作的出版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彰显了‘主题出版、理论出版’的品牌优势，增强了我国发展建设的道路自信。”人大社社长李永强说。

　　新世纪以来，人大社守正创新，进一步巩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出版重镇的地位，出版了一系列红色经典作品，形成了“主题出版、理论出版”的品牌特色，并出版了李瑞环、李铁映、成思危、陈锦华等同志颇具影响力的理论著作。

　　2005年至2013年期间，人大社隆重出版了全国政协原主席李瑞环同志的重要著作《学哲学 用哲学》《辩证法随谈》《务实求理》《看法与说法》。2007年和2008年，隆重出版了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李铁映同志重要著作《论民主》与《改革 开放 探索》。这些图书一经出版，即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以上图书被翻译成英文、俄文等多个版本在海外出版发行。其中《学哲学 用哲学》累计销量已近百万册。

　　“2007年党的十七大召开，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开……围绕这些时间节点，我们结合自己的学科优势，推出了一大批主题出版和理论出版图书。”人大社政治与公共管理分社社长郭晓明说。

　　新世纪以来，人大社译介了一系列国外精品理论出版物。“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先后推出两辑10余种，在学界和大众图书市场都引起了很大反响。2012年5月，人大社组织策划开放性丛书“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论库”入选了2013年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是国家重点出版工程之一。

　　2013年至2015年，人大社出版了一大批优秀的国内原创主题出版物精品。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持选编的《改革开放口述史》和《新中国口述史（1949-1978）》，以口述历史和回忆录的形式，让亲身经历和见证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历史的老领导、老同志追忆细节，为党史国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史料。2015年出版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键词”系列丛书，用通俗的语言解读党的十八大报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新论述，引领思想意识，凝聚意志力量，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一本谈共产党与社会主义的书何以引发各界点赞如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王绍光的这篇文章，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文章中提到一本叫《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的书，这本书今年3月由人大社出版，上市一周，三大网店上就断货了，并长期占据实体书店畅销书榜，已加印12次共约13万册，在社会各界引发了极大关注和强烈反响。

　　《大道之行》是人大社主题出版物中的一本。《大国的责任》《中国的抉择》《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成功的》《中国式共识型决策》《中国：创新绿色发展》《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些著作高扬“中国学派”的大旗，开学术风气之先，运用中国话语，引领有关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理论的学术研究新潮流，在学术界、理论界、决策层引起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这些著作的多种外文版也已经或即将在国外出版，给国外读者提供一个了解中国各领域的窗口。

　　重教育
　　专注教材出版领域
　　服务高等教育事业

　　建社60年来，人大社始终将出版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作为自己的立社之本，高校文科教材每年都要占到全社整个出版物产品数量的将近60%。

　　谈到人大社教材出版的发展战略，人大社总编辑贺耀敏说：“60年来，人大社始终把出版高质量的教材，服务于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始终把教材出版作为出版事业的核心与基础。这些教材影响广泛，惠及几代学人。人大版的教材也得到了教育部门和读者的认可。在教育部组织的高校教材评奖中，人大社教材获奖数量在大学出版社中始终名列前茅。目前，人大版教材在高校教学中的采用率，是国内任何一家大学出版社都无法比拟的。可以说，人大社60年教材出版的历史，也是中国文科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缩影。”

　　人大社自1955年建立以来，即以出版大学教材为己任。1982年，人大社成为全国文科教材出版中心。1992年，中国人民大学提出“建设100本优秀教材”战略，启动实施了“中国人民大学新编百余种教材”计划。1999年，人大社启动了“中国人民大学21世纪系列教材”出版工程，这个工程是当时规模最大的一次教材建设。2012年人大社启动“新编21世纪系列教材”出版工程，该系列从内容上做到全面性、权威性、通用性，兼顾创新性、前沿性、启发性，目前已出版百余种。

　　在教材出版历史上，人大社创造了多个“神话”。1959年出版的《中国革命史讲义》，累计销售上千万册。1980年出版的《外国文学简编》（欧美部分）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部冲破禁锢编纂而成的高校外国文学教材，累计发行200多万册。1982年出版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几经修订再版，发行数量达千万余册。黄达的《金融学》、陈共的《财政学》、高鸿业的《西方经济学》、方汉奇的《中国新闻事业简史》等，这些教材成为各学科领域的经典教材。上世纪90年代末至新世纪初策划出版的人大版“两课”教材被教育部列为推荐教材，在新世纪初期成为大学生的必读课本。

　　人大社对一些优秀的教材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开发。“以经济学教材为例，我们开发了面向本科生、研究生、非专业学生甚至中学生的教材，出版了适应不同教学层次需要的多个版本。”人大社经济分社社长刘晶告诉记者。高鸿业的《西方经济学》已经修订到第六版，围绕该教材，人大社开发了一系列的版本，包括基础版、原理版、名师导读版、网络平台版等。

　　“在教材发行和营销工作中，我们始终牢记李瑞环同志为出版社建社50周年的寄语——‘为读者着想’。心中真正有了读者，天地便越行越宽，工作便越来越有劲头和乐趣。简单的院校推广、师生拜访不再是势利的上门推销，而是‘服务高等教育事业、服务一线任课教师’理念下的‘教材进校园、服务到身边’。传统的发行工作也不再是枯燥的发货回款，而是在服务营销、品牌营销理念下的产品分销、渠道建设、终端维系等现代营销活动。”人大社副社长李开龙在向记者介绍人大社的发行营销网络时这样说。

　　人大社市场部主任张义告诉记者：“现在很流行线上线下结合这句话，其实早在新世纪之初，人大社就开始构建自己的教材线上营销网络。2001年，人大社成立了教研服务网，成为国内最早把服务网作为专门部门建设的大学出版社。2005年至今，我们又在15个地区设立了院校代表，扩展分销网络。”今天，人大社的发行营销网络在不断调整和推进组织架构，整合线上线下各种资源，逐步实现精细化的更高目标。

　　敬文化
　　学术出版品牌立社
　　文化平台服务社会

　　近日，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公布了评价出版社在人文社科领域学术影响力的指标——“中文学术图书引文索引”入选图书数据库。该数据库涉及11个学科近600家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人大社图书入选其中8个学科。具体名次为：哲学名列第二，社会学、法学名列第四，政治学、宗教学、经济学名列第六，历史学名列第十一，考古学名列第十二。

　　“人大社能够在人文社科出版领域取得如此的影响力，得益于人大社始终以‘学术出版’作为立社的品牌核心价值，专注于高等教育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在全国出版界形成了鲜明的特色。理论出版、教材出版和学术出版，是人大社的基本定位。加强学术原创出版物的出版，是人大社十分重要的任务。可以说，人大社的编辑都有很强烈的学术情结。”贺耀敏说。

　　人大社副总编辑徐莉表示：“坚持精品战略，优中选优，注重文化积累，引领学术潮流，始终是人大社学术出版的基本理念。‘文以载道’，作为出版人，我们希望通过有态度的出版，积累和传承人类文明成果，传播优秀的思想和文化。”

　　人大社历来注重文化积累和文明传承，出版了一大批大型学术典籍以及中外学术大家的传世之作。如《亚里士多德全集》《中国传统道德》《康德著作全集》《列维-斯特劳斯文集》《中国审判案例要览》《清史编年》《康有为全集》《吴晗全集》《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汤一介文集》《萧公权文集》等，每一套丛书都堪称中国出版界一道亮丽的风景，也成为人大社一笔宝贵的无形资产。今年5月，《袁宝华文集》出版座谈会上，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为文集作序并到会致辞，称该系列著作“丰富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理论与教育理论，也是总结历史经验的宝贵文献”。

　　人大社也注重发掘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优秀的成果，以及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有借鉴意义的原创性学术著作，出版了“中国经济问题丛书”“管理科学文库”“法律科学文库”“新闻传播学文库”“社会学文库”等开放性的系列丛书，以及方立天的《中国佛教哲学要义》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精品力作。这些原创学术著作，引领了学术出版的潮流，使人大社成为国内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出版的风向标。

　　此外，人大社还策划出版了两套开放性的大型丛书，即“当代中国人文大系”和“当代世界学术名著”。“当代中国人文大系”汇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最具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包括哲学、文学、史学3个主要方向近百种图书，这些著作出版时即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经年不衰，至今仍被广大学子阅读和引用。“当代世界学术名著”主要引进国外上世纪50年代以来在学术界具有重大影响的理论著作，包括经济学、管理学、新闻传播学、哲学、法学等系列百余种图书，其中有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代表性著作，堪称当代的汉译世界名著。这两套丛书集中外学术著作之大成，集中展示了人类思想文化领域的最优秀成果。

　　今年6月，人大社出齐百卷本的《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该文库编纂委员会副主编王俊义表示，人大社邀请众多研究思想史的著名学者，选择百余位有代表性的思想家，精选其思想文献资料，整理出版《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无疑有重要意义，必将嘉惠士林，有益读者，深入推动中国思想史研究。

　　人大社鲜明的学术出版特色，在出版界特别是读者中形成了良好的品牌。在各项评奖中，人大社的获奖品种在出版界始终名列前茅，尤其是在国家级的出版物奖项中连连中榜。如《亚里士多德全集》获得了第四届国家图书奖，《中国佛教哲学要义》获得第六届国家图书奖等。上述许多重大项目和系列出版物都获得过中国图书奖和国家图书奖等重大奖项。

　　人大社近年来还出版了一批具有很强市场影响力的大众精品。人大社人文分社社长潘宇告诉记者，该社策划责编的《毛泽东传》畅销若干年，发行量近百万册。潘宇说：“我们认真和卓有成效的工作，赢得了《毛泽东传》的作者特里尔先生对人大社的信任。他不仅永久授权人大社出版《毛泽东传》，而且将其正在写作的《我与中国》的英文版、中文版均交给我们出版，我本人与特里尔先生也有了亦师亦友的良好关系。”人大社大众图书出版中心社长费小琳独具慧眼，该社策划了“创意写作书系”，该书从最初出版时受争议，到今天成为高校写作课和文学评论课的教材，推动了相关课程的教学改革。厉以宁教授撰写的《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在党的十八大后由人大社及时出版，该书深度解读当下中国经济现状及出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有眼界
　　引进世界文化典藏
　　传播优秀中华文明

　　近年来，人大社走出去工作成绩斐然，版权输出数量快速增长，从2010年的113种增长到2014年的195种。截至目前，人大社累计输出图书版权1300余种，涉及16个语种，与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百余家出版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2008年至今，在“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成员单位的版权输出业绩排名中，人大社连续7年综合排名居单体出版社前两名。

　　正是由于制定了切合自身特色的走出去战略，人大社走出去才能够取得优异成绩。李永强告诉记者，不同于多数国内出版机构输出汉语学习、中医、茶叶、武术、菜谱类等内容，人大社独辟蹊径，将一批中国内容的优秀图书输出到海外，探索出了一条中国高端学术著作的国际出版之路，助推我国学术界逐步掌握国际学术话语权，不断增强我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在世界舞台上唱出了“人大”声音。

　　“高端学术著作国际出版”是人大社走出去工作的品牌和特色。通过对海外市场的调研，人大社逐步锁定了高端学术国际出版的领域，通过整合国内一流学者的科研成果、搭建合作平台和拓展国际营销推广渠道，成功向海外推介了一批介绍中国经济、政治、教育、社会、文化等领域的优秀学术成果和思想成果，形成了“高端学术著作国际出版”的走出去品牌。在走出去工作中，人大社结交了美洲、欧洲、亚洲等地的一大批对中国热情友好的国际出版人和出版机构。

　　近年来，人大社出版了一批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著作，这些著作的内容对国内外读者了解中国领导层思想及其对中国发展的重要作用具有指导意义。为此，人大社与培生教育集团等全球知名出版集团合作，把这些著作翻译成英文、俄文等语言出版，帮助海外学者和读者更加深入地认识和了解中国。

　　人大社副社长孟超告诉记者，人大社不仅注重中国高端学术内容在英语国家的传播，同时也不忽视向日语、韩语等亚洲语种和俄语、西班牙语等全球主要语种国家输出，力争使人大社适合在英文市场出版的图书，同时也能通过更多语种与更多国家的读者见面。目前，人大社已经与众多不同语种国家的出版机构确立了合作关系，《人民币读本》《大国的责任》等重要学术著作，均实现了英文、日文、俄文、韩文、波兰文、希伯来文等多语种版权输出。

　　“胸怀天下、服务中华”是人大社版权与国际合作工作的宗旨之一。在致力于走出去工作的同时，人大社放眼全球，努力把对中国学界有参考和借鉴意义的高端优质学术著作介绍给国内读者。

　　在20世纪90年代，人大社推出的三大译丛——“经济科学译丛”“工商管理经典译丛”“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经典译丛”——一度引发轰动效应，成为经管类图书引进版的经典案例。刘晶告诉记者，“经济科学译丛”作为中国最早引进的最经典、最权威的经济类系列图书，已成为引进版图书的一个经典品牌。

　　新世纪以来，人大社又组织策划了“当代世界学术名著”，涵盖多个学科。人大社出版介绍美国第41任总统布什税收政策的《君子一言：决不增税》一书后不久，布什来华访问，人大社在昆仑饭店举行该书中文版的赠书仪式，贺耀敏将图书赠送给了布什。

　　近年来，人大社陆续出版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丛书”50余种。连续15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著作，人大社均翻译出版为中文版在国内发行。今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安格斯·迪顿的代表作《经济学与消费者行为》，人大社10年前就已经出版过。

　　知践行
　　实事求是一脉相承
　　学术情怀打造精品

　　60年来，人大社始终坚持“出教材学术精品，育人文社科英才”的办社理念，出版了一大批高水平、高质量的学术精品和教材精品，在读者与业界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和品牌。

　　贺耀敏认为：“我们坚持‘出教材学术精品，育人文社科英才’这样的办社理念，是因为人大社依托于中国人民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有着一脉相承的文化关联。”他说，人大社是人大的一部分，人大的校训是“实事求是”，所以人大社从建社开始就有着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文化品格。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在人大社事业发展过程中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锐意进取的精神。这种精神使得人大社从社会及行业的现实出发，抓住每个社会转型和行业发展的历史机遇，从而促成了出版社今天的发展繁荣。二是务实求真的文化品格。人大社在图书编校工作中长期以来形成了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编校质量在中国出版界已经形成了良好的口碑，赢得了重要作者的青睐。这种务实严谨的工作作风是人大社60年精品战略的重要保证，也是人大社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依托。

　　人大社副总编辑兼副社长刘志向记者透露了做好质量管理工作的秘诀：第一，制定了一套相应的质量管理制度和办法，搭建了完备的质量管理保障体系，将责任落实到部门，落实到人，而且一般都有相应的奖罚办法。第二，对出版质量形成全过程的立体化管理，严把选题、组稿关，确保出版物的政治质量、内容质量；严把审稿关，确保出版物的编校质量；严把生产关，确保出版物的印装质量。第三，打造一支思想素质好、能打硬仗的编辑队伍，坚持以老带新的优良传统，组织社内责任编辑培训，鼓励并引导编辑不断充电学习。

　　人大社学术出版中心主任杨宗元曾担任《康德著作全集》《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等重要学术著作的责任编辑，在大型套书出版编校质量控制方面有丰富的经验。《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是把已出版的台湾繁体字版转换为简体字版，但杨宗元和同事们并没有因此放松对编校质量的控制。她说：“在编辑这套书的过程中，我们开了9次例会和多次小型会议，几乎一两个星期就开一次会，会上对一些技术规范进行统一。”人大社的编辑工作获得了饶宗颐的认可，在该书在中国香港地区的首发式上，饶宗颐评价此书“堪称定本，足以流传”。

　　人大社工商管理分社社长于波说，云南一位教师曾想在人大社出版一本书，由于人大社对书稿质量要求较高，前前后后让这位教师修改了多次。“我在别的社出书都很快，为什么你们要求这么高？”这位教师一度想放弃在人大社出版该书。后经过人大社编辑的认真修改，这本书终于出版。最终，这本书在这位教师所出的5本书中是卖得最好的。

　　人大社质管部主任李红也介绍了在质量管理方面的一些创新经验。一是在审读方面，聘请有经验、具有副高以上职称的文字编辑担任终审；二是在质检方面，对所有新书在入库前进行普查；三是在编辑方面，编辑会把有疑问的地方填在“疑问表”中请作者核实。此外，人大社还在社办公网上设立了“质量论坛”，定期及时通报出版质量情况，总结质量检查中发现的有代表性的问题，提供各种有借鉴意义的案例，并随时解答编辑提出的疑难问题。“质量论坛”的设立受到广大编辑的欢迎，对于提升编辑技能，促进出版社质量管理工作发挥了显著作用。

　　结语

　　国家进步有赖于教育进步，教育进步又与出版业的进步息息相关。行业虽小，之于国家的意义重大，这也是一代代出版人文化自觉的根本所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与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砥砺同行，风雨兼程，从容涉过60年光荣岁月的洪流，奉献无言，著作留声。60年书田耕耘，人大社获得了学者信任、作者肯定、读者认可，赢得了社会美誉，已经发展成为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出版的第一品牌。展望未来，人大社将厚积薄发，在媒体融合的新时代，打造全媒体出版的“国家出版名片”。

站在新起点 再创新辉煌
——专访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靳诺

　　“作为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家大学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始终与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息息相关，与中国人民大学的历史密不可分。中国人民大学始终与党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致力于培养共和国的建设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也始终高扬人文社会科学出版的旗帜，将大学出版工作同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靳诺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评述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对于站在60周年节点上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靳诺提出：“中国人民大学要办成一流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也要成为一流的出版社。无论是今天还是明天，这个目标和方向是不会变的。”

　　品牌源自不懈坚持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人大社60年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您认为人大社60年的发展得益于什么？

　　靳诺：人大社是我校最重要的科研和教辅出版单位之一。经过60年的发展，人大社已经成为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出版的第一品牌。这些成绩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出版社始终坚持正确的出版方向，把“出教材学术精品，育人文社科英才”作为出版理念，用先进文化服务教育、服务学术、服务社会。

　　第二，出版社始终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把改革与创新作为发展的动力，把握行业发展的脉搏，不断深化企业改革，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第三，出版社始终坚定不移地实施精品战略，立足学术出版和教材建设，严把政治、学术、编辑、装帧等出书质量关，打造了一批高水准的图书精品。

　　第四，出版社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科学管理的人才战略，凝聚了一大批在业内处于领先地位的编辑、发行和管理人才，为出版社快速发展注入了强劲活力。

　　好书惠及几代学人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人大社这60年最宝贵的财富是什么？怎么评价人大社在服务高等教育、传承文化、涵养学术方面的作用？

　　靳诺：六十春秋结硕果，出版社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积淀了几代人大社员工的辛苦耕耘。60年来最宝贵的财富就是人大社人通过优秀的出版物打造出的“学术出版”金字品牌。人大社的图书，滋养了无数学子，惠及了几代学人。

　　目前，人大社是中国高校教材和学术著作出版的重要基地之一，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出版重镇。人大社依托中国人民大学以及其他高校丰富的科研资源，跟踪重大科研项目的最新成果和进展，出版了一大批相关学科领域的前沿科研成果和重要学术著作。一系列经典学术著作、经典教材、精品图书铸就了“人大”品牌，“人大出版”也成为中国出版业最知名的品牌形象之一。据不完全统计，人大社新世纪以来囊括了国家级出版奖的所有奖项，在高校出版社名列第一，在全国出版界名列前茅，500多种图书获得省部级以上的奖项。

　　60年来，人大社始终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出版工作，为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出了积极的贡献。60年来，人大社始终致力于高校文科教材建设，出色地履行了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出版中心的使命，以优质的高校文科教材为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60年来，人大社始终致力于学术著作出版，出色地履行了先进文化传播者的使命，以一系列具有文化积累价值和社会影响力的学术著作，为我国的文化建设、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贡献。

　　未来迈向新的征程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作为人大社的上级主管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对人大社的未来有什么样的期待？人大社要发展，应该在哪些方面下功夫？

　　靳诺：我校高度重视大学出版工作。作为人大社的上级主管单位，我校将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人大社，努力为人大社创造良好的环境，积极支持人大社的建设与发展。也希望人大社在过去的成绩和经验的基础上，把60周年作为新的起点，继续“学术沃土，思想摇篮”的出版追求，坚持“出教材学术精品，育人文社科英才”的出版定位，在建设一流出版社的进程中迈出更加坚实有力的步伐，在中国人民大学实现“十年腾飞”的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为服务高等教育事业、繁荣发展人文社会科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未来，人大社要在做好“四化”上下功夫。一是品牌化，要擦亮“中国高校人文社科出版第一品牌”这个金字招牌，打造全媒体发展的“国家出版名片”。二是精品化，要继续坚持精品战略，打造教材精品和学术精品，为高校师生和人文社科工作者奉献最好的精神食粮。三是数字化，要在“互联网+”时代大背景下，适应数字化教学变革，进行数字化教材创新，提供高质量的数字教育服务，努力成为人文社科领域重要的数字信息服务提供商。四是国际化，要继续高举“高端学术著作国际出版”的旗帜，把介绍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与成就的学术著作推介到海外，把国外人文社科领域的优秀学术著作引进到国内。

擦亮人文社科出版这张名片
——专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辑贺耀敏

　　从最早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引进苏联教科书，到成为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出版中心，再到成为人文社科教材和高端学术著作出版重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直在走专业化、内涵式的发展道路。2014年，人大社出书3000多种，发行码洋9.3亿元。60年来，人大社是如何打造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出版第一品牌的？《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了人大社总编辑贺耀敏。

　　专注教材学术精品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人大社的出版特色是什么？在出版定位上形成了怎样的格局？

　　贺耀敏：人大社一直秉承“出教材学术精品，育人文社科英才”的出版理念。

　　建社初期，人大社作为新中国第一家大学社，翻译出版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管理、法律等方面的图书，这在全国是独树一帜的。

　　改革开放后，人大社恢复出版工作，1982年被定为全国高校文科教材出版中心，这期间围绕高等教育中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做了大量基础性的教材建设工作。新世纪以来，人大社注重原创出版，在教材原创出版、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创出版、学术原创出版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探索出一种中国化教材的编写体例。

　　目前，人大社形成了以教材出版为主体，以学术出版和大众出版为两翼的出版格局。教材占近60%，是人大社产品最核心的部分，人大社在人文社科教材出版方面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学术出版占比超过30%，比原来多了，因为人大社的编辑有强烈的学术情结，他们往往会不由自主地接受很多学术产品。大众图书占比超过10%，前年以来我们探索把专业图书大众化，希望能走出一条路子来。

　　将专业化做到极致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人大社的出版部门近年来不断进行裂变发展。您曾经说过，专业化是人大社发展的最佳路径。这种裂变式发展和专业化道路有什么关系？

　　贺耀敏：人大社一直在走一条专业化、有特色、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想要成为在国内、国际有一定影响力的出版社。我们唯独弱的就是，在兼并重组联合这方面还没探索出适合自己的路子，目前障碍还比较大。还有上市，因为存在不同意见，我们没有上市，短期内也没有上市的愿望。

　　人大社走内涵式发展道路，这是我的前任王霁社长他们那代人基于人大社的实际提出的。2002年2月，人大社按照专业化的原则，对编辑业务部门进行了整合，组建了5个出版事业部，分别是财经、人文、法律、外语、教育培训等事业部。2003年11月，我们又把5个事业部整合为13个分社。有的整合是因为规模，比如财经事业部规模太大，我们就把它分成经济和工商管理两个分社，通过专业细化做足做细做好，现在这两个事业部各自年销售额都到了1.7亿元。我们又设了政治与公共管理分社，人大社一直有红色出版基因，这样安排更合理，现在这个分社年销售额近6000万元，连续4年的平均增长都超过7%。不过，有的分社因为本校相关学科较弱，一直发展不起来，这样我们在2007年又调整为8个出版分社和3个出版中心。可以说，这种裂变式发展是服从人大社专业化发展的需要。

　　小众出版市场不小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人大社出了不少高端学术精品，有些学术书是小众图书，可能不会有太好的经济效益。在这方面，人大社怎么平衡学术和市场的关系？

　　贺耀敏：关于高端学术出版，我历来说是小众出版，但是“小众不小”。在中国，“大众不大，小众不小”。所谓“大众不大”，是说看似做大众图书市场，其实也是专有的人群在阅读，不是13亿人都阅读，所以大众出版的定位要很清晰。我们学术出版看似读者不多，规模不大，但是小众其实也不小。在中国，仅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这个群体就不小。

　　人大社虽然是在做小众出版，但我们的学术著作可以做到“微赢利”，销量都在3000~3500册。另外，国家对一部分学术图书有出版补贴，所以学术著作出版还是大有可为的。中国将来要成为文化大国，必然需要越来越多的大众图书，但更需要的是学术方面的精品力作。

　　用“准宗教”的情感做出版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您曾担任人大社的社长10年之久，后来专注于编辑事业改任总编辑。您认为一个大学出版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质？人大社的出版人是否具备这种特质？

　　贺耀敏：我经常说，出版有一种魔力。对我而言是这样，对很多人大社出版人来说也是这样。人大社的很多编辑有强烈的学术情结和文化情怀，他们真心喜欢这个职业。我们看似选择了一种职业，实际上是选择了一种信仰和精神追求。人一旦信仰了一种文化价值体系，一旦有了坚定的文化追求，就具有了一种难以战胜的精神力量。

　　出版人应该带着一种类似于“准宗教”的情感来做书。中国在建设文化强国和全球化的过程中，出版能发挥的作用很大，需要一批人像清教徒那样把中国的文化带到世界各地去。  

辉煌六十年 追梦再启程
——专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李永强

　　201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迎来了它的60岁生日。作为新中国第一家大学社，人大社一直被看做中国大学社成长的历史缩影。60年来，人大社留下了什么？新的时期，人大社向何处去？《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了人大社社长李永强。

　　过去：
　　秉承优秀基因 不断创新发展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60年的发展过程中，哪几个关键的历史节点造就了现在的人大社？

　　李永强：第一个节点是1955年人大社成立。人大社的成立开创了新中国大学出版社的先河，成立之初就确定要为高等教育和科研服务，出版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第二个节点是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这个时期人大社发行码洋从3000万元增长到3亿元，当时确立的发展方针是“自我扩张，走内涵发展道路”。第三个节点是新世纪以来这15年。人大社提出打造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出版第一品牌的目标，确定“一体两翼”的出版格局（以教材出版为主体，以学术出版和大众出版为两翼）。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人大社一直被视为中国大学社成长的标杆，人大社成长历程中有哪些可以借鉴的优秀基因？

　　李永强：一是重视学术。人大社始终把做传播学术研究成果、引领学术潮流作为己任，希望搭建中国和国际之间的学术桥梁。二是精品意识。无论是出版教材、学术图书还是做引进版图书，人大社都贯彻精品战略，做优秀文化的传播者。三是服务意识。人大社坚持服务于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服务于高校教学和科研，服务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服务读者大众。四是专注主业。人大社在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偏离出版主业，始终把学术、教育作为服务的重中之重。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人大社老一辈出版领军人的身上，有哪些方面值得借鉴学习？

　　李永强：人大社发展到今天，中间没有发生过大的震荡，没有发生过大的方向性的转换，是因为在历任社长身上有很多东西是一以贯之的。一是正确的导向意识。从立社之初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普及与宣传，到现在的主题出版，我们一直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二是脚踏实地的作风。秉承人大“实事求是”的校训，人大社建社之初就有着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文化品格，在业界已形成良好的口碑。三是改革创新的意识。在编辑业务方面，从建社之初翻译苏联教材，到复社后出版中国化的文科教材，到1982年被评为全国高校文科教材出版中心，再到上世纪末开始出版“21世纪系列教材”，我们一直在创新。在体制机制改革方面，按专业划分五大事业部，进行文字编辑和策划编辑的分离，上马电子化办公系统，放下身段到高校搞营销，我们都是先行者。四是开放的心态和国际的视野。从最早出版苏联教材，到后来推出引进版教材，作为文化走出去的排头兵，我们始终以开放的心态、长远的眼光专注于人文社科领域原创学术精品的打造。

　　未来：
　　专注人文社科 走内涵式发展道路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作为人大社的掌门人，您如何给人大社定位？

　　李永强：人大社的发展目标是建设多媒体互动、产学研一体的国际化现代出版集团。从出版社的层面说，我们一直致力于打造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出版的航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出版的第一品牌、中国学术出版的国际名片；从人的层面说，我们要做受尊敬的出版者。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人大社一直在通过内涵式增长来发展壮大，鲜有像其他大学社一样向外扩张或到海外并购，请问未来人大社还将延续这种发展模式吗？

　　李永强：并购扩张我们不是没有考虑过，但我们不希望并购和主业无关的产业，不希望单纯靠规模的累加来扩大发展。如果并购不能形成一种合力，那就是一种内耗，对长久发展来说并不是好事情。所以我们过去提出通过内涵式发展，这是专注行业的必然选择。同时我们也提出要先做强后做大。对于并购，有合适的机会我们也会把握。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在融合发展如火如荼、“互联网+”备受热捧的当下，在这个既“读纸”又“读屏”的时代，人大社将如何面对信息技术发展和阅读方式改变所带来的挑战？

　　李永强：2003年我到人大社开始分管数字出版，一直到现在。我认为数字出版和传统出版是互补的，是能够实现和谐共生的，人大社的业务也是这么体现的。人大社近60%的产品是教材，所以最早我们是打造数字出版资源库，为所有人大版教材进行立体化资源的配套。2012年，人大社高校教材数字化项目库被列入原新闻出版总署改革发展项目库。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在业态方面，除了图书出版、数字出版、教育培训外，人大社未来是否有其他多元化发展的举措？

　　李永强：对于决策层来说，多元化最重要的是往什么方向去努力。我们在大文化大教育领域会有一些多元化的举措，但也会有取舍。比如在线教育课堂，我们肯定会涉足。但我们不会炒黄金，不会做房地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