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华读书报》（2016年09月14日10版）

作者：吴万伟

    《教育与公共价值的危机》是著名社会批评家、美国批判教育学的创始理论家之一、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英语和文化研究系教授亨利·吉鲁的一本有关教育问题的专著。主要探讨了公共价值观从民主到市场的转变和公立教育遭到的围攻。

    在作者看来，在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指导下的教育改革使得教育彻底商业化、工具化和受私人利益支配。教育被视为与思考、阅读和联系没有任何关系的东西，作为构成性文化和民主价值观核心内容的批判性和解放性被窒息。教育变成一种产业，特许学校实际上就是作为公司来经营的，其强调私有化、外包、竞争、标准化考试、纪律和量化考核等监狱式管理和死记硬背的教学法无不体现着追求自我物质利益、自由竞争等市场极端主义价值观。教师的技能和目的受到损害，其创造性和自由行动空间被扼杀，成为遭受羞辱的对象和替罪羊。学生被边缘化，变成政治上顺从，技术上熟练的劳动者，不会分析批判，不会将个人问题与社会联系起来，不关心公共价值和集体利益，热衷个人需要和物质享受的消费者。作者认为教育不能忽略政治问题，教育改革必须将培养批判意识和推动社会行动的构成性文化作为教学法的核心。公立教育是公共利益，教师应该成为既能用明白的语言阐述重大社会问题又不牺牲理论冲击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学生成为有热情有勇气又有批判能力的民主社会公民。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左派，亨利·吉鲁教授是身经百战的积极分子，虽然屡遭排挤和迫害，被迫流亡加拿大，但他仍然试图抓住正在消失的传统，为公立教育和民主文化呐喊。亨利·吉鲁教授非常推崇保罗·弗莱雷的批判教育学。他认为教育应该被理解为公民的、政治的、道德的深度实践，即教育就是践行自由。教育从来不是中性的。它总是具有指导性，旨在教育学生具有某种人性，以具体的方式使学生能理解更大的世界和他们在世界中的角色，定义他们与其他各色人等的关系和责任。教育的政治使命是“让已经熄灭的正义之光在我们心中重新点亮，并永远长存”。

    吉鲁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深刻阐述了教育的本质。他引用富有传奇色彩的美国黑人作家和民权运动积极分子詹姆斯·鲍德温（JamesBaldwin）的名言“教育的悖论之一是恰恰在你开始拥有良心时，发现自己与社会存在分歧。如果你自认为是个受过教育的人，你的责任就是改造社会”。鲍德温认识到学习会激发批判性地反思自我、他人和更大的社会，教育不仅仅是支配的方法或者工具而且是一种政治和民主社会变革的支点。培养能够采取行动的具有批评能力的负责任公民正是实质民主的教育目标。教育并不处于政治的边缘，它在政治的中心。

    正是这种教育观使得吉鲁教授认定美国教育和公共价值观陷入了危机，美国公众正遭遇教育赤字。他的意思是人们已经越来越没有能力进行批判性的思考、质疑权威、反思自我、甄别证据、区分理性论证和随意观点、听取不同意见、参与相互促进的私人问题和公共议题关系的讨论。他认为当前的教育赤字及其引发的文盲文化泛滥的最大后果之一就是新自由主义谎言意识形态，即鼓吹自由市场体系是确保人类自由和维护民主的唯一机制的神话。它通过游戏、电视、明星文化、日常新闻、电台脱口秀和其他媒体传播其价值观。这样的世界只尊重狭隘的自私利益、孤立竞争的个人、金融资本、商品至上以及自由市场极端主义的所谓‘自然’法则。这种涡轮资本主义连同破坏性的宣扬其合法性的文化机构不仅摧毁了公共利益，而且掏空了民主的任何实质内容，从而使专制政治和文化变成可接受的选择。

    那么，新自由主义到底是什么？它有哪些特征？对教育产生的具体危害有哪些呢？亨利·吉鲁教授在几次采访中对这些问题做出了简要回答。他说，新自由主义有很多形式，但这些形式拥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新自由主义不仅是掠夺型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而且是恢复阶级权力、巩固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快速集中的成果的更大工程的组成部分。更具体地说，它是构成意识形态、管理模式、公共教学法政策和形式的政治和经济工程。作为意识形态，它把获利作为民主的核心，消费是公民唯一可用的操作形式，坚持认为市场不仅能解决所有问题而且可以作为塑造所有社会关系的框架模式。它充斥着自我帮助、个人责任等语言，故意对权力、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视而不见，并把这些归结于个人和群体的命运问题。为此，它嘲笑同情心和关心他人等观念。作为管理模式，它产生了适者生存优胜劣汰法则驱动下的生活方式、身份认同和主题，其思想基础是个人都是自由和贪婪的，相信统治集团和机构有积累财富的权利，同时摆脱伦理问题和社会成本的羁绊和麻烦。作为政策和政治工程，新自由主义执著于公共服务的私有化，割裂私人议题和公共问题之间的联系，廉价出售国家功能，拆除政府对金融机构和公司的管制，取消福利国家和工会，实现商品贸易和资本投资的自由化以及整个社会的市场化和商品化。作为公共教学法形式，新自由主义把人生各个维度都置于市场理性之下。结果是为激烈竞争的文化辩护，发动对那些质疑资本统治和意识形态的公共价值观和公共空间的攻击，削弱和破坏民主团结与合作的基础，打击所有形式的社会义务和纽带。新自由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对美国社会和高等教育造成的危害是多方面的和灾难性的。首先，财政紧缩导致的资金缺乏让学生陷入学费飙升的陷阱中，一方面减少了贫穷学生上大学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迫使现有学生进入思想和道德的死角，他们的想象力被剥夺，被迫纯粹从生存技巧方面思考自己的人生和职业发展。其次，当今对高等教育尤其是人文科学的特殊威胁在于大学公司化和军事化的步伐越来越快。这种趋势消除了学术自由，临时性的兼职教师越来越多，使用暴力镇压学生的和平抗议，基本上把学生看作消费者，把老师看作提供可出售的商品如毕业证书和就业技能的人。应试教育和教育产业化变成了“驯服”学生、激发产业管理模式的方式。大学老师被贬低为没有权利和安全感的兼职帮手，变成像沃尔玛超市员工一样的打工仔，而本已臃肿不堪的大学管理机构还在扩张，挤占了本应属于老师和学生的资金，如今管理大学的做法似乎已经把它当作通用汽车公司或者迪斯尼乐园的子公司。大学校长被视为首席执行官、教师被视为企业家、学生被视为消费者。大学校长因为是公司董事会成员，拥有令人咋舌的高工资，教授们则把知识传给出价最高的公司。第三，更加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大学作为批判的中心、作为充满活力的公民教育基地和关键的公共善的缓慢死亡。如今，大学许多老师已经去道德化了，他们越来越多地失去了权力和权威。学生被当作待消化的和生产出来的商品和数据一样对待，他们是潜在的求职者，教育已经被贬低为就业能力培训。

    亨利·吉鲁教授呼吁教师应该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承担起知识分子的责任，并惊醒其他人意识到自己肩上的责任，主动为人类的痛苦做见证，教育学生成为自主的、会自我反思的、关心社会的、有责任感的人。不仅要教导学生如何批判，如何寻求真理，而且要认识到教育就是自由实践。在美国和其他地方威权主义趋势日趋明显，国家和公司暴力泛滥的时代，大学教授有义务进入公共空间，不害怕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引起争论。充当道德见证人，提升政治意识，阐明权力因素和不为公众所知的政治斗争之间的联系。他们有责任惹恼当权者，质疑普遍共识，挑战常识，为争取正义反对不公而行动起来。

    本书对美国教育危机的论述对中国读者无疑有很大的启发和教育意义。芝加哥大学法学和哲学教授马萨·诺斯鲍姆曾毫不客气地批评中国糟糕的教育模式。即使在培养有创造性的、负责的企业文化方面，教育也没有取得成功，更不要说培育公民这个前提了。在涉及国家未来和人民面临的艰难选择时，学生的想象力、创造性思考或批评性分析能力并没有得到鼓励。最近一些年，中国进行了重大教育改革，因为认识到成功的经济要求国民具有高超的分析能力、积极解决问题的能力、发明创造所需要的想象力。死记硬背的教育模式连经济富裕的狭隘目标也无法满足。教育部在2001年提出了“新大纲”，旨在“改变过分强调死记硬背和机械训练的弊端，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经济成功和民主稳定一样都需要良好的想象力和问责的文化。把未来押在追求死记硬背和单纯技术进步的赌注上，却没有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独立精神和同情心的培养，民主又能持续多久呢？“培养同情心和理性辩论的精神而不是培养羊群般的一致性”难道不正是亨利·吉鲁教授的期待的那种教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