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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说：中国在发声》

我们面临着一个怎样的世界？
新的国际格局将如何建构完成？
当下中国国际格局的前沿阐释
6个维度，30多位全球知名学者、专家、政要
汇聚成1个中国声音：向世界说明中国，让世界了解中国

版权信息

书名：直说：中国在发声（当下中国国际格局的前沿阐释，斯宾塞、库恩、鸠山、时殷弘、阎学通等30位学者、专家的中国外交大观察）
定价：39.8元
编者：《直播港澳台》节目组
书号：ISBN：978-7-300-23452-6
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年10月
开本：16开 148*210
装帧：平装
类别：畅销/时政/国际关系
中图法分类：国际关系 D81

读者对象
时政爱好者、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爱好者、研究者

关键词
时评、国际关系、中国、外交、大国关系、大国博弈、俄罗斯、日本、国防、区域安全
时殷弘、阎学通、库恩、斯宾塞、鸠山友纪夫、罗援
直播港澳台、G20、APEC

内容简介
G20峰会之后，新一轮国际外交博弈启动，大国关系面临重构期，尤其是中国的崛起，将怎么挑战全球格局？在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的博弈并没有停止，或明或暗的争斗还在继续。我们将面临一个怎么样的世界？新的国际格局将如何构建完成？深圳卫视《直播港澳台》栏目邀请30多位全球知名专家学者、专家、政要、外交官，从“中国之路”、“日本观察”、“聚焦美国”、“俄罗斯森林”“寰宇经纬”“国防大议”等6个角度阐释这些问题。《直说：中国在发声》以中国国家利益为立场，看待国际局势中的风云变化，分析每个细节带来的种种可能性，展望未来五年国际时局中的微妙变化。

编者简介
《直播港澳台》节目组
《直播港澳台》诞生于2006年5月，如今的视野已不局限于港澳台地区，而是一档严肃的国际政经新闻节目。节目收视在省级卫视所有新闻节目中稳居第一，即便在与电视剧和综艺节目的比拼中也毫不逊色，两年来，已经100多次获得全国省级卫视同时段所有节目收视排名第一。此外，《直播港澳台》团队打造的《决胜制高点》、《军情直播间》、《关键洞察力》三档周播节目各有特色，分别立足于战略、国防、人物等方面，进一步细分了受众，创新了时事节目的电视表达。

编辑推荐
这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国际时政评论集。深圳卫视《直播港澳台》作为专注涉外报道和国际新闻的评论类节目，拥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并一直积极参与构建中国对外传播的话语体系。

借助电视节目优势，节目组跨界组织编写的这本《直说：中国在发声》，收录了著名国际学者如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迈克尔•斯宾塞，国内著名国际关系研究者时殷弘、阎学通、郑永年、薛力等关于中国、中国与世界的评论文章，从各自角度阐释了当前国际政治格局，内容涉及中美政治、中日关系、大国博弈、区域安全等诸多热点话题，读来一气呵成，引人深思。

“向世界说明中国，让世界了解中国”。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际地位的变化，“中国声音”越来越引人瞩目。这本《直说：中国在发声》便是抱着这样一种态度和使命来看中国、看世界。或许，我们能从中体会看中国、看世界的不同方式与角度。

名人推荐
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正在经历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它的一举一动，值得世界高度关注。
——罗伯特•罗伦斯•库恩
美国著名学者、《江泽民传》作者

中国不必放弃由庞大资产的持有者所提供的安全网，以让市场在微观经济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它可以抛弃制高点模式，并且发展自己的国有资产模式，以得到最佳结果。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政府对公共利益持续的、强有力的保障——当然了，还需要巧妙地执行改革战略。
——迈克尔•斯宾塞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邻国或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意义越来越大于美国，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确立我国的外交重点，正在成为一个新课题。
——阎学通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当代中国里领导人念念不忘的最大、最悠久的中国特性之一就是“强大的中国、羸弱的中国”，中国在拥有很可能非常辉煌的前景的同时，将面对未来重大和严峻的挑战。
——时殷弘
 中国国际政治学者、国际战略家

章节目录
编者的话
序言：让世界倾听中国声音

第一章 中国之路

时殷弘 / 传统内外的当代中国
阎学通 / 中国外交思路：以邻为重，还是以美为重？
郑永年 / 中国形象建设为何适得其反？
薛力 / 南海争端，中国的突破点在哪里？
邱毅 / 台湾政局透析：国民党真的“兵败如山倒”？
丁学良 / “自由行”太自由，香港难承受？
赵灵敏 / 中国企业“走出去”有多难？
库恩 / 中国正在进行最伟大的变革
斯宾塞 / 中国改革的制高点

第二章 日本观察

鸠山友纪夫 / 为日中和平与发展
田岛英一 / 谁是日本的“右翼”？
徐静波 / 安倍要将纠结带入未来吗？
陈言 / 安倍组合拳能否拯救日本？
姜建强 / 靖国问题的另类视线
高洪 / 历史和解能够促成？
俞天任 / 被“闭锁感”包围着的日本青年

第三章 聚焦美国

苏浩 / 美国“再平衡战略”及中美共处之道
朱峰 / 是布什三世，还是克林顿二世？
卜励德 / 停止批评是美国衰落的开始
沈丁力 / 斯诺登事件： 困境中的美国

第四章 俄罗斯森林

苏梦夏 / 普京离“伟大”还有多远？
姜毅 / 普京与俄罗斯的“强国梦”
张继海 / 俄罗斯如何过冬？
杨成 / 中国会成为寒冬中俄罗斯的“暖男”

第五章 寰宇经纬

殷罡 / 伊斯兰国不仅仅是恐怖组织
马晓霖 / 盘点中东：怎一个“乱”字了得
孙兴杰 / 漩涡中心：伊叙的地理宿命
张链瑰 / 朝鲜半岛展望：朝鲜不会“改革开放”
庄国土 / 中国-东南亚关系：“钻石十年”商机无限
庄礼伟 / 宗法制社会里的血缘政治与家族腐败
潘志平 / 中亚：亮点与拐点
陈冰 / 中欧关系：新贵与长宿
马立明 / 反全球化的悖论

第六章 国防大议

罗援 / 为了太平洋的太平
彭光谦 / 中美能超越“修昔底德陷阱”吗？
乔良 / 对新边海防观的大战略思考
刘和平 / 美重返亚太战略为何难逃失败结局？
黄罡 / 三个甲午与四艘船
朱江明 / 私营军事力量：邪恶的雇佣兵？
郑继文 / 二十年见证中国武器装备与军工企业的飞跃发展

后记

精彩样章
《寰宇经纬》一章题图，版画作者老言。

文摘① 编者的话

在当今的国际关系学界，“美国学派”占有强势地位。一方面，美国学者阵容强大，群星璀璨；另一方面，美国尤其注重理念、学说、价值观的传播，通过话语权，不断包装、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在强势媒体平台上，美国学者的声音得以放大，影响力得以提升，整个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图景，甚至经他们而描绘。而曾经有实力与美国学派分庭抗礼的苏联国际关系学派，则随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的困顿一度消沉十余年。俗话说：“只有强国才有外交。”进一步说，强国才有话语权，强国才有“国际关系理论”，强国的学术机构才能阐释当下的国际格局。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其实也是人才辈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好几代学者投身其中，他们在国际政治、理论分析、国别研究、全球治理等领域作了深入的研究。从大国间的博弈或平衡，到某个小国的概况，多个领域都有建树。中国外交的每一次落子，崛起之路的每一步，都与他们的研究息息相关。他们是学术圣殿诚恳的建设者，也是大国崛起的探路人。虽然他们一直在建构有质量的话语体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并未能响亮地发声，亮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甚至国内很多民众对此也并不了解。

在联合国大会、G20国际峰会等多个外交场合，我们都发现，各国代表非常重视中国的表态。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模式”引起了全球热议。根据国际组织测算，中国是G20全面增长战略的最大贡献者之一。因此，“中国会说什么”成为各国领导人的普遍期待。这时，中国需要大胆地说出对当下世界困境的看法，说出自己对国际新秩序的构想，说出对“中国梦、世界梦”的抱负和追求。当期待的目光投向中国，中国必须利用好这个时机，占据制高点，掌握主动权，提升自己的国际议题设置能力、组织操作能力，建立话语优势。“向世界说明中国，让世界了解中国”，也是更好地维护文化主权、国家利益。这也是难得的机遇：回想1919年巴黎和会之时，中国积贫积弱，国际空间尚且有限，即使是战胜国，也为列强所凌辱，谈何话语权？今天能获得“发声”的机会，也与我们国运大幅提升、地位今非昔比密切相关。

有了发言的机会，那该怎么说？“话语权”的建设，是构筑软实力的重要一环。恰到好处的一句表态，能促进中国形象的树立、中国软实力的传播，甚至还能促进外交问题的解决。这也就是我们深圳卫视《直播港澳台》系列节目的使命，也是节目组编撰此书的初衷——与官方话语共同建构中国的话语系统，让中国更好地发声，亮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您手中这本《直说：中国在发声》，或许能让读者诸君从中获得不一样的收获，体会到看中国、看世界的不同方式与角度。

本书按照全球地缘政治划分，撰文的各位作者，都是相关领域的专家。他们均与我们制作的电视新闻节目有过交集，或是受访对象，或是座上嘉宾。遍及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等多个涉外领域，除了中国的学者、媒体专家外，还有国外的学者、领导人，参与了稿件的编写。

文摘② 传统内外的当代中国：对外政策与其中国特性
时殷弘

当代中国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改革构成它的最根本特征。从另一方面看，当代中国又是传统之内和之外的中国：它以改革超越了先前的中国传统，但同时又以复杂精致而深刻的方式承继了中国传统，从而是真正有中国特色的。在此，可以选取几个与对外态势和对外政策深切相关的观念和行为特征，指出它们的传统中国特性，并且部分总结和展望中国的国家方向和对外政策方向。

“维护”：保持中国统一完整并稳定繁荣

有一个中心观念——“维护”（用新加坡中国学专家王赓武教授的话说）——深嵌在传统中国的历史和当代中国的改革实践之中。“维护”作为中国漫长历史的主题之一，意味着一项沉重的任务，即保持中国这一巨型国家统一完整，并且稳定和平。在传统中国，它强调的是中国历朝历代如何经受住外族入侵、征服和内部造反，而在当代中国强调的是中国政治领导在这么一种巨大和经久的努力中的坚毅、灵活和才干，亦即尽管有非凡的改革带来的巨大变动，但仍保持国家统一、政体稳定甚而社会繁荣。确实，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毛泽东时代经受长期教育和熏陶并且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经受重大折磨的一两代人，依然能进行创新性的调整以适应新的挑战，依然能在改革的同时维护中国的稳定和团结。对当代中国的政治领导来说，“维护”的基本含义之一，在于确保包括新疆、西藏和台湾在内的中国边疆地区经久处于中国之内。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怀疑在这方面他们的决心和中国人民给予他们的支持。

兴衰循环与审慎、忧患感、勤勉和创新精神

最传统的中国特性之一，是可称为“支配宇宙万物的生物式循环”的理念，加上它传统的政治版本即王朝循环理念，即政治成功和繁荣难以避免地继之以衰落或倾覆。对中国当代政治领导来说，这在他们的心中必定相当重要和适切，特别是考虑到他们自己在改革时代以前的不良治理中的个人经历，连同改革带来的困难的转变的话。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深刻认识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这一认识大大增进了他们的一种关切，即关切他们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多少裨益，从而大大增强了他们的警觉、审慎、忧患感、勤勉精神和政策创新精神，同时也使他们决心并真诚地向邻国和世界宣告永远不搞霸权主义，永远不试图恢复任何形式的“中华帝国”。在这一方面，特别意味深长和意义非凡的是，习近平主席非常铿锵有力地强调：“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骄傲自满，党不能骄傲自满，国家不能骄傲自满，领导层不能骄傲自满，人民不能骄傲自满。”

平等主义原则与等级次序必需

有一项既是传统的又是当代的中国特性，即平等问题上的某种“悖论”。虽然中国传统上一向是个等级制社会，有其关于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的不同的特权、权利和义务的观念，但同时也有一种含糊暧昧的平等成分，它出自相信（同样借用新加坡中国学权威王赓武教授的话）“正当性基于人们在特定时候和面对特定问题的情况下据此而平等的那种正义和公正”。这样的悖论依然以一种与此不同的形式深刻地嵌在中国当今的政治文化的内核之中。例如，“以人为本”对“官本位”。中国政府当今在人民中间的政治可信性总是使其不得不应付这种悖论，即“以人为本”意识形态对“官本位”政治文化。

甚至在当代中国对外政策中，这种平等主义与等级秩序之间的悖论也有它的对应物或类似物。一方面，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对外关系中的传统、原则和种种至关紧要的利益，中国差不多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提倡和实践一种国际平等主义哲学的大强国，这种哲学基于主权平等、不干涉和中国所称的国际政治生活民主化观念。然而另一方面，与中国的巨型规模和大国地位相符，也为中国的其他一些至关紧要的利益所需，中国有着大国外交。确实，在对其他大国的外交意义上的“大国外交”一语本身，很少见于中国政府的公开文件，有别于另两个用语或概念——“大国关系”或“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因为多少顾虑一项由来已久的传统外交信条，即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和外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的重心。然而，中国政府早已以一种被谨慎地表达但日益增长的自豪认识到，它必须操作“大国外交”战略，并且将恰当地处理“大国关系”当作中国对外政策的头等大事。要理解中国在处理如朝鲜、伊朗、缅甸、苏丹和叙利亚之类热点问题上的行为方式，就须把握这一复杂的彼此抵触的必需。

强调道德与“以义为利”和义利平衡

对道德的充分强调显然是中国特色的，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传统之中。当代中国政治领导对道德的强调既有其国内方面，也有其国际方面。与中国崛起相伴随，胡锦涛提出了“和谐世界”理念，最突出的是2006年4月在耶鲁大学的演讲。在其中，他强调传统中华文明的特征，即注重以民为本、自强不息、社会和谐和亲仁善邻，因而明白地示意了中国关于世界秩序的道德/政治理想。习近平以至少同样浸透中国优良传统价值和当代中国外交现实感的方式，强调中国对外政策要“坚持正确义利观，有原则、讲情谊、讲道义”。他在2014年7月在韩国首尔大学的演说中，宣告中国要“在国际关系中践行正确义利观。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他直接援引中国古语“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申明在国际关系中“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

国内关切优先、“战略保守主义”和坚持和平发展

人口多达13亿多的当代中国的对外政策有其压倒性的国内功能。事实上，完全可以从悠久的古老中国主流传统特别是“对外政策文化”主流传统中找到这一点的颇大部分渊源。中国的悠久政治经验内包括一种哲理性和现实感兼备的、集中致力于中国自身稳定和繁荣的“战略保守主义”，它完全契合关于华夏与远方“蛮夷”关系的儒家意识形态，同时在成本效益方面极为合算。这在新的当代历史条件下多少被有机地承继下来，大大有利于中国非常突出的经济成长和社会稳定成就，也大大促进了中国关于对外政策审慎的战略文化。

诚然，中国的强劲崛起，国内增长对外部资源迅速增大的依赖，西方强国影响力相对衰减带来的机会，还有更大的民族荣耀的天然吸引力，并非全无可能结合起来，这些导致对外态势的基本变化，使中国改变压倒性的国内优先惯例。然而，多年经验的审慎和耐心的战略文化，加上一个巨型发展中国家经久的国内任务艰巨性，特别是多达13亿多的巨量国内人口实现健康发展和生活幸福的艰巨性，依然并仍会将中国对外态势保持在“较温和的调整和有分寸的伸张”限度内。习近平主席宣告：中国“必须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中国人在两千多年前就认识到‘国虽大，好战必亡’的道理”，“我们要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这样的宣告既出自中国千年文化传统，也出自当代中国基本经验，其真挚和严肃无可怀疑。

“屈伸异变”：传统经验

东汉史家班固，曾以他的一则非常深刻和格外长篇的政治评论去结束《汉书•匈奴传》上下全篇，以比他古老得多的中国政治经验和他心目中的“现代”历史教益，论说对付“蛮夷”的合适的战略大方针。它大概是班固曾做过的最精彩的政治/战略论说，而其丰富和深切的基本思想当中，有一项是强调大方针应当是混合的和情势性的，内含合适的种种“硬”“软”成分。用他的话说就是：

久矣，夷狄之为患也！故自汉兴，忠言嘉谋之臣曷尝不运筹策相与争于庙堂之上乎？……人持所见，各有同异，然总其要，归两科而已。缙绅之儒则守和亲，介胄之士则言征伐，皆偏见一时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终始也。

整个汉初约70年的漫长的历史经验必然是复杂、能动和情势性的，“旷世历年……有修文而和亲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诎(屈)伸异变，强弱相反”（《汉书•匈奴传》）。

大战略从来就应当是“屈伸异变”和与时俱进的。多少类似于汉初“战略和亲”与“战略克伐”的交互运用，我们正在目睹“战略军事”（strategic military）与“战略经济”(strategic economy)的合成实践。这指的是一个很重大的最新事态，即中国对外战略看来正发生急剧且更积极的变化或是“优化”。越来越清楚，中国在亚洲和西太平洋地区的地位在不断提升，影响力也在逐渐增大，而习近平主席对此怀有较高期望。从中长期说，此消彼长，美国在该区域近乎支配性的优势也难免逐渐减少。

增进中国在亚洲和西太平洋地区的权势影响甚或主导作用，这就是愈益清楚的中国对外政策一大目标。服务于这一目标的主要政策工具，可以说有两大类：“战略军事”和“战略经济”。粗略地说，十八大以来中国主要使用的是广义的“战略军事”，它集中体现为中国对美战略/军事竞争和对立、中国与日激烈对抗、中国在南海和东海争端中的强硬态度以及相伴的密集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它们推进了中国的“硬权势”，但多少妨碍了中国的国际“软权势”，同时伴有显著增进了的冲突风险。因而，很可能从现在开始，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主要使用基于中国巨大经济金融实力和更广泛外交的“战略经济”。以北京APEC会议为最主要标志的一系列事态，令人强烈感到中国对外战略的这一重大变化。考虑到2014年10月和11月分别与日本和美国达成的重要的安全协议——中日“四点共识”和中美防止双方军舰军机冲撞协议，事情就更是如此。

因此，大致可以预料，未来一个时期内，中国与美国及其战略伙伴（首先是日本）的战略竞争和对立，很可能将变得不那么激烈。无论如何，对所有有关方面来说，从“战略军事”为主转至“战略经济”为主的前景，将把亚太区域的地缘政治竞争推向复杂化，并且使美国更难应付这一竞争。中国在战略性外交方面的颇大一部分任务，是要在广泛强劲而又细致审慎地推进“战略经济”的同时，进一步从强度和频度两方面适当地缓解周边政策中的某些强硬甚而超强硬方面，争取有分寸地减抑某些邻国的疑惧甚或惊惧，从而大大减小甚或杜绝给美国提供的客观的便利，争取不让美国塑造和加固旨在防范、钳制和抵御中国的某种战略“统一战线”。

“中国特性”与国际共赢:“强大的中国,羸弱的中国”

有一项中国特性，是中国当代领导坚信中国特性本身（“中国国情”），坚信它们对从事“维护”、改革和发展的压倒性的重要性。可以说，这一坚定信念就是当代中国的一项最根本的意识形态。在这个关键的方面，毛泽东在很大程度上做了准备，靠的是他坚持、倡导和教诲根据中国的特定国情决定中国革命的战略，坚持抵制共产国际及对其言听计从的中国代理人将革命“普遍主义”加诸中国共产党。这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巨大意义，而且在中国千年思想史和精神史方面有巨大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依据中国国情和依靠自主实践，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成功恢复了中国自信——在当代西方早先的耀眼成功（那导致西方许多人以为“历史终结”）面前的自信。这自信的对外政策含义可以相当间接，但它的影响无论如何将是多方面的和最终强有力的。

然而，当代中国在坚持自身特色和自主道路的同时，越来越注重发现和发扬中国诉求与外部世界的广泛取向甚或普遍期望的共通性，越来越注重扩大国际共同利益和增进国际共同努力。不仅如此，审慎，甚至上面说的“支配宇宙万物的生物式循环”理念，已经是决定中国当今对外政策方向的一大常在要素。当代中国领导人念念不忘的最大、最悠久的中国特性之一就是“强大的中国，羸弱的中国”。中国在拥有很可能非常辉煌的前景的同时，将面对未来重大和严峻的挑战。最基本的挑战，依然是中国辽阔的幅员和巨大的人口：这是中国的国内任务、世界地位和对外政策形势的最大常数。中国若能持久成功地应对这一挑战，世界就将因此享有巨大的裨益。不仅如此，无论是在传统中国，还是在现代、当代或未来中国，这辽阔的幅员和巨大的人口，总是中国力量的根本源泉和中国自豪的重要依据，也总是中国相对艰难的一大缘由和中国经久奋斗的常在鞭策。中国不易，但中国必成。

时殷弘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2011年初起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参事。1992年10月起领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从事国际关系理论思想、国际关系史、战略理论和战略史、当代国际政治、东亚安全、中美两国对外政策研究。已出版个人著作16部，包括《对外政策与历史教益》《现当代国际关系史（从16世纪末到20世纪末）》等。此外已出版译著18部，发表学术论文和评论570余篇。已发表的论著中许多有较广泛的国内外影响。

《俄罗斯森林》一章题图 ，版画作者老言。

文摘③ 普京与俄罗斯的“强国梦”
姜毅

2012年，普京自信满满、雄心勃勃地重回克里姆林宫，开始了他第三个总统任期。在那被视为新时期政纲的七篇竞选文章中，普京向民众和国际社会再次描绘了宏伟蓝图，立誓将俄罗斯带进新强国行列。

毕竟，有了前两个任期在政治、经济、社会、外交方面取得的成功作为基础，有了不断累积的国内人气和支持率，还有了“轻易”击退2008年金融风暴和2009年经济短暂停滞的经验，更有国际格局在金融危机后重新调整、西方霸权衰退的大环境，普京及其伙伴们似乎有充分的理由续写辉煌。

然而，撇去浮在表面的现象、官方的言论和雄心，可以清楚地发现，俄罗斯面临的问题比之前十年不仅不轻松，反而更加复杂。进入60岁的普京远不如50来岁那些年“走运”，尽管他的承诺和抱负比前十年气壮得多。

经济结构难以改善

首先当然还是经济发展的途径。2000年后十年增长的基础并不牢固，依靠资源出口的发展模式“内虚”严重。尽管政府早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普京早在第一任期初始就表示要改变经济形态、调整经济结构，但十多年过去，当初的规划基本停留在纸面，结构调整看不到改善的迹象。

导致转型步履蹒跚的根源是发展战略依然以“赶超”为指导思想。急切地期望迅速提升宏观经济指标以证明政权的正确和高效、满足社会的强国心态，就很难集中精力于调整结构、营造创新环境这类“慢工”，也很难容忍依靠能源取得的主要统计指标看起来不美。

与这种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紧密相关的，就是出现了“旧”的、“传统”的东西恢复的迹象：行政介入经济运行、政府较多参与社会活动、垄断排挤竞争、权力取代规则。政府控制社会的能力加强了，但政府适应市场经济的职能却未见明显改变，政府的服务性未见明显提高。可以说，俄罗斯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政治和社会问题。

更为复杂的是，在世界经济形势存在着一些不确定因素的背景下，在页岩油气与传统能源博弈的国际能源格局下，曾经推动高速增长的引擎几乎失效，新的赶超动力源何在？

如此看，普京重归之初宣称的五年内要使经济总量跻身世界前五强、六年内保证年均4%~5%的发展速度、营商环境从第98名飞跃进前20名等承诺，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至于所谓“打造国际金融中心”“使卢布成为国际货币”更是在汇率的“跌跌不休”中化为遥远的梦。

外交事务一团乱麻

外交事务一直是普京吸引人眼球的舞台，却也是他兑现强国承诺无法绕过的“坎”。过去十年里，俄罗斯变得更加强大和自信，但面临的挑战依然十分严峻。

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导致俄罗斯与西方关系跌入冷战后新的低谷。俄西关系全面倒退的根源是西方不断扩张势力范围、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然而从乌克兰危机演化过程中也可看出克里姆林宫政策情绪化的成分。从与西方长期竞争的周期看，在克里米亚和乌东问题上的“绝地反击”很可能只是战斗或战役的收获，未必是战略的成功。

其一，过去一年俄罗斯与西方在乌克兰的较量充分显示了双方在地缘安全和地区结构安排上的根本矛盾，各方都把“对手意识”“绝对安全诉求”、强权政治等冷战对抗手段发挥得淋漓尽致，双边关系再次笼罩起相互对立和不信任气氛，安全防范和军事对峙也将成为双方重要的互动手段。西方历史上的“恐俄”心理重新抬头，又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支撑西方政治势力“遏俄”“防俄”政策的社会基础。俄罗斯的安全困境问题再次成为外交事务的头号难题。

其二，外部环境的恶化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发展的困难，俄罗斯与西方较量的一些弱项和短板已经逐步显现，也必然会耗费俄罗斯相当的精力和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对其集中力量于内部发展产生牵制。外交活动的中心不仅是“导弹”，更要为国内现代化创造条件，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民族主义可以成为团结国民的武器，但不是消除一切威胁、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国家不可能在对外“龇牙咧嘴”的同时，集中精力于内部建设。事实上，普京也不可能同时打内外两场“进攻战”。未来几年，经济发展显然要让位于克服危机，普京在2012年承诺的体制改革、社会改革也会因为防备“颜色革命”而搁置。

新“大帝”还是新普京？

经过多年精心打造、完美公关，“硬汉”普京被塑造成上天驾得战机、下海探得宝藏，能驭烈马、可捕猛虎，揽全局执掌国玺、懂经济统领内阁的形象。许多俄罗斯人确信，没有他做不到的，他不仅是能引领民众走出困境的摩西，更是能再造“帝国”的彼得。这也就难怪在几次大选中，“跟着普京，就是跟着胜利”成为执政团队主要的竞选口号，总统办公厅副主任沃洛金也毫不掩饰地说，没有普京就没有俄罗斯。

几百年来，俄罗斯多次出现过或因个人而辉煌、或因个人而衰微的历史。无疑，从个人魅力、社会认可度、政治力量基础、执政理念与其他势力的交叉度等方面看，普京仍然是俄罗斯“光荣与梦想”的符号。然而，断定期待“好沙皇”、偏好集权专制是“俄罗斯民族文化特性”，并以此来解释似曾相识的“英明领袖”“民族救星”等颂词何以再现，难免陷入历史宿命论，也是对俄罗斯人追求进步与文明的漠视，似乎也不符合普京政权否认“倒退”、坚持民主的政纲。

对普京的痴迷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俄罗斯社会的情绪和需求，这就是让俄罗斯成为一个世界上强大和占据中心位置的国家，一个“没有它的参与，世界上多重要的问题也解决不了”的国家。对普京的痴迷与其说是俄罗斯人对权威的崇拜，不如说是面临困难和外部压力时的精神寄托。普京让富有强国情结而又一度被压得抬不起头的俄罗斯人，至少在心理上、气势上得到了“宣泄”。这也就是为何2014年卢布连续暴跌反而使其支持率不降反升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今天的俄罗斯所处的环境与2000年时相比已有较大的变化，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转变为如何保证稳定、持续的增长。如果说恢复秩序、实现稳定是当年第一位的要求，那么改革和创新就应该是现在的主要课题。在俄罗斯建设新政治社会体制二十年后，众多民众期待的是民主政治发展向前进，而不是停滞或后退。如此，将国家的希望高度寄托于个人既不符合时代潮流，又具有太多不确定因素。曾经由各种有利主客观因素支撑起的“普京光环”的能量还能持续多久？普京之后又如何？

其实，2011年和2012年两次惊心动魄的大选、2013年发展的瓶颈都已经传递出非常明显的信号——2014年因“收复失地”和外部压力制造出的民族主义兴奋点只是暂时冲淡了这个信号。这个信号就是：社会需要出现一个新普京，一个对自己进行改革的普京。

俄罗斯是否需要新“大帝”的命题其实应该这样理解：到底是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大帝”，还是为了固化体制、稳定政权打造“大帝”？

姜毅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俄罗斯研究中心秘书长，曾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外交》主编，《新世纪的中俄关系》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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