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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理论大纲》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理论体系奠基性著作
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经典佳作
“实践理论”概念首先在本书中提出

版权信息
书名：实践理论大纲
定价：68.00元
作者：[法]皮埃尔•布尔迪厄
译者：高振华 李思宇
书号：ISBN：978-7-300-23646-9
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年01月
开本：32开 148*210
字数：28.7万
装帧：布面精装
类别：社会学-科学实践
中图法分类：C91-03

读者对象
社会学爱好者、社会调查学习者、法国哲学爱好者、布尔迪厄研究者

关键词
布尔迪厄、社会学、实践理论、制度与时间、个人与社会

本书特色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理论体系奠基性著作：布尔迪厄在《实践理论大纲》中首次提出了“实践理论（Theory of Practice）”这一概念。作为布尔迪厄学术生涯早期的著作，作品记录了布尔迪厄理论体系中的核心理论的最初形态，见证了布尔迪厄在建立玩呗的理论帝国之前的修炼和“原始积累”。

内容简介
《实践理论大纲》是布尔迪厄理论体系的奠基性著作，实践理论（Theory of Practice）这个概念，就是布尔迪厄首先在这本书中提出的。

布尔迪厄的理论思考与创建，来源于50年代他在阿尔及利亚所获得的田野调查材料，通过对当地居民婚姻策略、仪式行为、神话的地位等问题的深入细致考察，布迪厄描述与分析了社会文化结构因素如何内化为行动者的个人秉性，提出了有关制度与实践、个人与社会、认识论与谋略、符号与社会场域辩证关系的基本观点。从此，布尔迪厄开始了对以往结构主义的超越，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实践理论视角。

作者简介
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年8月1日—2002年1月23日），当代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思想家和文化理论批评家。1954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1956年应征入伍，在阿尔及利亚服役两年。1964年回到巴黎，于1975年创办《社会科学研究行动》（Actes de la recher- che en sciences sociales）。1982年成为法兰西学院唯一的社会学教授，社会科学高等学院（E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学术总监。主要著作有《实践理论大纲》《艺术的规则》《帕斯卡式的沉思》《男性统治》《区隔》等。

章节目录
第一部分 卡比尔民族学研究三种

前言
第一章 名誉的含义
挑战与反击的辩证关系
名誉点和名誉
名誉观的“精神”

第二章 翻转的房屋或者翻转的世界

第三章 作为意象与意愿的亲属关系
亲属关系的意象与意象的亲属关系
用途、符合与符合的用途
集体信仰与虔诚的谎言
通常与非常
婚姻战略和社会复制

第二部分 实践理论大纲

前言
被观察的观察者
三种理论知识模式
结构、惯习与实践
结构的身体化
规则的错觉
作为尺度的身体
时间的行动与行动的时间
象征资本
附件经济实践与时间倾向性

主题与名词索引
本书作者其他著作
译后记

精彩样章

文摘①
序

于1972年出版的《实践理论大纲》（以下简称《大纲》）见证了布尔迪厄特有的理论结构，特别是早期出现在他的著作中的惯习概念。在布尔迪厄自己看来，这本书是“一部更加全面、更加完善的著作的前期草稿”。事实上，他十年后正式改写《大纲》，出版了《实践感》这本在他看来最能体现自己思想的著作（Bourdieu，2010：263）。其后，布尔迪厄再一次在《帕斯卡式的沉思》（1977）中更加清晰地阐释了《大纲》和《实践感》两部著作中已经初见端倪的一整套人类学理论。

这里不是重新建构整个实践理论社会起源的地方，不过我们可以在这个方向上指出两个可能的进路。卡特琳•科利诺特莱纳（Catherine ColliotThélène，2006）曾努力证明了“布尔迪厄理论的德国起源（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在同一视角下，吉塞勒•萨皮罗（Gisèle Sapiro，2004）分析了惯习理论的形成过程，并展示了布尔迪厄如何在自己的论述中与萨特、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和戈夫曼（Goffman）划清界限，而接受并融入了莫斯（Mauss）、帕诺夫斯基（Panofsky）、韦伯（Weber）、卡西尔（Cassirer）、乔姆斯基（Chomsky）等的理论。两位学者在她们的分析中都强调了源流和其他理论的影响。但正如路易•品托（Louis Pinto，1998：72）提到的：“我们承认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的重要成果之一便是使人们领悟到理论化工作中的实践层面的意义，此时为这一理论描绘一幅纯理论的图景”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在《实践理论大纲》（以及与此书同时出版的卡比尔民族学三种）中，理论的构筑产生于对经济活动、婚配嫁娶和卡比尔农民的日常惯例的观察。有一种虽然有些夸张却也不失为事实的说法认为，布尔迪厄（2003：6）“曾习惯说，事实上，在这些调研中他已经搜集到了全部资料（tout trouvé）”。在强调调研在理论建构中的重要作用的层面上，阿兰•阿卡尔多（Alain Accardo，2011：6271），作为布尔迪厄和萨亚德在阿尔及利亚调研工作的参与者，认为卡特琳•科利诺特莱纳提出的“布尔迪厄理论的德国起源”这一论调没能抵御住“重回哲学老路”的诱惑（在这里他并非质疑布尔迪厄铸造的社会理论图景受到德国现象学的影响），此外他强调，在他看来，“对于布尔迪厄来说，为他的理论发现带来启示或起催化作用的，更多的是阿尔及利亚战争，而非制度哲学这一歧途”。与此同时，路易•品托（1998：38）强调在布尔迪厄的一生中阿尔及利亚这段经历作为一个节点的重要性。他写道，这段经历的重要性体现在“发现与哲学家不同的研究课题和不同的视角”，而且他重申布尔迪厄这一努力是有损哲学家的尊严的，因其“不仅当认定哲学的统治地位的哲学家们致力于阅读不同文本或以不同视角审视经典文本时，暗示了与‘田野’（terrain）上的实际情况做对照的重要性，而且他无限期地推迟了使得贴着理论标签的生产活动可被接受的，证明其超越前者的哲学论述”。这场关于实践理论精神来源的争论可以到此为止，但我们要强调针对阿尔及利亚社会的调研和布尔迪厄在卡比尔实地调研中的操作方式（modus operandi）对于这一理论的影响，以及需要说明引导着这些调研工作的一系列问题来自布尔迪厄所接受的哲学训练。换句话说，如果说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确实借鉴了现象学，并且它确实是社会学的欧洲传统——马克思、韦伯、涂尔干、莫斯——的继承者，同时还是列维斯特劳斯用其著作辩证地反对以让保罗•萨特所代表的“全能知识分子”形象（Bourdieu，1980：8）为标志的50年代法国学术圈的产物，那么这一理论也是一种根植于经验研究的“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而其最初的样子就是布尔迪厄（2002）在贝阿恩省（Béarn）和卡比利亚地区之间奔波所做的实地调研。如此说来，我们大概应该阐明这一关于社会世界“非理论化关系”的理论，得益于“对结构主义人类学暗含的伦理学立场和学者与其研究对象之间高高在上的、保持距离的研究关系的深刻拒斥”（Bourdieu，1987：31），而这一拒斥本身来自布尔迪厄融入社会世界的实践，来自他对各种形式的唯智论（intellectualisme）的批判，来自其在现实主义视角下对贝阿恩和卡比尔农民们生活条件的深入了解。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在布尔迪厄（1980：n2，89）看来，惯习概念，加上习得的、永久的、可延展的倾向性体系组成的整体，是史上对这一概念的所有用法，而其最有价值的地方莫过于它通过移除错误的问题和错误的答案而产生更好的提问方式和更好的解答方案，以及揭示由此产生的学科上的困境”。实际上，他旨在对反复出现的、或多或少相互可重合的一些理论取舍做切割，如瓜分着社会学思考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决定论和唯智论、目的主义和机械论、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等。因此，大部分惯习概念所针对的旨在使得理论取舍的两方更加对立的批评，都通过不厌其烦地“回到”（其实更应该称作退化到）叙述、行动者和主体等，使得对于知识积累的期待落空。

为确定观点之便，我们可以记下布尔迪厄在《大纲》（Bourdieu，1972：256）中提出，并在《实践感》（Bourdieu，1980：8889）中再次强调的惯习概念的定义。其中，他仅仅用一句话就贯穿了至少四个分析框架：作为结构的产物的惯习、作为传播理论框架的惯习、生成实践和策略的惯习和作为实践统筹的惯习。“建构了一种特殊类型的环境的结构（大致上就是作为一个阶层存在特性的环境的物质前提），以及可以通过规律性与社会性建构的环境之间的联结方式来理解的结构，两种结构一起生产的便是惯习，也就是一种可持续的倾向性组成的系统，结构化的结构作为具有结构生产特性的结构来发挥作用，也就是说一个衍生出实践和意象并使其结构化的原则，同时可以客观地使它们‘有规矩’（réglé）和‘有规律’（régulier），而不需要向规范屈服，这些结构客观适应其本身的意图而不需要有意识地以针对一个目标并为此迅速掌握必需的运作方式为前提，因此，它们在没有指挥组织的情况下整体协调起来”。

正如弗朗索瓦•埃朗（Franois Héran，1987）所说的，布尔迪厄给定的惯习的定义中，大部分以“双连画（diptyque）的形式把这一概念的被动和主动、之前和之后两方面相互重叠”。正是这样，通过“把被动转化为主动”，“惯习被视作把外在世界内化并使内在世界外化的场所”（Bourdieu，1972：256），“被视作生产了生产者的产品”（Bourdieu & Passeron，1970：248），“根据历史衍生出的模式，生产了个人和集体实践，也就是生产了历史的历史的产物”（Bourdieu，1972：277），“是一个被简化为它所拥有的、它曾经是的或者它使得其他事物拥有的存在”（Bourdieu，1980：282），“结构化的结构作为具有生产结构能力的结构来发挥作用”（Bourdieu，1980：88），“持续存在到当下，并将在未来中延续的过去”（Bourdieu，1980：91）等。在承认第一个部分（社会化）和第二个部分（实践）之间的关系并非时间顺序而是辩证关系的前提下，我们可以梳理作为传播模式的惯习的 “外在的内在化”和“内在的外在化”两方面的特性。并不存在两个时段，一个用于倾向性的内在化，而另一个紧随其后，用来实践（虽然童年早期和最初的社会经验看起来像是原始积累，是“最初惯习”的内在化过程）。外在化经历的内在化和内在化经历的外在化是同时发生的。所有的经历都同时是外在的内在化，也是内在的外在化。
热拉尔•莫热（Gérard Mauger）
2016年4月于巴黎

文摘②

告读者
当1972年这本《实践理论大纲》出版时，布尔迪厄已经出版了不止一本书了。后来成为经典的《继承人》［与帕斯隆（JeanClaude Passeron）合著］已经于1964年出版。《阿尔及利亚的社会学》《工作和工人》和《失根》三本中描述的20世纪60年代的阿尔及利亚，对于布尔迪厄来说，不仅仅是一个他曾经学习的地方，也是他的思想经过验证逐渐成熟的地方。今天来重读《实践理论大纲》这本书就可以体会到这一点。本书的第一部分，也就是卡比尔民族学研究三种，写于60年代中期，有着与民族学既成制度的决裂所必需的自由和大胆的精神，并以经验的方式系统地批评了当时在巴黎知识分子们心中有着至高无上地位的结构主义。

一个与“学科之王”——哲学——保持距离的年轻人，在阿尔及利亚的冲突中看到了前进的方向。 正是在这里，作为民族学家，而后作为社会学家的“使命感”生根发芽。在支持独立事业的同时，人们应该竭尽全力地理解并尽可能地让更多人理解这一支离破碎的社会的悲剧，而不仅仅是狂热地在政治上无条件地支持。我们在政治上还能听到一些抗议的呼声，但是知识界的辩论却被禁锢在由马克思主义、现象学和结构主义组成的排他系统中。因此，正是在这片动荡的土地上，在知识界的论战氛围中，布尔迪厄通过对卡比尔人的亲属关系、经济和仪式的研究，建立了其主要概念以及他对于社会世界的理解。这一理解逐渐形成了《实践理论大纲》一书，这是在方法论和问题意识上的首次总结；在这里，我们还能看到他为摆脱既定思维而做出的努力，这一努力在八年后被系统地整理为《实践感》一书出版。
1980年《实践感》的出版并没有使这部1972年的作品显得过时。今天再次出版这一作品不仅提醒人们阿尔及利亚在布尔迪厄思想中的重要地位，而且它作为布尔迪厄的作品本身的重要性也使再版成为必要。这部作品要展示的并不是深层的统一性（在《回答》《实践理性》和《帕斯卡式的沉思》已于近日出版的今天，已经没有这个需求），但是，从更深层面上来说，这部作品在我们看来是批判态度的基石，更是对人类社会的观察视角的一次革命，其出版可以使更多人了解这部作品。对于年轻一代来说，这部作品在今天仍然可以很好地发挥方法入门的作用。最后，这部作品可以通过为自己解释，和其他文章一起，或者通过反对，或与其他文章相结合，描绘自己的思路。总而言之，这是避免“忘本” 的一种方法，而一直以来起源（genèse）对于社会学家都是十分珍贵的主题。

在历史学科向行动理论转向，人类学家以世俗的实践经验视角来重新发现仪式和传说，经济学家感觉到与人类学家结盟的必然性的今天，重读《实践理论大纲》的意义之一是重新感受这一作品一直以来不为人知的影响，而作品本身今后也必将在人文科学的中心位置上有其一席之地。

理查德•菲吉耶（Richard Figuier）

文摘③
译后记

译后记

《实践理论大纲》是布尔迪厄学术生涯早期的一部著作，其中收录的卡比尔民族学研究三种，更是其“原始积累”阶段的结晶。在整个翻译过程中，除了原作者佶屈聱牙的措辞和繁复的句式对我们提出了挑战外，最大的压力来自这本著作在布尔迪厄整个学术生涯中的重要地位。虽说这本书不是布尔迪厄最经典的作品，但它却是可以回答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从何而来这一问题的重要著作。其重要地位主要是由本书在布尔迪厄学术生涯中的特殊位置决定的。具体来看，原因如下。

第一，这一著作产生的时间是布尔迪厄人生和学术生涯的重要转折期。1956年，26岁的布尔迪厄第一次踏上阿尔及利亚的土地，一年的兵役加上两年多的研究让这片土地成为他人生和学术生涯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地域。走出国门的布尔迪厄不仅从此抛弃了作为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生的“统治阶级”视角，并且放弃了在法国学科地位最高的哲学博士的研读，继而转向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调研。一个在巴黎古老的图书馆中研读经典的年轻学生形象从此被打碎，而另一个穿梭于山间地头、与阿尔及利亚农民同甘苦的田野调查者形象逐渐树立起来。

第二，《实践理论大纲》（1972）见证了布尔迪厄在建立完备的理论帝国之前的修炼和“原始积累”。本书的两个部分——更多以经验研究为主导的卡比尔民族学研究三种和其后主要是理论阐发的实践理论大纲，从一切社科研究中的两个出发点（经验材料和理论储备）出发，展示了他将两者相结合，在行文中穿插编织的初步景象。经典的著作总是能让人震撼于作者的睿智和深邃，而“前经典”著作更能使读者看出作者的思考与研究过程。来源于同一段经历的一系列作品，如《阿尔及利亚的社会学》（1958）、《阿尔及利亚的工作与工人》（1963）、《阿尔及利亚60：经济结构与时间结构》（1977）、《失根：阿尔及利亚传统农业的危机》（1977）都仅限于关注阿尔及利亚社会。而本书却展示了经验研究和理论建构两方面的内容，是第一部关于阿尔及利亚这段经历的综合性研究成果。在理解布尔迪厄这段学术经历上，它有着其他著作难以取代的作用。

第三，这本书记录了布尔迪厄理论体系中一个核心理论的最初形态。如果说《实践感》是理解布尔迪厄核心理论的经典著作，那么《实践理论大纲》则可以说是帮助理解《实践感》的教辅，或者是帮助读者了解《实践感》来源的一本说明书。关于实践理论的三本大部头著作——《实践理论大纲》（1972）、《实践感》（1980）、《实践理性：关于行为的理论》（1994），一方面体现出实践理论在布尔迪厄理论体系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从侧面显露出该理论对于读者来说不易理解的困境。三部著作中，《实践理论大纲》所展示的，是理论抽象程度和完整性还未达到作者理想状态，理论思考与经验材料之间的距离还不是那么远的一个临时版本。可能正因如此，对于读者来说，这一版本更容易使人理解其经验来源，也更容易为人所接受。

最后，不得不提的便是这一著作构建的布尔迪厄的核心概念之一：惯习（habitus）。惯习、资本（capital）和场域（champ）被认为是支撑布尔迪厄整个理论体系的三大支柱。而惯习更是他最得力的武器，他以此向他批判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二分法发起挑战。对于这一概念的表述也成为“布尔迪厄式语言”的经典范例：惯习“是结构化的结构作为具有结构生产特性的结构来发挥作用”。每当学者们引用这个乍一看逻辑缠绕、佶屈聱牙的“咒语”时，都相视而笑，心领神会。该句结构上的对称美很难翻译出来，我们给出的译法也值得商榷，但这种句式上的美感和此概念在学术上的实用性使得这一概念成为经典。这一在《实践感》中被正式提出的句子的前身正藏在《实践理论大纲》这本书的核心内容和精华之中，从这里我们能看到一个经典概念的打磨过程。

这一对布尔迪厄学术生涯和其著作的简短描述，不无布尔迪厄口中“传记性幻象”（illusion biographique）的色彩，也就是在描述人的一生时，从终点出发，来证明其整个人生道路的直线性和正当性的认知错误。但阿尔及利亚的经历、实践理论和惯习概念的重要性不仅仅是作为读者的我们建构出来的“布尔迪厄的人生转折”“布尔迪厄的理论精髓”，也是他自己在不停出版关于这一经历、这一理论和这一概念的著作的同时，自主地在自己人生道路和学术生涯中标识出的里程碑。作为先于大多数中国读者阅读该作品的译者，揭示并解释这一作品的重要性是我们应该履行的义务。

为本书作序的热拉尔•莫热先生，作为布尔迪厄的合作者，对其著作和为人都有着长期而深入的了解。《环球百科全书》在法国被视作最权威、最学术的法语百科全书，其中皮埃尔•布尔迪厄词条的作者便是莫热先生。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长期任教期间，他为传播和帮助理解布尔迪厄的理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莫热老师在学校里虽然不直接教授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却在如“社会学调查”这样的基础课上时刻贯穿在实践理论指导下经验研究者应该采取的态度和方法。笔者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这一深受布尔迪厄影响的环境中，不仅加深了对其理论的理解，更逐渐内化了 “实践化”理解其理论的重要性。

除了对布尔迪厄理论的深刻理解，对后辈热情的帮助也是继承自布尔迪厄的传统。莫热老师曾提起他与布尔迪厄的相遇。在刚刚看到《区隔》（La Distinction）一书出版时，他就被布尔迪厄提供的理论工具震撼，在完全不认识布尔迪厄的情况下，把自己即将出版的论文发给了布尔迪厄。就这样，他在法兰西学院布尔迪厄的办公室第一次见到这位已经被视作大师的学者。在莫热先生自己的教学中，他面对后辈亦是充满热情和责任感。我曾师从于莫热老师，每每想起他对布尔迪厄理论阐释的深入和令人信服，以及他对于学生一视同仁的热情帮助，我都觉得这本书不仅是我翻译工作上的第一次历练，更是我在吸收了各位老师智识上和精神上的丰富营养后理应做出的回馈。在本书中，各位读者也可以看到，莫热老师凭借着自己对布尔迪厄理论的娴熟掌握和深刻见解，在序言中向中国读者介绍并解释了本书理解上的难点和书中的精髓。

这次的翻译工作是社会学专业和法语专业两名译者的第一次合作。虽然从搭配的角度来看较为合理，但在具体工作和分工中还是遇到了很多两个人都觉得难办的情况，本书的翻译出版要归功于承担了本书主体工作的高振华学长长期不懈的努力。作为两个年轻的译者，我们翻译这本书时的年纪大概分别是布尔迪厄进行这些研究时和出版这本书时的年纪。由于年纪和经验所限，读者不难看出翻译手法上的生涩和对布尔迪厄理论理解上的不成熟。加之《实践理论大纲》本身作为一个“草稿”的理论地位，拿起这本书的读者可能很难大快朵颐，痛快淋漓顺顺当当地满足自己心底求知的渴望。对此，我们首先要向读者们致歉。书中翻译上的失误或理解上的偏差，还望有机会可以和有心的读者们讨论。在具体文本上，我们文责自负，虚心对待读者们提出的所有意见和建议。

李思宇
2016年5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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