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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未名湖畔大师谈（下▪访谈）
书号：978-7-300-24032-9
作者：陈永利 主编  
策划编辑：杜宇峰                                                     
责任编辑：施洋
页数：407
装祯：平装
出版时间：2017-07-19
定价：39元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本书卖点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展开本书，费孝通、陈平原、汪丁丁、葛兆光、曹文轩、杜维明、楼宇烈......长长的名单背后，闪烁着思想与智慧的光芒。
24位大师领你听完北大30多年人文讲座精华，培养人文素质，拥有广博知识，提升优雅气质，让你离“博雅”更近一点。

◆ 读者定位
一般大众、文史哲爱好者

◆ 作者简介
主编 陈永利，副教授，北京大学团委书记、学生课外活动指导中心主任，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 练计划专家，北京高校首届十佳辅导员。1997年保送进入北京大学，2004年7月研究生毕业留校工作，先后担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团委书记、党委副书记、北京大学学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主任。曾发表、编写大学生职业规划及青年发展指导论文、著作30篇（部），长期讲授《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课程，承担十余项国家部委和省市主管部门研究课题。

◆ 内容简介
本书精选了三十多年来北京大学邀请的诸多国内外知名学者的访谈及演讲，作者均为社会科学领域的泰斗级学者，如费孝通、陈平原、汪丁丁、葛兆光、曹文轩、杜维明、楼宇烈等，内容涵盖对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探讨、反思和前瞻性指引，具有极大的人文启蒙功能和文化传承价值。大师们深入浅出的讲授风格也使得本书具有极强的可读性和趣味性。本书有助于提高人文素养，有助于培养具有广博知识和优雅气质的人，有助于摆脱庸俗、唤醒卓异。

◆ 简要目录
人类学与文化沟通
——访费孝通等五位东亚人类学家 /
电影史的文化和精神反思及其他
——访戴锦华女士 /
个人写作，但是在个人与世界之间
——访肖开愚先生 /
返本续慧命
——访蔡仁厚先生 /
学术史•学术转型•北京大学
——访陈平原教授 /
在哲学和经济学之间
——访汪丁丁先生 /
价值形而上学•儒学•新儒学
——访黄克剑先生 /
自由主义与中国政治
——访李强先生 /
海外与中国
——访刘东先生 /
探寻文学的诗性之灯
——访吴晓东教授 /
重写思想史
——访葛兆光先生 /
知识分子与中国镜像
——访王岳川先生 /
“因果现实主义”基础上的社会科学研究
——访丹尼尔•利特尔（Daniel Little）教授 /
回归语言
——访董强先生 /
坚守文学性
——访曹文轩教授 /
法人类学的解释与延伸
——访朱晓阳先生 /
迫力下的社会科学需要诙谐
——访王铭铭教授 /
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访杜小真教授 /
读书与研究 /
经典阅读与生命关怀
——访杜维明教授 /
传统文化的误读与重建
——访楼宇烈教授 /
从实求知与民族情怀
——访马戎教授 /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访储槐植教授 /
在学术与生活，博雅与专精之间
——访吴飞教授

◆ 上架建议
人文通俗读物

◆ 书摘
经典阅读与生命关怀
　　——访杜维明教授
　　
［学者简介］
杜维明，祖籍广东南海，1940年生于云南省昆明市。1961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后获得哈佛-燕京奖学金赴美留学，在哈佛大学相继取得硕士、博士学位，1976年加入美国籍。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分校，1981年始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并曾担任该校宗教研究委员会主席、东亚语言和文明系系主任。1988年获选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自1996年开始出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至今。1990年借调夏威夷东西中心担任文化与传播研究所所长。2010年被北京大学聘为人文讲席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此外，他还担任长江商学院名誉教授、长江人文委员会主席。杜维明教授是现代新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当代研究和传播儒家文化的重要思想家。代表作有：《中与庸：论儒学的宗教性》《行动中的宋明儒家思想：王阳明的青年时代（1472-1509）》《仁与修身：儒家思想论文集》《今日的儒家伦理：新加坡的挑战》《儒家思想——以创造转化为自我认同》《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儒家自我意识的反思》《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文化中国的认知与关怀》等。
问：杜先生，祝贺高等人文研究院在您的主持下迅速运转起来。据我们所知，在明年春季学期，高研院将开展一系列的经典读书会。这对传统文化在北京大学的复兴来说无疑是一桩盛事。《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希望就此对您进行一次釆访。为了培养一批成功的导读者，您在12月份开设了4个导读培训课程。高研院成立以来的第一个大规模活动就是有组织的经典阅读。请问您是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呢？
答：这关乎着我们大学教育的性质问题。美国精英型的本科生文理学院，规模非常小，但是教师和学生的质量都很高，学生大概不超过两千人，哈佛就是其中之一。按我们今天的说法，大学教育应该是纯粹的博雅教育，台湾叫作通识教育，或者说素质教育。这个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一个人的全面的发展，特别注重人格的发展。在这些大学里教学的教授以教书为主，研究为辅。通识教育的核心就在于阅读经典文本，逐字逐句地阅读。通识教育不像理工科那样能带来立竿见影的收获，更不可能像商学院那样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但是通识教育的影响力是不可小觑的。有人做过一个统计，美国最杰出的那些大学的研究生多为政治领袖、企业领袖、媒体领袖，还有医生和律师。30个精英学院的毕业生占的比例是非常高的。特别是和他们学校的人数相比，2 000名学生中可能就有1 000人成为美国的精英。
我有一个朋友，是耶鲁大学最杰出的博士，但他没有去别的大学做研究，而是去了这样一所学院教书，全部的精力用来教书。他培养了很多高才生。他带着学生读经典，第一篇就是《大学》。他不懂中文，但大学的三纲八条目，他一定要带着学生一起念一遍。学生们也都不懂中文，就照着汉语拼音念，为的是让学生感受到中文的单音汉字的节奏。后来他辞职了，买了一座庄园，改造成了寄宿学校，可以容纳16人，招收学生读经。这个庄园建好了以后，他请我去做“住持”。每一个暑假我们有10天到这个庄园，这10天我们每一次念一个经典，第一次就是《大学》。《大学》篇幅很短，10天下来你们可能就觉得很乏味了。去授课的老师都是一时之选，像陈荣捷、狄百瑞、倪德卫。每一次招16个人，开始念《大学》，然后念《中庸》《论语》《孟子》。后来念过《近思录》，念过《荀子》，念过朱熹，可能还念过戴震，大概坚持了十多年。不光是阅读，他们还采纳了一些形式。比如，每次上课前大家都要三鞠躬。一鞠躬，是对老师，但不是像我这样的，我不算老师，只能算一个导读的主持人。普林斯顿有一种小型研讨班，只容纳8个人。它对教授有非常严格的要求。教授进来了，不能演讲。只要你能把讨论组织得非常好，你就成功了。如果讨论离题了，你要阻止，这就是你的职责。这第一鞠躬时，你就要想一想，你活了这么多日子，依靠过多少人，有多少人为你提供过帮助？这个人数相当多，有父母，有老师，有帮助过你的人，可能还有过往的圣哲。这一鞠躬，就是要对那些塑造你精神生命的人表示感激。二鞠躬，是同学之间的相互鞠躬。我们能一起来到这个地方，就是有缘。三鞠躬，是对天，就是最高的真实，真正使人的存在有价值、使宇宙得以创生的这样一个力量。我们中国的老传统叫“天地君亲师”。天和地，就是那个意思，是大自然。君，不是我们过去讲的专制君主，而是一个能够代表社群、代表国家的象征性力量。
但是他们读书也有一些问题，主要是不懂中文。比如《大学》里讲的“明明德”，有一个教授就不明白为什么要有两个重复的“明”字。他的意见是删掉其中一个“明”字，这样语义就通顺了。后来我跟他开玩笑说，你幸好没生在中世纪，那时候要是你说《圣经》删了一个字就读通顺了，那你估计得上火刑架了。你读《大学》，就要用基督教徒读《圣经》一样的态度来读。
问：您对读书会的形式有什么设想呢？您认为读书会是起一个经典普及的作用，还是针对文本展开深入的研究呢？
答：我们是按“会读”的方式来办我们的读书会。“会读”这两个字不是中文，是来自日语。平常我们的讨论课有一种是德国的模式，叫seminar，这个在大学教育里很常见。一批人聚在一起做研究，做出来了成果出论文。另一种是日本式的“会读”，他们读书只求把书读懂，不求出什么成果，可以说是一种以文会友的活动。我们一批人一起读书，然后形成了关于经典理解的一个共识。但日本的会读和我们的会读不一样。我们现在都是学生参加，日本的参与者则非常广泛。读的范围也很广泛，比如像《尚书》这样很难的书，也有读白居易的诗的，也有读《朱子语类》的。现在会读已经到了第二代人了，第一代人都已经七老八十了。当然，这个传统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开始有些松散，能不能维持下去也很难说，但确实有这么一个传统。
我现在办这个会读的宗旨很简单，就是让大家把书都念了。很多儿童读经班都已经可以背了。念和背，都很好。但是背了以后不一定能够理解，你可能会背了，但对内容还是一窍不通。不会背的问题就在发音上，所以将来我们可能使用一个拼音本，一定不要念错字。但也不要念错了字就害羞，这个字你迟早可以念出来。另外，还有章句也很重要，就是这一段话说的是什么的章句。我们希望每次能有一两位同学在章句上下功夫。我们能发音，我们了解了章句，下面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就可以讨论了。
　问：在经典阅读的过程中，我们常常遇到字句的歧义，影响我们对文本的理解。对于这个问题，您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答：经文不清楚的情况非常的普遍。我们先不谈由于后世的错简、错刻等原因造成的讹误。面对不清楚的经文，我们首先要考虑，作者是不是有意不把意思写清楚的。有时候作者本来可以用一个常用字很好地表达他的意思，但是这个常用字虽然意思清楚，但却有多种用法。于是作者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宁可去使用一些模糊的表达，以避免多义字带来的歧义。这就叫主动的不清楚，他不仅不糊涂，而且明确地对各家各派的解释都非常了解，只是他的表达能够不那么明确。因为如果太明确，可能就会有很多人反对了。这在人文科学上有一个专门的术语描述这类现象，叫“内容丰富的模糊性”。你不要把一个非常开放的观念钉死了，钉死了以后，很多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源就无法开发出来了。这种内容丰富的模糊性是在基本理性之上的。我们认识的层次有感性、知性、理性，理性之上还有悟性。我们去面对一个模糊的文本的时候，要弄清楚究竟是第一层次的感性上的模糊性，还是有更深的用意。
另外，我们今天看来相当模糊的一个概念，其实在历史上它是相当清晰的。我们感到暧昧模糊的地方，古人往往是清楚明白的。对于一个时代、一个群体而言，对一个概念有一个大致相同的理念。到了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群体的开放和异文化的引入，这些原先清晰的概念就逐渐模糊了。
问：在阅读经典的时候我们是否也要通读经典的注疏。我们读书的时候遇到的很多问题其实前人都已经有答案了。如果明了前人的答案，我们的阅读会更有成效。但这一点我们感觉有相当的难度。早在太史公时代，人们就已经感慨“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您认为我们怎样才能利用好经传注疏帮助我们理解经典，但不用陷入经传注疏的泥沼中去？
答：一般来说，经典的空间大，解释绝不可能只有一种。如果我的文字训诂功底很强，我像戴震那样厉害，那就只有我的解释是正确的，只有我有发言权，那其他人就都没有发言权了。关于经典的注疏，这里存在着一个解释学原则的问题。依赖解释，我们是通过后人对前人的解释来理解前人的。这里就有一个危险所在，我们怎么知道解释者的解释是真实正确的呢？戴震就怀疑过《大学》，他读《大学章句》时就问他的老师“此何以之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之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塾师告诉他是朱文公说的。戴震就反问起来，朱子是宋人，曾子是周人，相隔两千余年，他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呢？
　最经典的注解，前人已经有答案了，我们是“日用而不知”。其实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传承，儒家经典的很多细节对我们来说不成问题，拿起书来就能够读。即使个别的字句、语法还不是很清楚，但是意思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另外，我们面对的文本空间是相当大的，解释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当你碰到了没有注解的句段怎么办？你还是要依靠自己。另外，经典的解释空间虽然很大，不可能只有一种，但也不是无限的，而且常常会解错。所以作为一个基本功，我们要先了解经典的不同解释，但最重要的是把几种不同的解释和无限的毫无意义的解释分开，只依靠那些可靠的经典解释。对这一点，我们可以达成共识。
问：我感觉很多儒家著作的形态都是对话体的？和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对话集有些相似。这样在阅读和理解上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视角才能得到准确的理解？
答：我们这种会读，有人把它比喻为苏格拉底式的对话，其实不然。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也就是dialog，是纯粹追求真理的。苏格拉底和他的伙伴们对话，把他们由无知慢慢往上带。一般人是走不出洞穴的，要用手拉。儒家式的对话则不同，不是出dialog，而是conversation，称之为“会话”更合适。我们看《论语》，基本上就是孔子和弟子之间的会话语录。很多会话在我们看来很奇怪，跳跃性很强，因为它们是在生活中随处发生的，他们没有去追求每一个概念自始至终都保持同一意义。但是我们看得出孔门弟子非常精进，每一次会话虽然篇幅短小，但是内容却非常丰富。我们阅读这些会话记录的时候，不能拘泥于一些看似矛盾的外观，而要去熟知会话者的内涵，会话所处的情势。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儒家式的会话。
问：您对读书会的开放性是怎么看的？我们会有来自各个院系、知识背景不尽相同的同学。如果每个人都发言只谈自己的想法，会不会使读书会显得比较混乱？有的同学可能功底比较深厚，可能他们一发言就和其他同学拉开距离了。为了保障参与读书会的同学都有所得是不是向参与者推荐必读书目，然后选择一两个人主讲这样比较妥当？
答：我们办这一系列读书会，要起的是通识教育的作用。现在通识教育很不受重视，我们应当吸引尽可能广泛的听众。我们不要讲太曲高和寡的东西。像过去我们读《大学》，讲到“明明德”时，我问会不会有“恶德”这样一种东西。大多数同学是否定的，但有一个同学就提出有“恶德”这种说法，在《礼记•缁衣》篇里就有“民有恶德”的说法。我的意见是这样，在一个开放的读书会中，就尽量不要引证这些比较生僻的文本了。你引经据典的时候，要知道可能大部分人都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们阅读经典文本，重在“体知”，也就是朱子所说的“身心性命之学”。我们不是要做戴震那样的朴学，要从经典中吸收智慧，而不是沦为考据。当然，事前的准备是必要的。读书会的参与者，有专业的，有非专业的。对于专业人来说，很多东西都已经是不言自明。但是他们的这种“前理解”对文本也有宰割性。特别是对于他们来说，文本是一种对象，而不是生命的一部分。因此，我有这样一种构想：知识性的目标，我们在会前解决；在读书会上，大家交流生活经验。大家都能说话，而不是大家都去搞学术。
我非常欣赏五柳先生的话：“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我们搞会读，是为了培养品味，把年轻人对经典的兴致培养起来。不是囫囵吞枣地接受，而是像美食家一样细细地品尝。一种随意的态度比较好，让大家各有心得，达到一种“自得”的境界。在发表意见的时候，不要独陈己见，要让讨论能够顺利流畅地进行。不需要大家都赞成一个观点，要容忍不同的观点，切不可狂热地反对。
有一个解释学大师，叫吕克。他说我们现在年轻人念书往往是带着两种模式。一种叫ego，另外一种叫self。Ego这种模式，像伽达默尔说的，任何人在理解之前必然有一个“前见”，在认识一个东西之前就有了很多先入为主的看法。这些多半都是偏见。如果你是用一种ego的方式来念，你就对文本起了一种宰制性，你会问它对我到底有没有价值？在念的时候就把你的偏见加上去了，越念你的偏见越强。这样文本跟你就没有太大关系了。另外一种阅读方式，即self的阅读方式，这种方式在大学二年级学生那里很常见。他们从老师那里拿了书单，一摞一摞书抱回去，然后边看边骂。说这个思想家是荒唐的，那个思想家没有现代意义，总之都是持着批判的态度。这些态度都有问题啊。你找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躺在一块柔和的草地上，拿起一本书读了一个下午，一点收获也没有。你不能站在书的外面，一定要走进去。这样你的视野才会扩大，你的自我反思、批判的能力才会加强。所有的文本都是活的，当你和文本对话的时候，对象已经不成为一个外在的对象，而成了一个对话的伙伴。
我们搞这个读书会，不是面对文史哲的学生，一个专业的群体。我们希望参加的读者是普通的，专业领域隔得很远的。中国现在特别缺乏人文精神、人文关怀。我们希望能在北大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方恢复人文精神的一颗火种。另外，我还有一个很大的野心。过去傅斯年在台湾大学当校长的时候曾经说，没有通读过《孟子》的人没有资格做台大人。我的理想就是将来有一天，所有的北大学生都能通读过《大学》《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