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哲学导论（21世纪哲学系列教材）

　　本书在对中西方管理理论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通过对当今新兴的各种管理理论的提炼与整合，进而确立起一种适应当代复杂、动态的商务环境的管理哲学的新范式。从内容上看，本书不仅囊括了中国传统管理理论的众多流派，而且贯穿了西方现代管理思想的整个发展历程，对当今管理学所研究的主要问题，诸如组织结构、组织设计、组织行为、领导关系、组织文化、营销、战略、竞争优势、价值创造、危机管理、变革管理等均有精要的阐述。从方法上看，本书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跨学科研究的性质，即通过将复杂性思维这一新兴的跨学科的方法论一以贯之地应用于对管理实践活动全过程的分析，从而打破了传统上将管理活动从职能上进行机械分割并分别进行专项研究的方法，实现了从“职能分析”到“流程分析”的转变。

彭新武,哲学博士,管理学博士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管理哲学教研室副教授。主要从事进化论、社会发展理论、复杂性科学、管理哲学和企业战略理的研究工作。出版专著四部：《进化管理学》、《造物的谱系》、《复杂性思维与社会发展》、《意义的追寻》。合著三部：《颠覆MBA：异端管理大师明茨伯格和IMPM》、《企业战略透视》、《变革与风险》。此外，主编了大学本科理工类公共课教材《人文社会科学概论》。

　　前　言
　　过去的100年见证了管理形成的戏剧性过程。管理成为一种职业。管理从一种不可言传的、非正式的、临时的活动，发展成为一种可以从所有可能的角度进行规范分析和评论的活动。管理摆脱了阴影的笼罩，成为社会经济和个人生活的一种重要推动力量。它的触角伸得更远。现在，似乎已经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什么组织和活动——可以超越管理的范围和抱负。
　　有人说，“工业化属于19世纪，而管理属于20世纪”。这其中的道理不难理解，现代社会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每个组织功能的发挥都依赖于管理。就像德鲁克（Peter F.Drucker，又译“杜拉克”）所指出的，管理已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普遍的通用的器官，实行管理成为一项关键的社会功能。现在，管理已然成为人类文明的中心活动。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从事管理工作，管理决定了我们经济进步的步伐和质量，决定了我们政府服务的有效性，决定了我们的国防力量，影响并反映出我们社会的形成过程。
　　在当今，管理学已成为所有学科中最活跃的学科之一。我们看到，自20世纪以来，现代西方管理学获得了充足的发展，流派林立、异彩纷呈，形成了所谓的“管理学丛林”。孔茨(Harold Koontz)对此先后进行了两次综合，曾意味着人们从繁杂的管理学丛林中寻求某种统一性认识的努力；而综合之后的又一次分立，即当今管理理论“新丛林”的出现，则意味着现有的统一性的理论框架已不能很好地满足当今管理实践的要求。
　　孔茨的两次综合之所以均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由于管理理论必然依管理实践的发展而变革的逻辑使然；另一方面，则由于孔茨的“综合”充其量只是一种简单的归纳与组合，而非一种真正意义的建立于坚实哲学基础上的统一与整合。这种哲学基础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它为管理学建构的基本理念和原则奠定了理论前提。如此一来，管理哲学的研究必然要成为当代管理学研究的主旨。
　　自然，像其他许多新兴学科一样，当今人们对管理哲学的认识，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有一点人们的认识倒是较为一致的，那就是管理哲学处于管理学和哲学的交叉领域，属于一种部门哲学、专业哲学，就像政治哲学、经济哲学、文化哲学、法哲学、科技哲学一样。然而，对于管理哲学的认识，仅仅停留在这样一个层面还是不够的，因为这只告诉了人们管理哲学的定位问题，却没有告诉人们管理哲学的本质特征和现实功能。这正是目前学界在对管理哲学进行定义的过程中所普遍忽视的一个问题。
　　而要说明管理哲学的本质特征和现实功能，我们需要从哲学本身谈起。哲学从诞生之日起，人们就对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可以说，一部哲学史就是一部不同的观念、思想、意见堆积的历史，就是一部充满诸多问题和困惑的历史。就连哲学概念本身也是如此。可以说，要给哲学一个众所公认的确切答案或明确定义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是不明智的。不过，既然不同的研究者对“什么是哲学”做出不同的理解，从而形成不同的哲学观，那为什么这些派别所研究的东西仍然被称为“哲学”？其内在的一致性究竟在哪里呢？这恐怕只能从哲学自身的思维特征中寻求答案了。
　　按照教科书的一般性解释：“哲学是一种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而所谓世界观，按照常规的理解，是指人们对世界的根本看法，是对整个世界的最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做出解答。教科书也正是以这种研究对象的不同进而对哲学和各门具体科学做出区分的。具体而言，哲学研究的是整个世界，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的思维，从而使得哲学无所不包；而其他一些具体科学研究的只是这个世界中的一些局部问题而已。
　　然而，这种将哲学界定为以整个世界为研究对象，即对世界进行总体解释的做法，只不过是人们长久以来所形成的哲学的“不良幻想”。现代科学表明，企图在科学之上再建构一种关于整个世界普遍联系的世界观是多余的、不现实的。哲学没有这样的特权，依靠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的成果来建构关于整个世界的综合图景。事实上，哲学与诸多具体科学在研究对象上的不同，并不是哲学与其他具体科学相区别的真正所在，它们之间更体现为一种研究层次上的不同，因为在各种具体科学的观念和知识构架中，哲学所关注和指涉的是各种知识领域中的深层理念。就像金岳霖先生所指出的，哲学所思考的对象可以是重大的问题，也可以是小问题。哲理之为哲理不一定要靠大题目，就是日常生活中所常用的概念也可以有很精深的分析。
　　由于任何一种具体科学的研究中都存在哲学问题，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哲学并不独立存在，而是渗透在一切具体科学之中。具体而言，这些具体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其思维前提和理论基石的一些基本原则、信条和思维方式，正是哲学所要研究的对象。因此，那种将哲学与其他具体科学相并列的做法是不对的。相反，它们相互贯通，从而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知识总体。而在这一知识总体中，哲学处于深层地位。
　　正是由于哲学是对周围事物以及人自身进行深层认识的结果，因而哲学成为人类的最高智慧。而这种深层认识是经过“反思”的方式达到的。帕斯卡说过，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人能够思想。而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可以对思想进行思想。这种对思想的反思就是所谓的哲学思考。因此，哲学就求其本质来说，就是一种反思。如黑格尔所言：“哲学的认识方式只是一种反思。——意指跟随在事实后面的反复思考。”
　　而怀疑和批判则构成了进行哲学反思的两种最基本的态度和方式。如笛卡尔所言，学习的开端就是怀疑一切；真理就是一种不断获得的过程；要想追求真理，我们必须在一生中尽可能地把所有事物都来怀疑一次。当然，怀疑一切绝不是为怀疑而怀疑，怀疑实质上是一种能力，一种彻底的怀疑精神和追问态度。不学会怀疑，我们就会被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表象和假象所蒙蔽，而看不到整个世界的真实的、本来的面目。正是由于所有哲学都必须从可疑的并且常常是有害的未经批判的常识开始，因而，从这种意义上讲，哲学就是一种批判的意识，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在批判现存世界中去发现新的世界”。
　　由哲学的这一基本特征和功能出发，我们便可以更好地为管理哲学下定义。简言之，所谓管理哲学，就是对管理学基本原理的批判和反思。这种基本原理，包括管理学的一些基本理念和方法，尤其是作为其基本理念的一些基本假设、文化与价值观以及思维方式等。从根本上讲，正是这些基本假设、文化与价值观、思维方式成为解决一切管理学问题的基础和前提。“一个特定企业的管理人员，不管他们是否研究过他们所继承的哲学遗产，都会按照某种哲学观念来经营自己的企业。”
　　因此，哲学对于管理而言，是不可或缺的。而人们惯常的那种将管理学定位于“既是科学又是艺术”的做法，正好忽略了作为其理论基石的哲学层面的问题。实际上，从更全面的意义上讲，管理学应该是科学、哲学和艺术的“三位一体”。管理是一门科学，其应用又是一种艺术，而管理哲学正是贯通其间的主线和作为其理论大厦的基石。霍金森说得好：“在管理的武库中，最具威力的武器还是哲学。”
　　从历史上看，中国历代的思想家们都对管理进行过广泛的思考，他们所探讨的内容几乎涵盖了管理学科体系中的方方面面，并尤以哲理与艺术见长。
　　相比之下，现代西方管理研究更多地停留在科学和技术层面，而缺乏对管理哲学的探讨（也有少数例外）。尤其在英、美等国，对数字和事实的过分迷恋，产生了诸多烦琐的、令人望而生畏的模型和符号。这种对管理的“科学”方面的过多强调，导致了管理实践的机械化：员工们为了谋生而工作，却不一定能认同公司；管理者除了牟利没有更高的企业和生活目标。西方管理者尽管能够运用诸如结构改组、财务重整、人事更换等手段来解决这些危机中的个别问题，但是，诸如企业的使命、经营理念、使用人才和企业持续发展等根本问题却很难用这种科学手段加以解决。显然，如果我们能认识到，精确到小数点后面第n位的分析是一种虽然细致却无用的结果，那么就不需要在做出决定之前非得把数字当作情感上的安全港，而必须学会利用自己和其他人的创意增加价值；如果我们必须让组织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的特点，那么就必须改进我们的方法。因此，在管理学研究日渐成为时尚的今天，我们需要一套完整的管理哲学，以利于我们对管理及其价值的充分理解。
　　在当今，管理学新概念的产生甚至成为一种时尚或时髦。就在这种喧嚣中，理性主义被修正为有限理性主义；最大化被修正为最优化或是满意解；线性设计被修正为开放系统；科学方法被修正为“文学与艺术”；逻辑被修正为逻辑和直觉；刚性被修正为柔性；多元化程度越低越好；规模越小越好；正式的权威必须被减少；消灭监督者……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些“新”的理念和方法无疑是诱人的，但是在诸多自称“最新”、“顶级”、“一流”的最新的管理思想的背后，实际上充满了太多不实的蛊惑。例如，虽然“核心能力”在当今被描绘成新的名词，但它背后的观念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已经被菲利普·塞尔兹尼克(Philip Selznick)和埃迪斯·彭罗斯(Edith Penrose)提出来了。同时，我们看到，尽管“科学管理”的许多基本信条受到日趋激烈的批判，但是在实践上，“等级仍然是企业生活中的主题”(《哈佛商业评论》，1991年5月)，“很多公司仍然在用一个世纪以前的泰勒的投入产出方法来进行评估”(《经济学家》，1993年6月)。总之，当今管理学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迫切需要反思的时代。
　　笔者的《进化管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一书便是对这种状况进行严肃反思的产物。此书通过对传统管理理论和现代管理实践的哲学审视，通过对传统管理理论的弊端和现代管理实践的复杂性、动态性、不确定性特征的深刻揭示，指出，立足于机械论原则之上的以“科学管理”为代表的现代管理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当时相对简单的管理实践的要求，但是，随着21世纪的技术革新和日益扩大的全球化，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商务环境和战略行为的不连续性、复杂化和不确定性，使得这种主流的管理模式已越来越不能满足当代实践的要求——变化了的环境需要一种新的管理思维模式。
　　基于此，《进化管理学》一书准确把握了当代科学研究的范式转换：从传统的以牛顿力学为主要表征的机械论范式转向以生物学、生态学研究为主要依据的有机论范式——系统自组织进化或者说一般进化论，然后以此为基础，通过对传统管理理念和模式的局限性的全面揭示，构筑出一种适应当代复杂、动态环境的管理学的新范式——进化管理学。这一新型管理理论的提出，并不是刻意去建造一种新的理论体系，而是旨在为当代人类的管理实践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让以往对简单性、实体、稳定性和确定性的追求让位于对复杂性、关系、混沌和不确定性的研究，进而在复杂和动态的真实关系中进行发现、描绘，并塑造未来。
　　今天奉献给大家的这本《管理哲学导论》教材，便是在《进化管理学》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
　　应该说，管理哲学在当下还是一门比较年轻的交叉学科。在国外，成体系的管理哲学论著并不多见（纯粹的管理哲学论著几乎没有），大多数论著是以管理哲学中的某一领域为研究题材的，如霍金森的《领导哲学》，明茨伯格等人的《战略历程》，拉兹洛等人的《管理的新思维：第三代管理思想》，保罗·格里斯利的《管理价值观》等。但在国内，相关著作倒却不少，尤其在传统中国哲学这一领域，如成中英的《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曾仕强的《中国式管理》，苏东水等人的《东方式管理》，黎红雷的《儒家管理哲学》等。
　　总体来看，尽管大多数论著对管理哲学的定位相当不一致，但大都不乏新颖之处，都对管理哲学的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其一，相当一部分论著是对原有的哲学原理体系的机械套用，从根本上忽视了哲学所特有的批判、反思功能。换言之，它们大都侧重于回答“管理哲学是什么”（定位），而疏于对“管理哲学应该做什么”（功能）的探究。其二，缺乏对当今管理实践和前沿管理理论的关注和反思，因而在研究上相对滞后于当代管理学的发展。其三，缺乏一套对当代日益复杂的管理实践进行研究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其四，缺乏对管理学各分支领域的研究成果的提炼和整合——而这正是管理哲学研究所面临的一个基本任务。
　　为了克服或弥补如上一些局限与不足，本书着意从如下几个方面下工夫（事实上，这也就决定了本书所具有的一些基本特点）：
　　第一，批判与建设并举。本书首先对管理哲学进行了重新定位，着重突出其批判反思的内在本质和现实功能，然后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以及现代西方管理理论的批判性反思，通过对当今新兴的各种管理理论的提炼与整合，进而确立起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环境要求的管理学新范式的基本原理和特征，主要包括自组织进化原理、非平衡原理、不确定性原理、共同进化原理以及复杂性原理等。
　　第二，体例创新。本书没有遵循将某种哲学理论机械地套用于管理哲学的研究陈规，而是直接以当代管理研究的主要领域为基点展开论述，使人们充分了解管理哲学所要反思的主要问题，如：组织设计与组织行为、人的问题、组织中的权力与文化、战略与决策、竞争优势与价值创造、管理过程及其复杂性等。同时，本书对这些问题的安排遵循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使人们在对管理思想发展的脉络有个基本把握的同时，充分体会到现代管理的深邃底蕴。
　　第三，思维导向。本书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提炼和概括出了探索当代管理活动复杂性的基本思维模式——复杂系统探究方式或者说复杂性思维这一跨学科的方法论，并一以贯之地将其用于对管理实践活动全过程的分析，打破了传统将管理活动进行机械分割并分别进行专项研究的职能分析法，而直接将研究的对象定位于管理实践的基本过程，充分展示出新的管理思维及其在新时代的应用。
　　第四，综合探讨。从本书所涉及的学科来看，有生物学、生态学、物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经济学等；从所涉及的管理思想来看，不仅囊括了中国传统管理智慧的众多流派，而且贯穿了西方现代管理思想的整个发展历程；从所涉及的主题来看，对组织结构、组织设计、组织行为、领导权术、组织文化、营销、战略、竞争优势、价值创造、危机管理、变革管理等均有精要的阐述。
　　由于本人的才智缺陷与偏颇，因而我邀请了目前国内这一领域的专家和学坛新秀参与了其中的写作工作。具体分工如下：
　　第一章中国传统管理智慧论略，陈晓龙（西北师范大学副校长，政法学院教授，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系统科学博士后）。
　　第二章现代西方管理的哲学审视，彭新武（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管理学博士后）。
　　第三章组织设计与组织行为，彭新武。
　　第四章关于人的探索，唐伟（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第五章组织中的文化与伦理，孙健（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法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
　　第六章组织中的权力与政治，赵剑民（北京电子科技学院教师，法学博士）。
　　第七章战略与决策，彭新武。
　　第八章竞争优势与价值创造，彭新武。
　　第九章管理过程及其复杂性，彭新武。
　　本书在写作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陈志良教授、郭湛教授、王霁教授、张志伟教授、马俊峰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姜璐教授、王德胜教授，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审李艳辉和编辑田淑香女士的诸多帮助。在此，谨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由于笔者才疏学浅，因而缺点与错误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彭新武
　　2005年8月于中国人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