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与贺麟是中国现当代哲学的两座高峰，两位大师身后，却呈现出贺门兴旺、冯门寥寥的景观。

　　其中缘由，也需要从洪汉鼎先生的《客居忆往》中找。

　　洪汉鼎先生是贺门高足，不仅在学术上，在生活上也曾得贺麟先生多方照顾，由于历史原因，洪汉鼎先生青年时代备受挫折，贺麟先生却始终予以关怀，帮助他破格上了研究生，当研究生毕业那天，贺麟先生在酒宴上郑重拜托：洪汉鼎是我的弟子，请大家多多照顾。

　　不计名利，倾囊相授，贺麟先生磊落人格令人感动，遗憾的是，那一代学人风范如今已成稀缺品，令人无限唏嘘。

　　您与贺麟先生是如何认识的

　　1956年，我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当时全国只有3所大学有哲学系。到北大后，我第一个去拜访贺麟先生，因为中学时我读过他的书，因此从喜欢文学转向喜欢哲学。

　　贺麟先生虽然是大学者，却非常和气，中学时我看过贺麟先生译的《小逻辑》，但没看懂，便问贺先生：哲学从哪里开始学？贺麟先生说：黑格尔说过，学哲学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哲学史。

　　我看了一段哲学史，又去拜访贺麟先生，贺先生又转过头来说：哲学史固然非常重要，但做学问你必须要有一个基点，不能什么都学，要从一点做起。做学问切记不要求广，开始先从一个项目、一个点做。一个点搞出来就是一门学问。我问应该从哪个哲学家开始，贺先生建议从斯宾诺莎开始。

　　正是在贺麟先生的建议下，我确定了一生做学问的方法和方向。我一生学术研究的最大体悟，就是贺师当时要我从一点做起的指导。我做几十年斯宾诺莎，一直做到在此领域别人没有超过我为止。后来我钻研诠释学，我一直在研究，可能一直要研究到我死。

　　您是如何成为贺先生的弟子的

　　1957年夏，我被错划成右派。1960年“摘帽”，回到北大哲学系继续学习。“摘帽右派”不等于不是右派，行动仍受监督，当时贺麟先生也处于逆境中，但贺麟老师得知我回到了北大，并没有像其他老师那样回避我，反而有次托人捎话让我到他家去。

　　大学毕业时，我想报考贺老师的研究生，即黑格尔研究，贺师认为黑格尔与政治太近，最好考温锡增先生的古希腊哲学，离政治远，且温先生刚回国。温先生的考卷完全是英文的，考完后我去拜访温先生，温先生说国内哲学系的学生质量太差了，二十几份试卷，只有你一人使人满意，有些人连英文也看不懂。我踌蹰了半天，终于说：“由于我的政治问题，科学院是不会录取我的。”温先生说：“如果他们不录取你，我今年就不收研究生。”我当然是名落孙山的，可是正如温先生所说的，这年他就没有收研究生。

　　毕业后，我被分到陕西省永寿县，一待就是15年。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再招研究生，要求年龄在40岁以下，而我已超了一年。贺麟先生马上找相关领导谈，最终破格允许我报考。

　　毕业那天，社科院参与我答辩的老师们在四川饭店吃饭，在晚宴上，我才见识到了中国传统的所谓“学风”、“门风”，我记得在敬酒的时候贺先生站了起来，双手紧握，深深地拱着手说：“这是我的学生洪汉鼎，他今天毕业了！”意思是，这位洪汉鼎是我的门生，希望你们以后大力支持。这是一种老一辈“门风”的表现！这种场面，我想以后都不会有了，这大概是最后一次贺先生表露了这种“门风”。 

　　您40多岁回到北京，怎么找房子呢

　　我当时来北京是孤身一人，没有结婚，哲学所里有一位我北大的同学，他的太太把她的妹妹介绍给我。由于要结婚，房子的问题就更格外显得着急。当时我正在任贺先生的助手，当贺先生知道了我这种困境，他就给当时的社科院副院长许立群同志写了一封陈情信。看在贺先生是老专家的份上，许副院长就批准了这个请求，下达给总务处。可当时社会科学院要房子的人太多，此事也没有成功。当得知社科院已经不会配给我房子后，那时已经近80岁的贺先生，有一天突然很认真地跟我说：“汉鼎，我们今天不办事。我领你去一个地方找房子！”贺先生找了一位老朋友，可人家说：“贺先生啊！这里哪还有房子啊？你看我住什么房？”

　　真的，那时的北京市区已经连一间房子都租不到了。当时东四大街上哪能找到房子呢？贺先生当时搞不懂实况，但他的那种真诚的热心，我是至今难忘的。陈辉/文

　　克劳利如是说

　　贺麟先生也曾对我产生过误会。

　　贺先生与洪谦先生是好朋友，但他们两人学术观点有很大的不同。从表面看他们关系很好，但一到学术观点，互相就水火不容。

　　一次我替贺麟先生写了篇介绍西方哲学在中国传播历程的文章，介绍了我国一些近现代哲学家，涉及到一些对他们的评价，其中也涉及了洪谦先生，洪先生也是我的老师，我认为洪谦先生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所以我在述评中高度赞扬了洪先生，认为他在西方哲学在中国传播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时我忘了这篇文章是替贺先生代写的，而贺麟先生跟洪谦先生在治学方法上有差异。贺先生曾私下说洪先生在研究一些鸡毛蒜皮的语言事情，质疑洪先生能够“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吗？

　　贺先生在看我那篇文章的初稿时，当着我的面说：“你怎么这样写洪先生？他的学术有这样高吗？”

　　我当时愣了一下，不知要怎么答话。然后，贺先生在稿子上把我写的那一段划掉，他亲自重写了评价洪谦先生的那一段话。

　　这件事情以后，贺先生对我有很大的意见。后来我才体悟到，老一辈的知识分子其实很在意“门风”，贺先生对人非常的好，但是他是爱憎分明的，一旦他恨某个人，他就不愿意再和他来往。

　　“门风”有积极的一面，但也有消极的一面，但过去那种师生关系现在不太有了，老师都成了学生的老板了。

　　洪汉鼎

　　1956年夏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从师于贺麟教授、洪谦教授和冯友兰教授，研习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是我国著名的斯宾诺莎哲学、当代德国哲学和诠释学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