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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闲话林语堂（寻味一代大师笔下的闲适、萧散、幽默与智慧，感悟一代文学名家的魅力人生）

作者：王兆胜

定价：38.00

ISBN：978-7-300-23010-8

版次：2016-07-01

字数：33.6万

开本：148*210 

            32开

装帧：假精装（含护封）

出版时间：2016年7月

中图分类号：I267.1

上架建议：散文-随笔•中国现当代文学

读者对象：文学爱好者、普通读者、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等。

本书特色：

著名林语堂研究专家王兆胜经典作品

以通俗、生动、流畅的语言，徐徐而谈中展示出一个有血有肉、富有个性的林语堂

融学术性与可读性于一体，是一部雅俗共赏的佳作

内容简介：

林语堂，中国现代作家中少有的双语作家、语言学家、小说家、散文家，曾于1940年、1950年、1975年先后三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他将孔孟老庄哲学、陶渊明、李白、苏东坡、曹雪芹等人的文学作品英译推介至海外，是第一位以英文书写扬名海外的中国作家。

而在20世纪，林语堂被认为是一位带有神秘色彩的作家，这种神秘一方面来自他自身人生经历的曲折复杂，另一方面来自主流文化力量对他的拒斥与封闭。他曾是鲁迅的批判对象，他曾与赛珍珠对簿公堂，更有人指责他晚节不保。他在中国受到冷落的同时，却在海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中国学术界对他的冷漠、指责与国外学术界对他的高度评价形成一种鲜明的反差。

林语堂研究专家王兆胜在《闲话林语堂》中，与林语堂进行了一场灵魂的对话，解读林语堂错综复杂的“一捆矛盾”，并指出：林语堂的价值是指向当下，甚至是指向未来的。这似乎也暗合了林语堂自己的预见：“我是个不合时宜的人物，但我的书主要是写给数十年后的人看的。”

作者简介：

王兆胜，男，1963年生，山东蓬莱人。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林语堂研究会顾问。著有《林语堂的文化情怀》、《林语堂两脚踏中西文化》、《林语堂大传》、《林语堂与中国文化》、《林语堂正传》等林语堂研究著述8部。另有《真诚与自由：20世纪中国散文精神》、《文学的命脉》、《新时期散文发展向度》、《王兆胜学术自选集》等多部著作。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散文随笔集有《天地人心》、《逍遥的境界》，不少散文作品入选初高中读本，产生较大影响。曾获首届冰心散文理论奖、《当代作家评论》奖、《红岩》文学奖、《山东文学》诗歌散文奖。

编辑推荐：

在这样一个迅疾的时代，慢下来，去读一个闲适的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林语堂研究专家王兆胜乐在其中，并将这种快乐传递开来，用一种通俗、生动、流畅的语言将林语堂置于20世纪中国复杂的社会环境之中，用新的眼光、新的标准，从文化、家庭、个性、创作等不同角度，将复杂多面的林语堂重新展现在读者面前。让我们在闲话里，读懂林语堂，读懂生活，读懂人生。

目录：

第一章 血脉传承 

—、恨不曾为孔门弟子 

二、道家文化的崇信者 

三、酷爱陶渊明 

四、灵魂贴近苏东坡 

五、谈中国古典小说的魅力 

六、浸淫于明清小品 

七、心中之梦《红楼梦》 

八、山地文化情结 

九、乐天派的父亲 

第二章 西风美雨 

—、古希腊文化的光辉 

二、基督教文化的滋养 

三、高扬印度的智慧 

四、褒贬美国文化 

五、对英国人“情有独钟” 

六、剖白日本人 

七、比较《金瓶梅》和劳伦斯 

第三章 文化理想 

—、生命的悲剧底色 

二、放谈文化人生 

三、幽默的情怀 

四、半半哲学 

五、赤子之心 

六、看重金钱 

七、家庭文化观 

八、独特的教育思想 

九、生物学的透视点 

十、仰慕大丈夫 

十一、偏爱北京文化精神 

十二、咒骂大上海 

第四章 女性崇拜 

一、对女性的崇拜 

二、母亲与二姐 

三、婚前恋人 

四、金玉良缘 

五、邓肯的魅力 

六、林家三女 

七、“养女”领养始末 

第五章 文坛恩怨 

—、心中的辜鸿铭 

二、密友胡适之 

三、与鲁迅相得相离 

四、“亦师亦友”周作人 

五、文坛知己郁达夫 

六、敬服萧伯纳 

七、林语堂与赛珍珠 

八、与郭沫若的“笔战” 

九、视姚颖为小品文知己 

十、赏识谢冰莹 

十一、“出任校长”风波 

十二、与晚年新友钱穆的交往 

十三、 董桥“师承”林语堂 

第六章 个性癖好 

—、奇思妙想和创造性人格 

二、“烟仙”与“茶友” 

三、随缘读书 

四、美食之家 

五、自恋与恋母情结 

六、神童的才思 

七、补中国文化之课 

八、论赤足裸身之益 

九、婚后生活“花絮” 

十、捕鼠记怜 

第七章 文学大师 

一、以写作为生 

二、畅销书作家 

三、圆熟的随笔散文 

四、浪漫的小说家 

五、散文小品卓然一家 

六、《子见南子》戏剧案 

七、伟大的《吾国与吾民》 

八、《生活的艺术》红遍世界 

九、诺贝尔奖提名《京华烟云》 

十、香艳小说《红牡丹》 

十一、闲谈式文体 

附 21世纪我们需要林语堂 

一、敬天•爱人•惜物 

二、修身•齐家•爱国•宇宙文章 

三、幽默•闲适•快乐 

四、矛盾•和谐•安详 

后记 

再版后记

精彩样章：

与鲁迅相得相离

在林语堂的生活、事业和感情世界中，在对林语堂是非功过的评价过程中，有一个人一直起着很重大的作用，他就是比林语堂大14岁的鲁迅。林语堂与鲁迅定交于1925年，到1936年鲁迅逝世，其中虽只有11年的时间，但对林语堂来说却是不同寻常的，这包含着他与鲁迅的恩恩怨怨。更重要的是，鲁迅对林语堂的影响并没有因鲁迅之死而结束，他一直跟随在林语堂的身后，也深含在林语堂的灵魂之中。

鲁迅以《阿Q正传》等作品震撼文坛，到1925年他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了不起的作家，而此时的林语堂虽然也小有名气，但因从国外归来的时间不长，尤其是他中国文化的功底还不够，所以他尚未能成为文坛主角。早在《语丝》期间，林语堂就认识了鲁迅，他在《记周氏兄弟》里有这样的记载：“单说绍兴周氏两位师爷弟兄，每逢《语丝》茶话，两位都常来，而作人每会必到。作人不大说话，而泰然自若，说话声调是低微的，与其文一样，永不高喊。鲁迅则诙谐百出。”后来在《八十自叙》中又说：“他哥哥鲁迅正好相反，批评死对头得意起来，往往大笑出声。他身材矮小，留了一脸毛碴碴的胡须，两颊凹陷，始终穿长袍马褂，看起来活像鸦片烟鬼。很少人想到他竟以‘一针见血’的痛快评论而知名。他名气很大。”但林语堂真正与鲁迅交往起来，还是在1925年鲁迅向林语堂约稿以后，这在鲁迅的日记中可以看得出来。据施建伟统计，从1925年12月5日至1929年8月28日这4年的时间里，仅鲁迅日记中有案可査的林、鲁交往就有88次。（参见施建伟《林语堂与鲁迅间的一次误解》）可以说，这是林语堂同鲁迅并肩战斗、友情逐渐加深的时期，也是林语堂受鲁迅影响最大的时期。而这一时期又可分为两个时段，一是与北洋军阀政府及陈西滢等人作战的时段，二是在厦门大学与刘树杞等人抗争的时段。

刚开始时，林语堂是赞成周作人的“费厄泼赖”（fair play)精神的，《插论〈语丝〉的文体》认为要针对思想不要针对个人，不赞同鲁迅的“打狗”思路。但后来，鲁迅发表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批评了林语堂的观点，提出为什么必须痛打落水狗。看到鲁迅的文章，林语堂非常赞同鲁迅的观点，发表了《论骂人之难》和《祝土匪》等一系列“打狗”文章，非常尖锐地批判和嘲弄那些所谓的“学者”、“绅士”为“文妖”，给鲁迅以坚决的支持。最有名的是1926年初林语堂画了一幅《鲁迅打狗图》的漫画，发表在《京报副刊》上。这幅漫画画的是：鲁迅先生手拿一竹竿痛打一落水之狗，而水中的叭儿狗则在水中痛苦地挣扎。这是将鲁迅“痛打落水狗”的思想进行了形象的表述。因为林语堂很少画画，所以这幅画既是他思想的一个表征符号，又是他绘画才能的一次很好展示。因为这幅画，陈西滢等人坐不住了，他心里非常清楚这幅画的深刻意味。为纪念国父孙中山逝世一周年，林语堂还写了《泛论赤化与丧家之狗》，继续贯彻他的“打狗”主张。“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林语堂与鲁迅等人一起撰文痛斥军阀的残酷行径，林语堂写下了《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鲁迅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值得注意的是，林语堂的文章写于惨案发生后的第三天即3月21日，发表于惨案发生后的第11天即3月29日，而鲁迅的文章则是写于4月1日，发表于4月12日。这里虽有鲁迅所说的“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原因存在，但林语堂比鲁迅比所有的作家更早、更迅速地站出来为烈士呼号，这却是一个事实，从中可见林语堂“打狗”的敏锐性、勇敢性和坚定性。换言之，林语堂这种斗士品格及精神是与鲁迅以前的批评、鼓励和引导分不开的。在悼念烈士的文章中，林语堂和鲁迅一样对敌人都是怀着满腔的愤怒及仇恨，对烈士都是怀着敬佩和热爱，可以说这是血泪凝成的天下至文，是有血性的大丈夫文字。如在《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的结尾，林语堂这样写道：“刘杨二女士之死，同她们一生一样，是死于与亡国官僚瘟国大夫奋斗之下，为全国女革命之先烈。所以她们的死，于我们虽然不甘心，总是死得光荣，因此觉得她们虽然死得可惜，却也死得可爱。我们于伤心泪下之余，应以此自慰，并继续她们的工作。总不应在这亡国时期过一种糊涂生活。”之后，林语堂还写了《讨狗檄文》、《“发微”与“告密”》，继续与鲁迅、周作人一起战斗。此时，许多进步人士都进入政府的黑名单，林语堂与鲁迅都在其间。尤其对林语堂触动很大的是段祺瑞政府下台后，奉系军阀逮捕了一直支持鲁迅、林语堂等人的《京报》总编辑邵飘萍，并很快杀害了他。随后，政府颁布了“维持市面”的条例，声言凡“宣传赤化主张共产者，不分首从一律处刑”。在如此白色恐怖的形势下，鲁迅和林语堂等人不得不设法逃走。由于厦门大学邀请林语堂去厦大做文科主任，林语堂也就答应了这个邀请离开了北京。离京前，林语堂与鲁迅互相设宴道别，并合影留念。在北京与反动政府及御用文人的斗争中，林语堂与鲁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因为他们两人一样，都有着强烈的政治意识，有着责无旁贷的责任感，有着冲锋陷阵的勇气，也有着坚强的铮铮铁骨，一句话，在与反动势力毫不妥协的拼杀中，林语堂与鲁迅并肩战斗，成为两个英勇的“战士”。这是二人友好合作的“蜜月期”。从这里也可看出林语堂精神和性格的一个侧面：强烈的“叛逆”和“入世”精神。

很快地鲁迅等也来到了厦门大学，这样林语堂又能与鲁迅一起共事了。那时，由于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担心“北京派”喧宾夺主，更由于理科主任刘树杞掌握着学校财权，并故意与鲁迅、林语堂作对，还由于国学院内部人的分裂与内斗，所以，林语堂和鲁迅的宏大志向根本得不到实现。不仅如此，学校还发生了故意刁难鲁迅的事件，曾令鲁迅几次搬家，后来竟让他搬到地下室里。对于此事林语堂非常气愤，但也无能为力。就厦门大学这段时间来说，林语堂与鲁迅相处得还是很不错的，他们相互帮助共同对付刘树杞等人，从而使林文庆和刘树杞的一些计划难以实现。就林语堂本人来说，他一面尽量照顾鲁迅的生活，如经常请鲁迅吃饭，解决鲁迅的生活困难，这一点鲁迅对林语堂怀有感激之情。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语堂的兄弟及太太，都很为我们的生活操心。”（《两地书》）另一面林语堂又感到没有照顾好鲁迅，当他看到鲁迅“成天靠火腿和绍兴酒过日子”，“自觉没尽到地主之谊”（林语堂《八十自叙》）。所以到了晚年，林语堂还感到既然鲁迅是他请来的，鲁迅生活不好，又受到挤压，自然是自己的不是。就鲁迅方面说，一面他一直从大局着眼，支持林语堂的工作，他说：“只怕我一走，玉堂立刻要被攻击，因此有些彷徨。”（《两地书》）同时他又能理解林语堂的苦衷，并劝告林语堂也尽早离开厦门大学，不必老待在这个是非之地。另一面他对林语堂含了不满，这主要是指林语堂对国学院两派的“暧昧”态度。鲁迅一向很看不起胡适，有时还流露出厌恶之情，而国学院偏偏又来了不少胡适的信仰者如朱山根。在给许广平的信中，鲁迅就用“朱山根之流”、“胡适之陈源之流”这样的称谓。在鲁迅的想法里，是不满于林语堂同意“胡适之陈源之流”进入厦大国学院的。而林语堂对胡适没有恶意，且多有敬意，除了学问、人品，何况胡适还是林语堂的“大恩人”呢？更何况林语堂不是鲁迅那种“疾恶如仇”的人，而是一个受基督教文化影响，讲究平等、博爱、和谐的人，这也是为什么在鲁迅高喊“打狗”时，林语堂希望“费厄泼赖”（fair play)，林语堂是希望在他主持的厦门大学文科里，不同派别的人、不同观点的人能够从大局着眼，共同努力，将国学研究向前推进一大步。如果从这一角度看，我们就容易理解林语堂的“融合观”。因此，表面看来，在鲁迅和林语堂间存在着处世方法的差异，但内里却隐含着文化思想的差异。可以说，厦门大学时期，既是林语堂和鲁迅的友好合作期，也是二人出现“芥蒂”的开始。研究者普遍将林语堂与鲁迅关系的破裂看成是1929年的事情，但我认为，在厦门大学时，鲁迅对林语堂就有了“成见”，只是没有表现出来而已。就像川岛在《和鲁迅先生在厦门相处的日子里》一文中说的：“对自北京来的那些‘陈源之徒’，固然可厌，就是拉我们来的林语堂，鲁迅先生也已经觉察出来，对他再不存什么希望，而且以为他在厦大也必定失败。”“这时节，鲁迅先生对林语堂已经绝望，以为这样下去，大家会跟着他同归于尽。”

后来，鲁迅真的离开厦门大学到了中山大学，而林语堂也告别厦门大学到武汉外交部长陈友仁那里任职。但半年之后，林语堂就结束了“为官”生涯，来到上海，准备以文为生。因为此时的鲁迅也离开广州来到上海，所以林语堂先去拜访了鲁迅。在这次会面中，林语堂与鲁迅、许广平、周建人、孙伏园、孙伏熙一起合影留念，记下了林语堂与鲁迅的友谊。1928年底，林语堂写出了戏剧《子见南子》，发表在鲁迅和郁达夫合编的《奔流》上，因为作品将孔圣人写成一介平民，所以遭到孔氏家族的大力反对，并由曲阜学校学生演出此剧而引发一桩“公案”。关于这一点，鲁迅写下了《关于〈子见南子〉》一文，将有关这次“官司”风波的内容集结起来，并表示对林语堂的支持。此后，林语堂编辑出版的《开明英文读本》和《开明英文读法》成为畅销书，使他成为作家中的“暴发户”，一时间林语堂大有“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气象。

但令林语堂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此时，他与鲁迅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危机，在他们之间出现了最为难堪的局面。那是1929年8月28日，鲁迅夫妇、林语堂夫妇、郁达夫夫妇被邀请到上海的南云楼吃晚饭。临结束时，因为林语堂说了一句什么话，鲁迅站起来训斥林语堂，而林语堂也毫不示弱，反唇相讥，于是两人闹翻了。当时的具体原因、情况是怎样的，当事人的说法不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由于这一次不快，鲁迅真的生了气，他的日记里以后长时间没有了关于林语堂的记载，而林语堂也是这样，长时间与鲁迅不相往来。据鲁迅当日的日记载：“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林语堂在《无所不谈合集•林语堂自传附记》中也说过这件事，他说：“有一回我几乎跟他闹翻了。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鲁迅精神过敏所致。……张友松要出来自己办书店或杂志，所以拉我们一些人。他是大不满于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说他对作者欠账不还等等，他自己要好好地做。我也说两句附和的话。不想鲁迅疑心我在说他。真是奇事！大概他多喝一杯酒，忽然咆哮起来，我内子也在场。怎么一回事？原来李小峰也欠了鲁迅不少的账，也与李小峰办过什么交涉，我实不知情，而且我所说的并非袒护李小峰的话。……他是多心，我是无猜，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一两分钟。幸亏郁达夫做和事佬，几位在座女人都觉得‘无趣’。这样一场小风波，也安静度过了。”且不说这两个人记录的细节是否确当，但两人都生了气是肯定的。再从文本来看，鲁迅认为林语堂是有意“讥刺”，故而骂他“鄙相悉现”。而林语堂说他自己是“无猜”，说鲁迅是“多心”，是“多喝一杯酒”。在这中间透出了鲁迅对林语堂的“厌恶之情”，而林语堂对鲁迅没有不敬之词，甚至还带有“理解”之意，为鲁迅让人落不下台的大发脾气寻找理由。林语堂女儿林太乙还说过：“语堂心目中无恶人，他认为鲁迅易怒多疑，是因为他身体不好的缘故。”（《林语堂传》）林语堂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而是将它看成是“一场小风波”，并说“幸亏”郁达夫做了和事佬，没让事态闹大。但鲁迅却是将此事当成“大事”的，在以后三年多的时间里，鲁迅没有在日记里记下他与林语堂有任何交往。对此事郁达夫也谈过他的看法，他说：“北新请大家吃饭的那一天晚上，鲁迅和林语堂两人，却因误解而起了正面的冲突。……鲁迅那时，大约也有了一点酒意，一半也疑心语堂在责备这第三者的话，是对鲁迅的讽刺，所以脸色发青，从座位里站了起来，大声地说：‘我要声明！我要声明！’”郁达夫的话与林语堂比较接近，承认二人是“误会”，事实上后来鲁迅自己也明白是误会，郁达夫说：“这事当然是两方面的误解，后来鲁迅原也明白了。他与语堂之间，是有过一次和解的。”（《回忆鲁迅》）尽管两人解除了误会，但鲁迅对林语堂的“反感”却没有多大改变，而林语堂也真正认识了鲁迅的性格和脾气，见识了那种“多疑”和“霸气”，不能容忍，更不给人余地的做法。所以两人长时间都没有什么交往。因为在朋友之间，重要的是理解和宽容，所谓的做“谅友”而不苛求，就是这个道理。或许在林语堂看来，鲁迅的性格过于强制了，脾气过于严苛了，与这种性格的人相处要提心吊胆，防不胜防，稍不如意就可能遭受到他毫不容让，更不留情的训斥和责骂。这对于受自由精神熏陶、个性突出但喜爱和谐幽默的林语堂来说，恐怕难以接受。难怪林语堂不理解，鲁迅何以因为区区一件小事竟能“忽然咆哮起来”，认为这“真是奇事”，并在自己毫无面子的情况下与鲁迅形如斗鸡地足足对峙了一两分钟。

1932年林语堂创办《论语》杂志倡导“幽默”，一时幽默成风，以至于1933年被称为“幽默年”。在这段时间里，鲁迅参加左联，成为左联主将，而林语堂则成为《论语》主帅，在文学观念上更是相去甚远。但这时有一事又将他们联结起来，那就是宋庆龄和蔡元培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简称为“同盟”。林语堂是“同盟”的宣传主任，而鲁迅是委员。共同的政治志趣又将这两个长期不来往的老友联系在一起。因为宋、蔡二人都是林语堂和鲁迅敬佩的人，他们两人本来也都是光明磊落的，何况民权又是共同关心的话题，所以林语堂与鲁迅“化干戈为玉帛”，重归于好了。据有的研究者说，在这段时间里，林语堂与鲁迅的联系增多，往来信件也多起来，鲁迅在日记中都有记载。林语堂还客气地请鲁迅为自己办的刊物写稿。鲁迅也还真为林语堂写了，但并不是无原则地吹捧林语堂的文学主张及其思想，而是多有批判之意。对《论语》鲁迅还不是完全反对，而对《人间世》则是完全不赞同了。如在《“论语一年”》中，鲁迅开篇直言：“说是《论语》办到一年了，语堂先生命令我做文章。这实在好像出了‘学而一章’的题目，叫我做一篇白话八股一样。没有法，我只好做开去。”“老实说罢，他所提倡的东西，我是常常反对的。先前是对于‘费厄泼赖’，现在呢，就是‘幽默’。我不爱‘幽默’，并且以为这是只有爱开圆桌会议的国民才闹得出来的玩意儿。”“这也可见我对于《论语》的悲观，正非神经过敏。”在这里，观点鲜明，毫不隐讳，更不支吾，显示了鲁迅的直率与坦荡；但另一面又语含讽刺，表达了他对林语堂的文学观很是“不以为然”，在“话语霸权”的笔调中甚至有些“嫌恶”含在其中。在《小品文的危机》里，鲁迅继续表达了这一思想，不赞同林语堂提倡的“小摆设式”的小品文，认为它“不过令观者生一种滑稽之感”，“何况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谁还有这许多闲工夫，来赏玩琥珀扇坠，翡翠戒指呢。他们即使要悦目，所要的也是耸立于风沙中的大建筑，要坚固而伟大，不必怎样精；即使要满意，所要的也是匕首和投枪，要锋利而切实，用不着什么雅。”在文末鲁迅更加强烈地指出：“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得很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有趣的是，林语堂把鲁迅这些激烈的批评都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上发表出来，从中也足见其胸襟。但发表是发表，在文学观上，林语堂还是固执己见，继续做自己的事，有时他还发表自己与鲁迅不同的文学观，提出不仅“玩物不能丧志”，而且还会“养志”，他说：“余尝谓玩物丧志，系今世伪道学家袭古昔真道学语。令今人谓游名山，读古书，写小品，便是玩物丧志。然德人善登名山，法人好读古书，英人亦长小品，而三国人之志并未丧，并不勇于私斗，怯于公愤，如吾同胞。然则国人之志本薄弱可知，丧之不足惜，不丧亦不能为也。”（《论玩物不能丧志》）看来，鲁迅主要是站在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上来认识小品文之危害的，自有其合理性，因为国将不国之时让大家都去幽默，那显然是无益的，也是不可能的；而林语堂则是从文学的文学性功能，在倡导其培养人的浩然正气方面来肯定小品文价值的。小品文的价值在国家安定时自不必说，即使在战争中、在国家危亡中也自有其意义，因为人民也需要平正健全的心态。焦虑不安、苦闷等神经变态正是小品文精神所批评的，它们会使危难的国家处境更糟。林语堂还表示过这样的观点：何况国家的危亡主要责任在那些官僚们，将它推给文人那本身就是莫名其妙的，这就好像说女人是祸水，林语堂认为，国家之亡不应由她们负责，而应该由昏君贪官和那些为昏君吹喇叭的文人负责。这些话虽不无偏激，但也不是没有道理，它一面指出鲁迅等人的局限，一面指出文学获得独立品格的重要性。在这样近于水火不容的文学观面前，两人的友情不得不又淡漠下来。从鲁迅日记来看，在1934年后二人的交往就少多了，到这一年的8月底以后记载更是越来越少，并很快中止了。

林语堂与鲁迅再次疏远的直接导火索是关于翻译问题。鲁迅是实在看不过林语堂对“幽默”、“闲适”和“性灵”之类的倡导，而向林语堂提出他最好是不要搞这些“玩意儿”了。因为在鲁迅看来，这些“玩意儿”实在是没有意思，与其做这种无聊的事，他建议林语堂还不如去翻译英国文学作品有益。但林语堂却回答鲁迅说，他现在还不想去做翻译，等老了以后再来翻译点西方文学。这一下鲁迅又误解了，他误以为林语堂是在嘲讽他，因为鲁迅一直非常重视翻译工作，并将翻译看成是为革命“运输军火”，他疑心林语堂说他是老了。鲁迅对此大为恼火，他在1934年8月13日给曹聚仁的信中说：“语堂是我的老朋友，我应以朋友待之。”“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这倒是实话，鲁迅确实如兄长对待弟弟一样不希望林语堂走得太远，更不希望他“误入歧途”，作为一个老朋友将自己的意见毫不隐讳地和盘托给林语堂，其心诚可敬矣。但林语堂的回答却让他又误解了，因为林语堂自己本无讽刺之意，他只是表达自己的想法，并没有想那么多，他说：“现在我说四十译中文，五十译英文，这是我工作时期的安排，哪有什么你老了，只能翻译的嘲笑意思呢。”(林太乙《林语堂传》)林语堂自己也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他曾这样说：“我要能做自己的自由和敢做自己的胆量。”（《八十自叙》）他又说：“我素来喜欢顺从自己的本能，所谓任意而行；尤喜自行决定什么是善良，什么是美，什么不是，我喜欢自己所发现的好东西，而不愿意人家指出来的。”（《无穷的追求》）“我要有好友数人……他们必须各有其癖好，对事物必须各有其定见。这些人要各有其信念，但也对我的信念同样尊重。”（《一捆矛盾》）从这里，我们看出林语堂为什么并不重视鲁迅给他的建议，而坚持己见。有一次，曹聚仁请客，林语堂和鲁迅都在座，因为席间有几位广东客人在兴奋地旁若无人地讲广东话，林语堂于是“幽”了他们“一默”，就插进去用英语跟他们讲，结果把那几个广东人吓住了。没想到鲁迅看到林语堂如此，不明真意，竟然放下筷子，站起来责问林语堂：“你是什么东西！你想借外国话来压我们自己的同胞吗?”结果林语堂大吃一惊，不知说什么好。没有与鲁迅对抗，只有忍而不发。（参见施建伟《林语堂传》）鲁迅还有一事对林语堂颇多误解，那是“同盟”成员杨杏佛被杀，在两次追悼入殓会上，第一次林语堂没有参加，于是鲁迅这样说林语堂：“这种时候就看出人来了，林语堂没有去。”其实在第二次林语堂参加了，鲁迅不知。（参见倪墨炎《为林语堂辩证一件事》）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亦在《林语堂传》中称，杨杏佛被杀，林语堂是想去凭吊他的，但因门外一直有人监视，未能成行。等监视人走了，这才赶去。

当鲁迅在上海去世时，林语堂正在美国的纽约。听到这个消息，林语堂惊愕而又感叹，他于1937年1月1日发表了《悼鲁迅》一文，其中虽有不赞同鲁迅文学观和性格脾气等的方面，但对鲁迅却怀着崇敬的心情，他深情而又富有个性地说：“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然吾私心终以长辈事之。”在美国讲演中国文学时，林语堂还高度评价鲁迅，认为鲁迅的短篇小说在现代中国还是最好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文中林语堂还表达了超越他与鲁迅关系的阐述，那是对生命易逝、人生短暂的深沉感喟。那就是：“夫人生在世，所为何事？碌碌终日，而一旦瞑目，所可传者极渺。若投石击水，皱起一池春水。及其波静浪过，复平如镜，了无痕迹。”如果从此角度来看，在鲁迅生前，林语堂与他有些无休止的争执，那时是如何认真而起劲，自己敬爱的“师长”已死，林语堂若有所悟：只影孤身一人远在异国还在继续着自己的行旅，而鲁迅却到了另一个世界，他们在这人世再也不能相见了。

“亦师亦友”周作人

林语堂与周作人的交往并不多，也没有多少逸闻趣事，甚至彼此之间平如止水，有不起波澜之感，远远不能与鲁迅等人的交往相提并论。这大概既与二人性格都不喜交往、应酬有关，也与周作人后来的附逆日本人有关。林语堂与周作人比较突出的往来有两个时期：一是20年代中期的《语丝》杂志时期；二是30年代中期的《人间世》杂志时期。其实，这也是林语堂步入文坛，成就事业的关键时期。

《语丝》创刊于1924年，当时在它的周围聚集了不少文学精英，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刘半农、钱玄同和林语堂都是骨干。为了办好这个刊物，更为了互相交流，取长补短，还为了消遣地自由地享受生活，这些人每两周在北京的中山公园今雨轩聚谈一次。他们往往嗑嗑瓜子、喝喝清茶花雕、吃碗面条，纵横古今，国内国外地闲聊起来，也常常有动人的笑声。周作人是这里的常客，在林语堂眼里，他与哥哥鲁迅都是绍兴师爷，都是通于世故的人。只是与鲁迅的极热、痛快淋漓、嬉笑怒骂和以寸铁杀人不同，周作人是极冷的，不大说话，往往泰然自若，即使说话，其声调也是低微的，与其文章相同，决不高喊。（参见林语堂《八十自叙》）在这中间，林语堂非常赞赏周作人的文学思想，并写文章支持周作人。如他曾写过《论语丝文体》，这样肯定周作人（即岂明）说：“岂明先生在《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一文中说起《语丝》的缘起，并把《语丝》的特色精神表白得剀切详尽，使一班读者借此可以明白《语丝》的性质，并且使《语丝》自己的朋友也知道《语丝》之所以为贵。”针对周作人说《语丝》是“办一个小小周刊，不用别人的钱，不说别人的话”这一观点，林语堂说：“要表白得比岂明的话更确当实在不容易，除非我还可以补一句，就是‘甚至不用自己的钱’。”林语堂又说：“再有一件就是岂明所谓‘费厄泼赖’。此种‘费厄泼赖’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我们也只好努力鼓励，中国‘泼赖’的精神就很少，更谈不上‘费厄’，惟有时所谓不肯‘下井投石’即带有此义。”面对鲁迅的“痛打落水狗”，林语堂开始时赞同周作人的留有余地、对事不对人的“费厄泼赖”精神。何谓“费厄泼赖”(fair play)？林语堂认为中国的“忠厚”二字略近之，但又不是它能够概括的。

当鲁迅撰文批评周作人和林语堂的“费厄泼赖”精神，主张“痛打落水狗”时，林语堂又认为鲁迅说得也对，因为对“落水狗”实行“费厄泼赖”最终是要被它咬伤的。在此之后，林语堂的观点又比较靠近鲁迅，而与周作人稍远。这就引发了林语堂与鲁迅多年“亲密无间”的战友情谊。可是，随着二人矛盾的加剧，林语堂与鲁迅的关系也渐渐疏远了。到30年代，林语堂创办幽默闲适刊物，正式举起自己的文学旗帜，而此时的周作人也大讲闲适、从容和平淡，于是他们又重新走到一起，关系更加密切起来。1934年1月15日是周作人的五十寿辰，为此，周作人作了两首自寿诗，因为自己非常得意，就手抄数份送给亲人朋友一观。自寿诗是这样写的：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请到寒斋吃苦茶。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着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 外道生涯洞里蛇。

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对周作人来说，这是友人间互相赠诗的随意举止，但林语堂接到诗后却高兴异常，将之视为至文。那种看淡世事，气韵平和，文笔从容，但又不无苦涩和忧愤的境界与情调，令林语堂反复吟哦、把玩。巧合的是，林语堂此时正在筹备创办小品文刊物《人间世》，而周作人诗中的个人笔调和小品文精神又与他的想法正相吻合，于是他有了一个奇妙的设想，希望以此为契机，作一番独特的推动和宣传。林语堂将周作人的自寿诗转抄寄给当时的一些友人，希望他们能有唱和诗。很快林语堂就收到了蔡元培、刘半农、沈兼士等人的唱和诗，连同周作人的原诗，还有自己的和诗，在《人世间》半月刊的创刊号和第2期上刊出。在创刊号上，掀开封面就是周作人的一幅16寸半身放大照片，配上用黑色边框起来的周作人手书自寿诗，再加上刊物“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宗旨，使人有开风气之先而勇往直前的感觉。林语堂自己的唱和诗题目是《和京兆布衣八道湾居岂明老人五秩诗原韵》，诗作如下：

京兆绍兴同是家，布衣袖阔代袈裟。

只恋什刹海中蟹，胡说八道湾里蛇。

织就语丝文似锦，吟成苦雨意如麻。

别来但喜君无恙，徒恨不能与话茶。

此时二人虽是异地而居，但对周作人的文章，林语堂倍加称扬，对其心中的苦意多有同情，对其平安无恙心下高兴，而且因不能在一起喝茶而感遗憾。开始，文坛对此和诗之风大加赞赏，一时间大有“周作人”三个字满天飞之势头，林语堂创办的《人间世》也名声大振。但很快就出现一边倒的反和诗风，其最早发动者是当时非常年轻的野容，即后来人人皆知的“三家村”成员廖沫沙。在这一过程中，林语堂又写了《周作人诗读法》一文，表示赞同周作人的诗是有价值的，他说周作人诗是“寄沉痛于幽闲”，可惜世俗夫子不知不明而已。他还说，就是清谈闲适也不会亡国，“夫饮酒猖狂，或沉寂无闻，亦不过洁身自好耳”。这既是为周作人张言，也是为《人间世》辩护，力斥其非难者，并坚信自己文学信仰的正确性。在后来发表的《说个人笔调》中，林语堂又说：“近人著作中，最擅个人笔调者，莫如周作人。此自公论，非余捧场。”在《会心之顷》一文中，林语堂还说：“周作人先生小品之成功，即得力于明末小品，亦即得力于会心之趣也。其话从口而出，貌似平凡，实则充满人生甘苦味。”可以说，30年代林语堂的文学观念与周作人最为接近，这是周作人不断为林语堂刊物写稿和他们相交默契的内在原因。在此期间，文坛送给写作幽默小品的林语堂等人一个雅号，叫作“论语八仙”，其中一仙即周作人。对这一称谓，林语堂并不反对，反有得意之色，这表现在《宇宙风》创刊号上为姚颖文章做跋之语，他说：“本日发稿，如众仙齐集将渡海，独何仙姑未到，不禁怅然。适邮来，稿翩然至。”如此情调甚优雅，真正是带了几分仙气，不足30字，情事、时间、心境、声音和形象等都能活脱而出，如见其人一般。

1936年林语堂全家迁居美国，于是在以后的30多年里，林语堂再没有与周作人相见的机会；而周作人自从附逆日本人，与旧日文坛起了绝缘似的变化，并且一天天地消沉下去，即便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也是如此，大部分时间是在无声无息地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写一些更加平淡的读书记和抄书录。据说晚年周作人死得相当可怜，在孤独无依中蜷卧在家徒四壁的破屋里，亦如一只蚊蝇一样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对周作人这长长的后半生，林语堂评价不高，他说，在30年代初，“其时日本已在华北横行无阻,作人说‘第一句话不许说，第二句话，说也无用’。我认为犹有血气，总是乱世文人洁身自好普通的作风。然而后来，所写文章，专抄古书，越抄越冷，不表意见。”后来，林语堂在1943年回国，在西安遇到沈兼士，沈氏告诉林语堂说，周作人身为日本御用教育长官，在北大沙滩红楼夜半听日本人打中国青年，号叫之声惨不忍闻，但他却能够装痴作聋。对此，林语堂说出这样的话：“作人冷而鲁迅热。冷热以感情言也。”“热可怕，冷尤可怕，这是放逸文士之所不为。可怕，可怕。”“作人太冷，所以甘作汉奸。”（《记周氏弟兄》）这里，林语堂既是批评周作人，又是自喻，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个“放逸之士”，如此甘心为奴的事情他自己是绝对不会做的。

但不能因为林语堂与周作人日常生活中交往不多、不密、不深，也不能因为林语堂对周作人的严厉批评，就否定二人的密切联系，我是指文化思想、文学观念及性情痴好等方面的内在一致性及其深刻影响。如果更进一步，称周作人于林语堂“亦师亦友”，我认为亦无不可。有人在30年代就指出：“知堂先生的特殊小品文体，里面古文分子加强，就发展为语录体的小品文。但作为知堂先生一派，沿袭他的理论而想加以发扬光大的林语堂先生，其实是了解而又不了解知堂先生的特殊小品文体的。”（周木斋《小品文说》）且不论林语堂是否真正理解周作人（知堂）的小品文特殊文体，但林语堂对周作人在小品文上的“师承”关系还是值得肯定的，而且这种关系不止于小品文，还可推演至其他许多方面。我认为，在中国现代作家中还很少有人给林语堂那么多、那么深入的影响，至少可以说林、周二人有许多相同点或相似处，有些是明显的，而有些则是潜隐着的。

重视生活和人生，这是林语堂和周作人的一个共同点。就中国现代文化思想而言，先驱者们普遍注重的是深刻的思想革命及其启蒙，而对生活和人生本身则比较忽略，即使谈到生活和人生，也多是从政治、社会、思想及道德方面切入，少有从生命本体角度来谈的。周作人非常重视生活和人生，尤其重视生活琐事如鸟兽虫鱼的描写，这种对“苍蝇之微”充满浓郁兴趣的文化观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如周作人这样强调人生的重要性：“要了解一国民的文化，特别是外国的，我觉得如单从表面去看，那是无益的事，须得着眼于其情感生活，能够了解几分对于自然与人生的态度，这才可以稍有所得。”（《药味集•缘日》）林语堂也是如此，只是比周作人说得更为直接和深入，他说：“我并不读哲学而只直接拿人生当做课本。”（《生活的艺术•自序》）因为生活和人生本身即是目的，这是多么明显的事实，我们许多人都忘记和忽略了这一点。从人生的外围回到人生本身，尤其从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中体会出生命的本意和真意，这是林语堂和周作人的共通处。

以生物学的观点回到常识，这是林语堂和周作人的另一共同之处。通常我们的思想家和哲学家都喜欢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以分析二者存在的不同性质，即“人性”和“兽性”，以便说明人脱离动物性的高明及伟大。这种做法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它却忽略了人和动物的内在联系，尤其是那些美好内容的延续性。换言之，人类之所以正确，有时不是因为他的智力之伟大，而正是因为本能之伟大，本能往往比智力更符合天地自然之道，更具有常识性。周作人这样说：“大家都做着人，却几乎都不知道自己是人；或者自以为是‘万物之灵’的人，却忘记了自己仍是一个生物。……我所主张的常识，便是使人们‘知道你自己’的工具。”（《妇女运动和常识》）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一书里专门谈“回到常识”，分析“我们的动物性遗产”。在《英国人与中国人》中，林语堂还这样说：“常常有一种危险，即我们把抽象的思想认为是人类心性的最高功能，认为它的价值超过了简单的常识。民族的第一种功能，正如动物那样，便是要懂得怎样生活，除非你学会怎样生活以及使你自己跟变化的环境适应，否则你的一切思想都虚废了。”“一个具有健全常识的民族并不是一个不会思想的民族，而是一个把它的思想归纳到生活的本能那里使它们和谐相处的民族。这一类的思想从生活的本能方面获益，可是永远不会跟它相反。思想过度会使人类趋于毁灭。”很显然，林语堂尽管比周作人讲得系统、细致和深入，但其思维方式还是一致的。

充分认识到生命的悲剧性，以生活的艺术去充分享受人生的欢乐，并消解生活的苦难，这也是林语堂与周作人的另一相通处。如周作人曾这样谈生活的艺术：“缓缓的，从从容容的赏玩人生。”（《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他又说：“生活不是很容易的事。动物那样的，自然地简易地生活，是一法；把生活当作一种艺术，微妙地美好地生活，又是一法：二者之外别无道路，有之则是禽兽之下的乱调的生活了。生活之艺术只在禁欲与纵欲的调和。”（《生活之艺术》）林语堂以《生活的艺术》一书，从各个角度如衣、食、住、行、读书、写作等多个方面全面、系统而细致地论述了“生活的艺术”。在《中国人》（即《吾国与吾民》的另一译本）一书里，林语堂还专门写了一章《人生的艺术》，其中有这样的话：“在中国，人们对一切艺术的艺术，即生活的艺术，懂得很多。……就中国而言，由于有了中国的人文主义精神，把人当作一切事物的中心，把人类幸福当作一切知识的终结，于是，强调生活的艺术就是更为自然的事情了。”还有“闲适生活”也是林语堂和周作人都比较重视的，只是在周作人那里它还只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到林语堂这里则成为一种文化最高品格之象征。周作人说：“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练愈好。”（《北京的茶食》）林语堂则说：“我认为文化本来就是空闲的产物。所以文化的艺术就是悠闲的艺术。在中国人心目中，凡是用他的智慧来享受悠闲的人，也便是受教化最深的人。”（《中国的悠闲理论》）还有“中庸”式的生活方式，注重情理的观念，林语堂与周作人都是一致的。可以说，“生活的艺术”是周作人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概念，而到林语堂这里则具有了中心的观念，林语堂的许多思想都与此直接相关。

总起来说，林语堂的文化思想与周作人具有理路和思维方式上的相关性和一致性，也有着明显的延续性、系统性和发展性，这可能既与他们对中国文化思想的相同和相似认识有关，也与林语堂受到周作人的某些启示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说，周作人在文化思想上于林语堂而言“亦师亦友”不是毫无道理的。

在文学观上周作人与林语堂的“师友”关联更为突出，尤其在散文源流及小品文观念上更是如此。如在《新旧文学》一文中，林语堂说：“近读启明先生《近代文学之源流》（北平人文书店出版），把现代散文溯源于明末之公安竟陵派……而将郑板桥、李笠翁、金圣叹、金农、袁枚诸人归入一派系，认为现代散文之祖宗，不觉大喜。”林语堂后来对明末清初散文小品作家极其注意和推崇，显然与周作人的这一文学观念有关。也可以这样说，在人人都谈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新文学之影响时，周作人从明末清初找到了散文发展的源头，这为林语堂的文学思想打开了一扇大门。还有对于文学“趣味”的认识，林语堂与周作人也比较接近。周作人说：“我很看重趣味，认为这是美也是善，而没有趣味乃是一件大坏事。这所谓趣味里包含着好些东西，如雅,朴，涩，重厚，清朗，通达，中庸，有别择等，反是者都是没趣味。”（《笠翁与随园》）而林语堂也说：“我想这趣字最好。……人有人趣，物有物趣，自然景物有天趣。……只这趣字，是有益身心的。……人生必有痴，必有偏好癖嗜。没有癖嗜的人大半靠不住，而且就变为索然无味的不知趣的一个人了。”（《论趣》）林语堂还说：“我以为味道乃是读书的关键，而这个味道因此也必然是各有所嗜的。”（《读书的艺术》）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周作人与林语堂对于文章“平淡”之美的共同推崇。在周作人看来：“写文章没有别的诀窍，只有一个字曰简单。”（《风雨谈•本色》）他又说：“简单是文章的最高标准。”（《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译后附记》）他还强调说：“我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境地。”（《看鱼集•金鱼》）而林语堂也说：“文人稍有高见者，都看不起堆砌辞藻，都渐趋平淡，以平淡为文学最高佳境；平淡而有奇思妙想足以运用之，便成天地间至文。”（《论本色之美》）如果将二人见解放在一起比较，其中观点近同，连语句也有些相似。再就是对于文学的功用，从周作人与林语堂那里也可寻出相同或相似点。他们并不完全否定文学对于世道人心的作用，但反对“文以载道”和将文学捆绑在政治和社会等的马车上，他们都承认文学是为自己的，具有游戏的特性。周作人说：“文艺只是自己的表现。”（《自己的园地•序》）林语堂说：“‘文学无用’之说也是对的。”（《吃草与吃肉》）还有，林语堂关于“闲适”、“性灵”等的文学观念都与周作人有着极密切的因缘。舒芜先生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到了30年代之初，周作人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倦怠和游戏的人生态度，把它体现为一种文学观，就是他那著名的‘草木虫鱼’论。……后来《论语》《人间世》所宣传的‘性灵’、‘幽默’、‘闲适’等等，都是周作人的‘草木虫鱼’论的种种变相。”（《周作人概观》）

在心灵的矛盾性、女性观念、性意识以及关于文人言行的看法上，林语堂与周作人也是比较接近的。如周作人说他有两个鬼，即绅士鬼和流氓鬼，而林语堂也说自己是一团矛盾。又如周作人在《天足》中认为：“我最喜见女人的天足。……我的意思是说，我最嫌恶缠足。”而林语堂则写过《谈天足》一文，并表示说：“吾尝窃笑中国女子缠足……吾欲得苏州大姐七寸平底长鞋一双置之案头而玩赏之，抚摩之，供奉之。”再如周作人说：“文人里边我最佩服这行谨重而言放荡的，即非圣人，亦君子也。其次是言行皆谨重或言行皆放荡的，虽属凡夫，却还是狂狷一流。再其次是言慎重而行放荡的，此乃是道地小人。”（《文章的放荡》）林语堂则说：“现代人的毛病就是把点心当饭吃，文章非常庄重，而行为非常幽默。……我主张应当反过来，做人应该规矩一点，而行文不妨放逸些。”（《做文与做人》）就是对上海，周作人与林语堂也是一样的讨厌。周作人说：“上海滩本来是一片洋人的殖民地：那里的（姑且说）文化是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压根儿没有一点更改与风致。……上海气之可厌，在关于性的问题上最明了地可以看出。”（《上海气》）而林语堂则说：“上海是可怕的，非常可怕。上海的可怕，在它那东西方的下流的奇怪混合……我们想到你的按摩女子，裸体舞女，赌大王茄西亚，以及你的四马路的妓院。”（《上海颂》）当然，这样的比较还可以进行下去，以此来显示林语堂与周作人二人之间非同寻常的联系及其关系。

两个物或人的相同与相似处，往往远远没有不同处那么多，周作人与林语堂也是这样，其相同和相似处怎么也比不上相异处。概括起来，周、林二人的不同处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周作人带有强烈的悲观主义情绪，他的性情过冷，过苦，过涩；而林语堂则有着乐观主义的人生观，他的性情是温和的，醇厚的，通脱的。这从周作人那些冷若冰霜、肃如枯木的照片上可以看出，也可以从林语堂那些如沐春风、笑逐颜开的照片中得到反映。周作人可能自认为对人生、生命看得很深很透，但我却认为他未能从中得到诗化的升腾，一直陷在苦难和悲观的枯井里，这是非常可惜的；林语堂将人生的所有苦难和悲剧化解在一片诗意的氤氲中，于是他是一路欢快和歌唱着走完人生的。在林语堂看来，既然人生具有本质的悲剧性，那么人类就应该努力去创造有意义和快乐的人生，而不应该将心灵变成让蚕吞噬的一片桑叶，那种人生是不明智的，也是很痛苦的。二是周作人的文章往往厚实和徐缓有余，但空灵和放逸不足，尤其缺乏浪漫主义的风光流韵，在此林语堂给以很好的补充。虽然周作人也讲言志，但他的文体往往如老年人那样有功底、有韵味，也很结实和宁静，但却缺少林语堂那种气势、灵光和青春品格。再换一个说法，周作人文章有老媪之老道智慧，而林语堂文章则有中年女子之成熟风韵；周作人文章如同谦谦君子，而林语堂文章则若伫立于天地间的大丈夫。还应该注意的是，林语堂与周作人的诸多相同和相似之处中亦包含了极大的不同，这里主要是指林语堂比周作人更自觉、更全面、更系统、更深入也更细致了。也可以这样说，在许多方面周作人是涉及了，而林语堂则将之发扬光大了。还可以这样归结说，如果没有林语堂将那些思想、观念进行更为详细、深入、系统和生动的阐发，周作人具有种子式的提法也可能很快被时代的浪头和人们的批评淹没。因此，林语堂对周作人既有共感共鸣，又有继承、发展与深化，还有突破和创造。

晚年，周作人曾不满于林语堂对他的批评，1965年在给香港友人的信中这样说：“语堂系旧友，但他的眼光也只是皮毛。他说后来专抄古书，不发表意见，此与说我是‘文抄公’者正是一样的看法。”“语堂与梁实秋皆系美材，亦因犯老子之毛病，盖老子到老辄有倚老卖老之病，亦即是才尽也。”“林语堂不知来港何作，他近来的文学活动我也毫不知道，想还写文章赚英美人的钱吧。”（黄开发编《知堂书信》）周作人还说：“人家不理解，于别人不能有好处，虽然我十分承认，且以为当然，然而在同时也相信这仍是值得写，因为我终于只是一个读书人，读书所得就只这一点，如不写点下来，未免可惜。”（《读书的经验》）周作人的看法有其合理性，因为作为书话，抄录古人的名句和佳好段落也是一种文体，也很有意义。但也不能不承认，大量地抄录古人文章而不直接讲自己的话，同时也就淡化乃至于丧失了作家的主体性，极容易被古人淹没，因为古人的话再好仍然是古人的，代替不了自己的推陈创新。至于周作人说林语堂“眼光也只是皮毛之见”，恐怕既包括他对林语堂国学功底、文化思想和文学观的一种认识，也包括他对林语堂否定自己的一种愤愤不快之情，还包含了他对林语堂文化和文学成就的不理解及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