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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中国近代史稿（戴逸文集；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重点资助项目）             
书号：978-7-300-25202-5
著者：戴逸
成品：160*230页数：1061
纸张：70克玉龙胶
装帧：平装
出版时间：2018-01-15
定价：229.00元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本书卖点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戴逸先生治学历程中的重要作品。
叙述详尽、视野贯通、思维缜密、见解精微，书中构建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至今仍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 读者定位
1、史学研究者
2、高中以上文化水平、历史爱好者

◆ 作者简介
戴逸，1926年生。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历史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史学会第四、五届会长，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96年，被聘为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长。2002年8月至今，担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2011年4月，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2013年12月，获得第二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戴逸教授最初从事中国革命史、近代史研究，后从事清史研究，是清史学科开创者之一。他勤于笔耕，著作等身，据不完全统计，个人撰写或主编的著作有四十余部，代表作包括《中国近代史稿》《简明清史》《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乾隆帝及其时代》《履霜集》《语冰集》《涓水集》《繁露集》《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戴逸卷》《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清通鉴》等，发表文章800余篇。

◆ 内容简介
本书分为两册，是在戴逸先生1954年开始讲授的中国近代史课程讲义基础上修改扩充而成的。第一册主要叙述两次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运动期间的史事，初版于1958年，是新中国成立后较早的全面系统而简明的高校近代史教材；第二册主要包括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内容，写成后由于种种原因，从未公开发行，直至2008年才与第一册一起出版。本书叙述详尽、视野贯通、思维缜密、见解精微，书中构建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至今仍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 简要目录
第一册
第一章1840年以前的世界和中国
第一节1840年以前的世界形势
一、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
二、19世纪前半期的世界各国
第二节1840年以前的中国
一、土地兼并
二、资本主义的萌芽
三、政治情况和思想情况
第三节鸦片战争前夕的中外关系和鸦片贸易
一、中外关系
二、鸦片贸易

第二章第一次鸦片战争和战后中国社会的开始半殖民地化
第一节第一次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签订
一、林则徐的禁烟措施
二、琦善的卖国行为和广州战役
三、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
四、浙江和江苏的战役
五、《南京条约》的签订
第二节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开始半殖民地化
一、赔款重担和鸦片的更加泛滥
二、对外贸易的增长及其影响
三、五口通商和买办商人的兴起
四、广州人民反侵略斗争的继续
五、中国知识分子学习外国的开始
第三节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酝酿
一、鸦片战争后反封建斗争的高涨
二、洪秀全和拜上帝会的初期革命活动
三、金田起义

第三章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的进攻阶段
第一节太平天国革命初期的胜利进攻
一、太平军在广西的战斗
二、太平军从广西到南京
三、革命胜利发展的基本原因
第二节《天朝田亩制度》及太平天国前期的各项制度、政策
一、《天朝田亩制度》及其评价
二、太平天国前期的各项制度、政策
第三节清王朝为反对革命所采取的几项措施
一、筹措军饷
二、创办厘金
三、滥发钱币
第四节1853年到1856年的战局
一、太平军东战场的战局
二、上海和福建的小刀会起义
三、太平军的北伐
四、捻军的兴起
五、太平军的西征
六、湘军的兴起及其出省作战
七、两广天地会起义及石达开经营江西
第五节杨韦事件和石达开的出走——太平天国内部矛盾的爆发
一、太平天国内部矛盾的发展
二、韦昌辉的阴谋政变和石达开的出走

第四章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的相持阶段
第一节第二次鸦片战争
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历史背景和修约交涉
二、亚罗船事件、英法联军侵占广州
三、广东人民反抗侵略联军的斗争
四、英法联军侵占天津和《天津条约》的签订
五、1859年的大沽口战斗
六、英法联军侵占北京和《北京条约》的签订
第二节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的相持阶段
一、杨韦事件后太平天国各战场的不利形势和江西战场的瓦解
二、太平天国之所以能够支持革命危局的原因
三、江北大营的覆灭和三河之战
四、江南大营的覆灭和太平军进取苏、常
五、太平军的西进，安庆保卫战的开始
六、安庆保卫战的失败
七、李秀成再克杭州
第三节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各地人民的起义斗争
一、石达开折返广西及其入川的失败
二、李永和、蓝朝鼎在四川的抗清活动
三、捻军在山东、河南的活动
四、鲁西白莲教起义和宋景诗的黑旗军
五、山东地区其他的人民起义

第五章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的防御阶段
第一节太平天国后期的经济和政治
一、根据地内封建残余势力的猖獗
二、革命队伍的严重不纯和纪律废弛
三、土地关系
四、分散主义的倾向
五、洪仁玕及其《资政新篇》
第二节防御阶段的战局
一、汉族地主权力的扩大、太平天国安徽战场的瓦解
二、中外反对革命势力的勾结和1861年北京政变
三、1862年上海战斗
四、天京会战和李秀成进兵淮南
五、太平天国苏南战场的瓦解
六、太平天国浙江战场的瓦解
七、天京失陷、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
第三节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失败原因和历史意义

第二册
第六章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全国各地人民反封建反侵略斗争的继续、清朝政权的逐步半殖民地化
第一节东南沿海和中原地区人民武装斗争的继续
一、李世贤、汪海洋部在闽粤边界的斗争
二、1864—1866年捻军的抗清斗争
三、东捻军和西捻军的抗清斗争及其失败
四、山东黄崖山的抗清斗争
第二节西南地区各族人民的抗清起义
一、广西壮族人民的抗清起义
二、贵州的苗民和斋教、号军的抗清起义
三、云南回民起义
四、云南哀牢山彝民起义
第三节西北各族人民起义
一、陕西、甘肃的回民起义
二、新疆回族、维吾尔族的抗清斗争及其蜕变
第四节外国侵略的加深和清政权的逐步半殖民地化
一、列强的“合作政策”、外交官和海关税务司的侵略活动
二、十国缔约、阿思本舰队、蒲安臣出使、修约交涉
三、地方性封建势力的兴起，清政府军事权力、财政权力和司法权力的下移
四、奕集团的兴起，初期洋务派的政治路线
五、顽固派和洋务派的矛盾，奕和慈禧太后争夺权力的冲突
第五节中国人民反洋教运动的兴起
一、帝国主义传教士在中国的侵略罪行
二、60年代初期川、黔、湘、赣的反洋教活动
三、1868年和1869年反洋教运动的高涨
四、震动中外的“天津教案”

第七章19世纪70年代列强对我国东南、西南、西北地区的侵略和中法战争
第一节列强入侵我国东南、西南和西北地区的危机
一、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国际形势
二、日本对台湾的武装侵略
三、马嘉理案件和中英《烟台条约》的签订
四、左宗棠收复新疆与中俄伊犁交涉
第二节在70年代外来侵略危机下的清朝统治阶级
一、海防争论和海防措施
二、李鸿章北洋集团及其内外政策
三、清流派的兴起和衰落
第三节中越人民早期的并肩抗法斗争
一、法国入侵越南，越南人民和黑旗军的早期抗法斗争
二、纸桥之战，怀德、丹凤之战和清政府内部的和战分歧
第四节中法战争
一、中法战争的爆发，山西、北宁之战和法国的诱降骗局
二、观音桥之战和列强的“调停”骗局
三、马尾海战和台湾、浙江的抗法战争
四、镇南关、谅山大捷
五、清政府在胜利形势下屈膝投降
六、中法战争的失败原因和历史意义

第八章外国侵略下中国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和新阶级的出现
第一节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深入
一、19世纪后半期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趋势
二、对外贸易中的几项主要商品
三、甲午战前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投资
第二节外国侵略下的中国农业
一、近代农村的阶级关系和土地兼并
二、近代农村中的剥削形式和剥削率
三、近代农村中的雇佣关系
四、农村手工业的破产和农产品商品化
五、农产品的商品化
六、自然灾害对农业的危害
第三节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
一、中国近代工业的早期发展
二、若干重要工矿企业介绍
第四节中国早期工业发展中的几个问题
一、旧式手工业和近代工业的联系
二、近代工业发展的阻力
三、官办军事工业的性质及其内在矛盾
四、官督商办形式普遍流行的原因
五、官督商办形式对资本主义的阻碍作用
第五节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产生
一、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向资产阶级转化
二、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
三、中国工人阶级的早期斗争

第九章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继续，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学术和文化的发展
第一节中法战争后的外交交涉和西藏人民的抗英斗争
一、取缔香港走私鸦片的谈判
二、《中葡里斯本草约》的谈判
第二节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反洋教运动
一、70年代和中法战争时期的反洋教运动
二、90年代初长江流域的反洋教运动
三、1891年热河金丹道的反洋教起义
第三节中法战后的清朝统治阶级
一、关于修筑铁路的争论
二、顽固派和洋务派的合流，张之洞集团的兴起
第四节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
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先驱——冯桂芬
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初步发展——薛福成、马建忠、王韬、何启、郑观应、陈炽、陈虬
三、改良主义的“君民共主”说
四、改良主义的“重商”思想
五、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一些特点
第五节19世纪下半期的学术和文化
一、19世纪下半期的经学和史学
二、19世纪下半期的科学和技术

第十章中日甲午战争
第一节东亚的国际形势和列强对朝鲜的侵略
一、沙俄向东亚扩张和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
二、日本和其他资本主义列强侵入朝鲜
三、朝鲜成为东亚矛盾的焦点
第二节日本发动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战争
一、日本为发动侵略中、朝的战争而制造衅端
二、俄、英的“调停”
三、中日甲午战争的性质和李鸿章的投降主义路线
四、日本对中国突然袭击，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
第三节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8月至11月)
一、平壤战斗
二、黄海战斗
三、主战、主和两派的斗争和清政府求降
四、日军窜渡鸭绿江和慈禧祝寿
五、旅顺口陷落
第四节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11月至1895年4月)
一、主和派对主战派官吏的压制
二、清政府使节张荫桓、邵友濂求和被拒
三、海城争夺战
四、威海卫陷落和北洋海军的覆灭
五、牛庄战斗
第五节中日议和与《马关条约》的签订
一、中日议和前夕的列强态度
二、李鸿章赴日议和
三、中日马关谈判
四、《马关条约》的签订
五、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
六、台湾军民反对日本占领的斗争

原第一册后记
后记 

◆ 上架建议
历史

书摘
一、土地兼并
明王朝末年中国的土地兼并问题已经相当严重。15世纪末叶(明孝宗时）由皇帝掌握的官田达当时纳税田亩总数的七分之一。16世纪贵族官僚的庄田有20多万顷。17世纪爆发的李
自成、张献忠所领导的起义，可以看做农民反对大地产集中的运动，但是腐朽的汉族地主为了维持自己的利益，和满洲的贵族勾结起来，镇压了农民起义。17世纪所建立起来的满洲统治对中国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农村土地大量荒废，手工业城市遭到毁灭性的烧杀。以耕地面积计算，1578年(明万历六年）为7013976顷，到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只剩下5492577顷。以人口计算，1623年(明天启三年）为51650459口，到1651年(清顺治八年）只剩下10633326口。这个数字虽然是不精确的，但大体上可以看出明清之际土地荒废和人口减少的趋势。不管满洲有多么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多么严重的民族偏见，他们仍不可能消灭比自己更先进的汉族的生产方式。为了长久统治下去，他们还必须恢复汉族原来的封建经济，并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统治。正像恩格斯所说：“每一次当文明较低的人民是战胜者
的时候，经济发展的进程不言而喻地就被中断，大批的生产力遭受破坏。可是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文明较低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的场合上，也不得不和那个国度被征服以后所保有的较高的‘经济情况’相适应”恩格斯：《反杜林论》，1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因之，清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奖励垦荒、免科减赋、地丁合一等政策，使生产力逐渐得到恢复，清政权也在恢复起来的封建经济基础上得到暂时的稳定。 经过一百多年的恢复阶段，到乾隆帝时是清朝统治的所谓“全盛”时期，社会财富大量增长，如《啸亭续录》所说：“本朝轻薄徭税，休养生息，百有余年，故海内殷富素封之家，比户相望。”
可是，这种财富究竟是怎样增长起来的？增长在谁的手里?假使作进一步的考察，便可以看到，财富都积累到皇室、贵族和官僚地主、大商人的手中。这些寄生阶级依靠政治和经济的特权，压榨农民和手工业者，通过地租、赋税、高利贷和商业利润剥削了农民、手工业者的生产物，更进而夺取了农民、手工业者的土地或其他生产资料。因此，乾隆时代所谓社会财富的增长，实际上就是统治阶级财富的增长，而这种财富的增长，正是建立在广大农民、手工业者日益贫困的基础之上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乾隆帝统治时期是清朝所谓“全盛”的、最富庶的“黄金时代”，而恰恰在这个时候土地兼并和农民起义也成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的原因。那么，在乾隆时期及乾隆以后，土地分配的情况究竟怎样?它的发展趋势又怎样?据乾隆时漕督顾琮奏请限田，每户以30顷为限《清朝文献通考》，卷四，《田赋考》。，可见那时拥有3000亩以上土地的地主已经不少。乾隆初期，湖南巡抚杨锡绂曾提到土地日益集中的原因是“贫而后卖，既卖无力复买；富而后买，已买可不复卖”。他还叙述了土地买卖造成的 情况：“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每岁所入，难敷一年口食。”《皇朝经世文编》，卷三九，杨锡绂：《陈明米贵之由疏》。当时的统治阶级正是这样通过土地兼并而积累起大量财富，至于农民却日益陷入贫困饥饿的深渊。
乾隆末年，我们已看到惊人的土地集中现象。如拿全国最大的地主——清朝皇帝直接和间接掌握的土地来计算，1753年(乾隆十八年）全国耕地面积是735万顷，其中内务府庄田、官田、宗室庄田、八旗庄田、屯田共43万顷，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6%弱。到1812年(嘉庆十七年）全国耕地面积已有788万顷，而直接和间接掌握在皇帝手中的土地增加到83万顷，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1%弱。60年间，全国耕地面积增加53万顷，而皇帝手中的土地增加40万顷，这不能不说是惊人的数字。根据《清会典》推算。
不但皇帝掌握着大量土地，其他大地主大官僚掌握的土地数量也是很多的。如“怀柔郝氏，膏腴万顷”；“有尉迟氏者居陕西……积资无算……仰给于其家者数万”；“山右亢某，家巨富，仓庾多至千数”。。《红楼梦》第一百十九回说到乡间一个普通地主也是“家财巨万，良田千顷”。以上“万”、“千”等虽没有确切的数目，但其土地数量是相当多的。当时拥有100万亩土地的地主并不是没有，如嘉庆初年，权臣和珅被抄家，共有土地8000余顷，他的两个家人也各有600余顷，若以当时耕地面积700余万顷计算，则和珅一家就占了八百分之一。此外，据外文记载，鸦片战争中的大汉奸直隶总督琦善占地256万亩，更超过了和珅占地的3倍。以上是北方的情形。至于黄河淮河流域，官僚地主的大庄园也相当普遍，有寨、庄、堡、围(圩)、坞等名称。如河南“扶沟有孙家庄，惟孙姓者居之，性黠而鸷，多行不义，颇赡子财，危楼高台，构至百楹，周以缭垣，甃甓甚固，佃户之依以居者，茅舍三十余家”钮琇：《觚》，卷五。。到太平天国革命时期，“长淮以北，迄于齐鲁，坞长民豪，皆曰围主，围主号令，百倍于有司”《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九五，潘咏：《除盗篇》。。后人曾经在合肥调查清代围子的遗迹，围主的“每个邸第，所占面积，大者数百亩，小者亦百数十亩，邸第外围，先凿壕沟，沟内筑高墙如围寨，佃户环居于内，四周并辟花圃菜圃，广阔整齐……闻西乡最小之张圩子，曾经住五百余人，其他可想见矣……所住佃户，或兼卫士，或兼炮手，或兼轿夫，或兼其他徭役，完全为佃奴性质，地主对佃户婚丧等事，有权过问，并有刑罚权，俨如古代领主之对农奴。现在此种现象，虽不复有，然吾人置身其中，触景兴怀，犹恍在中世纪之领主邸第焉”郭汉鸣、洪瑞坚编：《安徽省之土地分配与租佃制度》。。
长江以南的大地主也很多。早在康熙时，大官僚徐乾学、高士奇在江南购置的土地以万顷、千顷计。《东华录》康熙朝卷四四载，徐乾学“买慕天颜无锡县田一万顷……苏州、太仓、昆山、吴县、长洲、常熟、吴江等州县俱系徐府房屋田地”；又载，高士奇于本乡“置田产千顷”。 以后记载南方土地情况的书中都说“田地多属富家大户之产”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四五，赵廷恺：《复夏干园先生兖沂曹济赈灾书》。，“田主不知耕，耕者多无田” 同上书，卷三五，吴铤：《因时论十》。，“阡陌开而田大半归富户，而民大半皆耕丁”《清代文字狱档》，第5辑，吴英拦舆献策案。。有人记载湖南桂阳州的大地主邓氏“田数百顷，以富雄一方……乘马不牧，游食田野数十里”王闿运等：《桂阳直隶州志》，卷二。，可以想见这个大地主豪富的气派。
后人根据太平天国革命以前河北、江苏、浙江、山西、湖北、陕西、山东、河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以及东北地区估算，认为当时全国土地有40%到80%是集中在30%到10%的少数人手中，而60%到90%的多数人则没有土地。特别是山西、河北、江苏等省，甚至有万亩、十万亩、百万亩以上的大地主存在。参见王瑛：《太平天国革命前夕的土地问题》。这个估算大体上是近似的。和土地日益集中的趋势相适应，土地价格也日益昂贵。据钱泳的记载，“前明中叶，田价甚昂；每亩五十余两至百两，然亦视田之肥瘠。崇祯末年……每亩只值一二两，至本朝顺治初，良田不过二三两，康熙年间长至四五两不等。雍正间仍复顺治初价值，至乾隆初年田价渐长，然余五六岁时，亦不过七八两，上者十两，今阅五十年竟亦长至五六十两矣”钱泳：《履园丛话》。。地主阶级用什么手段集中这么多的土地、积累这么多的财富呢?主要就是通过地租的剥削。封建地租不仅吞去了农民的剩余劳动，而且往往吞去了他们的一部分必要劳动。根据史料记载，当时整个中国实物地租占着优势，剥削率约在
50%以上。如拿清王朝所掌握的庄田来说，每个占地720亩的庄子，规定每年交纳地租250担，另外还规定交纳刍、豆、家畜、家禽等物。当时北方每亩土地的最高年产量不过一石，这些贡纳就要占产量的一半左右，此外没有明文规定的贡纳和徭役一定还很多。又如乾隆十年，御史胡蛟龄奏请将陕北官田“招民承种，照安西哈密佃种官田，官四民六之例，变通酌筹”《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四，胡蛟龄：《推广垦荒疏》。，这是为了招徕人民垦辟荒地，才有这种“官四民六”的优待办法。至于一般官田招农民垦种，租额就更高。如嘉庆年间，广东有屯田5300余顷，“由地方官招丁佃种。因本系官田，征额较民田多至十倍，并有多至十余倍者”刘凤辉等：《仁化县志》，卷三。。在官僚地主所掌握的土地上，剥削同样是苛重的，《红楼梦》第五十三回记载乌进孝庄头送给贾府的地租单子，除一部分粮食、牲口折成货币外，还有大批贵重的山珍海味以及杂果、粮食、柴炭等四五十种实物，其剥削既苛重又琐细。又如沧州一带“绅士田产，率皆佃户分种，岁取其半”《畿辅通志》，卷七一。。南昌一带地租上则亩租“二石，中或一石五六斗，下则亩率一石”《皇朝经世文编》，卷三一，陈道：《江西新城田租说》。(当时长江下游每亩产量，上田三石，下田一二石)。乾隆三十四年永安县
租山合约中记载：“其山木当日凭亲三面言议，俟培养长大之日，以作主佃平分：主对五分，佃对五分，若卖，价银亦照主佃均分。”《大清律例汇辑便览》，卷一七。章谦说：“上农耕田二十亩……以中年均之，一亩得米二石，还田主租息一石，是所存者仅二十石。”《皇朝经世文编》，卷三九，章谦：《备荒通论》。可见大多数地区的租额都按实物计算，剥削率都在50%以上。据所存嘉庆朝34件有关实物地租租率的统计，其中租率在50%以下者为11件，50%者为19件，50%以上者为4件。参见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