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度书系出版研讨会）
 
 

（胡鞍钢教授发言）

 
（王绍光教授发言）
 

    “千万别让中国的创新由外国人来总结，然后我们去学习外国人，再去总结中国。”在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说。对此，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清华大学长江讲座教授王绍光深有同感：“要从中国的视角来研究中国，在我们的中国政治学领域，要看中文刊物。西方的分析框架我不说他不对，但至少是不够的。”出于这个共同的目标，胡、王这对老搭档领衔创作了中国制度书系。书系中，胡鞍钢的近著《中国集体领导体制》作为国内外首部解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工作机制的专著，迅速引起社会关注。该书上市一周，便已销出1万多册，并迅速引起海内外的关注与讨论。而王绍光与青年学者樊鹏合著的《中国式共识型决策：“开门”与“磨合”》也入选了新浪好书榜2013年半年榜。再加上青年学者鄢一龙的《目标治理》与即将出版的《中国集思广益型决策》，整个中国制度书系集中地从新中国制度发展史和国际比较的视野对中国制度的运行逻辑进行了解读与分析。“我们试图用中国的视角来看中国的决策执行，”王绍光说，“就是希望把中国体制的优势点出来，讲透，使得我们不会被别人忽悠。”

（贺耀敏总编辑主持会议）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出版社总编辑贺耀敏教授主持了研讨会。他在发言中讲到：“党的十八大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自信的底气来源于哪里？应来源于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的自觉和客观认知，而不能靠空喊口号。中国制度书系立足中国本土，运用严谨的学理分析阐释中国体制的特色和优越性，从中国政治现实而不是从理论和教条出发，以独特的话语方式和视角观察、分析和解读中国政治，理性总结中国政治经验，展示中国政治智慧，展现了作者们引领潮流的学术创造力。”
    “中国在政治、经济的实践方面都是走在世界前列的，我们最大的瓶颈是在学术上怎样运用中国范畴、中国话语有效地解读中国实践，让世界听明白。”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武力研究员在发言时说。他重点评述了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青年学者鄢一龙博士的《目标治理》一书，认为这本书抓住了两个最核心的问题，第一个是中国的五年规划（计划）不是一成不变的，第二个就是首次把五年规划（计划）作为治理社会的一种模式。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李玲教授重点关注了《中国式共识型决策：“开门”与“磨合”》一书。“这本书是从整个综合医改方案制定的过程来看中国式的民主与集中，即中国式民主，”她说，“现在我们所谓的普世价值的西方民主，中国肯定走不了。中国人现在运气比较好，咱们还没往坑里跳的时候，有人竖起了警示牌。”她认为，在医改方案的制定过程中，中国确确实实走出了自己的民主。“民主除了选人，也可以选事。中国医改方案的制定‘开门’向国际征集意见，然后挂在网上接受老百姓的反馈，具有高度的有效性――这可能是民主更核心的内容，而不只是形式上的每人选一票。另外，‘开门’与‘磨合’是中国学者基于中国实践提出的概念，这本书能够结合医改实践，提炼出中国独特的东西，再和我们的学术语言对接，体现了我们中国人在学术界的贡献。”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潘维教授认为，整个书系体现了一个“科学地认识中国”的主题。“这些书第一，都很追求理论性；第二，都追求中国式的理论；第三，都追求创新理论。”他说，“理论的重要性，在我国往往理解得不够。但其实，大政方针就可以理解为理论。科学地认识中国，也就意味着要追求理论。我发现，研究我国农村的著作里面，大量引用的都是西方人的理论，而这些理论的创造者却基本上没在中国农村待过几天，甚至有的都没来过。我们太需要自己的理论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研究员在发言时说：“这几部著作的研究都是实证性的，研究问题已经从公开的表面的政治制度深入到国家权力的实行运行机制，也就是从政体研究转向国体研究，这代表了政治学研究的方向。”
　  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原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王一程教授在谈到《中国集体决策》一书时直言，中国集体领导体制当前已经形成并显示出了优势，贫富悬殊、贪污腐败以及生态恶化等问题虽已开始逐步得到解决，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表明领导工作仍需要不断的进步、完善，来更充分、有效地发挥中国集体决策的优越性。同样，国防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姜鲁鸣教授认为，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和问题凸显的情况下，《中国集体领导体制》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建设，给出了一个学术版的解读。同时，姜鲁鸣也提出，集体领导与民主集中是一个敏感而复杂的现实问题。怎样将“集体决策制度”与“体制性弊端的克服”更好地结合起来，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目标治理》一书的作者鄢一龙在发言时说：“中国刚开始引进五年计划是想进行经济建设，结果是行不通，最后经过不断地调整，转向重点规划公共事务，有点像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他还提出中国五年规划很重要的创新，就是基于整体知识，而不是基于分散的知识。
   《中国式共识型决策》的作者之一中国社会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樊鹏博士在发言中谈到：“民主决策体制依赖于有效政府，或者说依赖于政府有效决策的能力，简单说就是要实现民主决策，先要做到有效决策，后者是前者的前提和基础，而不是相反。”他依据有效决策和民主决策这两个变量，将目前世界上的决策体制划分为三个类型。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青年教师欧树军、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利、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谈火生等青年学者也参加了本次研讨会并做了精彩的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