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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文学批评之壶奥,示当代学人以精神

——袁济喜教授《新编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读后

2006年10月25日

  袁济喜教授在多年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教学与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吸纳迄今为止关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术成就,发扬中国人民大学注重“文献和思辨”有机结合之治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术风格,推出力作《新编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以下简称《新编》),读后感慨良多,颇有启发,现略呈管见。
  一、《新编》一书注重将显在的范畴、命题阐说与潜在的人文蕴涵发掘相结合。文论范畴、美学范畴是一个时代的文论思想和审美意识的理论结晶,历史地反映出了时代文学、美学思想的发展嬗变状况,逻辑地体现了社会文化思想史发展的内在规律。自郭绍虞先生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始,从“范畴研究”视角既微观又宏观地深入探讨文学批评史发展况向,成为后来许多文学批评史写作的选择。袁济喜先生从80年代末开始,一直致力于文论范畴、美学范畴的研究,版有专著《和:中国古代审美理想》(再版为《和:审美理想之维》)、《兴:艺术生命的激活》,在《新编》一书的写作时,他将自己多年来对范畴研究的思考与心得融汇其中,从“道”、“气”、“和”、“神感”、“兴”、“情景”等范畴予以考察古代文论,尤其可贵的是在材料的选用上,他力图突破以往同类著论偏重在诗文评的范畴上下工夫的局限,尽量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去爬梳剔理,从而把握住了中国文学批评中所独具的民族文化特性和精神内涵。而立足于当代的人文导向与人文关怀,整理和发掘中国文学批评史原始文献中潜蕴的人格精神、人文精神内涵,作出现代理论阐释,也是袁著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着力点、创新点和灵魂所在。他指出:“中国古代的文论家首先是充满人文忧患意识的思想家,他们往往是站在时代的前列与人生的尖峰上来考察文学现象,回应文学与文化建设中出现的严峻问题,建构自己的文学思想与美学理论的。”(见《新编》第3页)故而《新编》一书强调从“孔子的忧道思想与人格精神”去把握孔子的文学思想,着眼于司马迁的“人文意识”考察其文论思想,考索李白的“诗骚”精神、杜甫的“诗史”精神,质析严羽“以盛唐为法”来振奋民族精神之举、李贽的“人格精神”、鲁迅致力“人格培养”美育观,等等。袁先生聚焦于“精神”治文学批评史,既是其作为当代知识分子一向所秉持和担纲的赓续国学文脉,传承文化精神使命和责任体现,也是与其一直以来关注于古代文学、古代文论中“人格精神”、“人文精神”、“文论精神”等研究的实践品格和人文情怀分不开的。在此方面,他取得了颇丰的研究成果,出版了《两汉精神世界》、《传统美育与当代人格》、《古代文论的人文追寻》、《中国古代文论精神》等巨著,《新编》一书延续了此研究传统,更将之在统合中推向深广层度,他的这种一以沿之的研究,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科建设和当代文艺学发展有着很大的启迪和指导意义。
  二、从士人心态、生命精神、人生境域角度探讨中国文学批评发展,是《新编》一书的又一大特点,它将文学批评史研究推向了更深层的探究。袁济喜先生早在1989年就出版了《六朝美学》一书,随后又出版有《人海孤舟:汉魏六朝士的孤独意识》,从“士人心态”视点切入探讨六朝美学,指出魏晋时期美学的最突出特点是人生与审美的融贯通汇,六朝艺术与美学,正是人们在当时品藻成风、佛学兴起、玄学盛兴境域下对人生、生命、生存诸问题的思考、解答与超越。由文学而阐及文化,由文化反思文学的研究理念对于古代文学、美学研究向纵深拓展提供了新的参照与范式。此理念也很好地由专题论述“六朝美学”拓宽贯彻到整个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思辨与写作中来,如《新编》从“人生遭际与发愤著书”入手论司马迁文论精神,从生命体验、士人悲剧、审美超越论魏晋文艺批评,质析嵇康的人生哲学与文艺美学观,特别是寓目于人生感发、生命感受、人性感悟,创新性发现了庾信文论的独到价值和林语堂文学批评的审美意义。这种研究在“坚持了中国文学批评史自身学科定位的同时,也注意了它与思想史、哲学史以及美学史等相邻人文学科的联系”(见《新编》后记),以史带论,论由史出,宽容的、综合的文化学研究视野与立场利于批评史研究打破封闭、排斥绝对、摒弃独断论与先验论的模式,为阅读者提供和建构了阐释与对话、考索与创造的机制,能够使读者“获得人文方面的综合提升,领略国学精神的博厚深邃”。
  三、《新编》一书力图用面向21世纪的新的价值观、审美观和人生观作为研究视角,对中国传统文学批评进行的一次通贯的、整体的阐释尝试。梁启超先生曾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将“史的目的”概括为“予以新意义”、“予以新价值”、“供吾人活动之资鉴”。上世纪90年代下半期以来,学界就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中国文论的“现代性”追求问题、中国文论话语的“当代重建”问题进行了集中讨论,问题的实质是重新认识、评价中国古代文论作为国家、民族的思想资源在当代文学/文艺/文化建设中的生成可能、阐释空间和理论意义。袁济喜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文论”以其民族忧患意识、主体精神、包容品格等优秀传统能够生生不息向前发展,并且能够融合现代思想,借鉴西方文论,创造出自己的新的文论和美学思想,走向未来而有所作为。这已从梁启超、王国维、鲁迅、林语堂、朱光潜、宗白华等前辈学人的实践得到检验和证实。(见《新编》360页)袁先生与同仁秉承先人精神对中国古代文论作了不懈的研究和合理的阐释,为当代文艺学建设注入了新鲜血液。《新编》一书可称是其对中国文学批评作出整体梳理、系统考索、阐精发微之作,是一本融合中西文化、兼具现代意识,自觉致力于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建设的优秀著作,这从他博采青木正儿、宇文所安等人研究成果、注重对西方学科的借鉴、追求国学精神与现实人生的贯通、从宽泛意义上沿用和把握“中国文学批评”等写作实践可见出。
  该书除在学术理念、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等方面有着重大突破外,在文章结构、写作体例等方面也匠心独运,本书每节开始部分列出叙述脉络,章后附有关键概念、思考题和参考书目,书后附有教学大纲有助于教学互动,加上全书详略分明,语言简约凝炼,在增强该书可读性的同时也方便读者进行把握。依此而论,该书不止乎是学者苦心营构的“学术殿堂”,还是一本非常适合实际讲授和学习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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