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拿到《神秘的古画》，我就开始阅读，没有先入为主的想法，一任好奇心驱使我往下读，猜想着这篇中国侦探小说的结局，而我曾经读范•古里克的荣格•提系列推理小说时的感觉不时浮上心头。作者独到地吸收了侦探小说的写作技巧，灵活地设置悬念来抓住读者的注意力。该书的特点就在于处处扣人心弦。我觉得，还得读中文原著，那样更容易意会作者的匠心独运。
　　在阅读过程中，我力图把握这部小说的价值。中国侦探小说，这个进展滞缓的文学体裁，却像西方小说一样，同样表达了失去平衡之时代的人们的苦恼。这部小说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而且是一个象征。外面的世界总是带着好奇心来注视中国一度出现的社会和经济动乱，虽然他们常常并不能理解个中缘由。这部小说汇合了两个世界、两种文明、以及两个能表现出中国人特色的能力：持之以恒和去粗取精。同时小说也质疑两个差异甚殊的世界之间互相渗透的结果。应该说，这部小说是完美的，它不是简单的马克•里斯所谓的“流言蜚语专栏的诗意描写”，而是一种创作，是作者的审美观和意识思想的流露。
　　何教授的小说具有风格多样的特点：在侦查的逻辑推理和智力分析方面，它类似于爱伦•坡的作品；在概率、事实的科学再现、犯罪学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方面，它类似于加勃里沃的“司法小说”；在实验技术和推理方法上，它类似于柯南•道尔那被人广为称道的、近乎荒诞和神奇的、科学而严谨的推理小说；在威胁到无辜的受害者和面临危险的侦探律师的悬念式结尾中，它又类似于另一位写法律侦探小说的作家斯坦雷•加德里。何教授在不同种类的侦探小说技巧中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他的小说既是谜语小说，又是黑色小说，还是悬念小说。但无论如何，他的小说不能算作庸俗小说或者暴力小说。
　　作品采取了1978年以来中国文学的主流模式——现实主义创作。这也是侦探小说的基本特色，尤其是在“罪恶真相总是离不开对特定人群、特定地理空间的探索，对社会机构、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的探究”的黑色小说中。《神秘的古画》的故事发生在90年代的广东，中国南方特有的环境提供了陌生化的背景。作者在文中对中国现代文明的描写，对于大部分当代作家来说还比较生疏。他的法律教育背景有助于不懂法律的大众解决法律问题。这也就是他的小说能激发读者兴趣、吸引读者以及教育读者的根源。
　　侦探小说的叙事模式是精确而有严格限制的，它要求时间统一、有完整的开头和结尾。然而作者却极大地拓宽了写作面，极尽所能地运用想象来打破这种限制，因而最终能够独到地运用文学手法来讲述一个“案件”，以此来吸引读者。在《神秘的古画》中，作者的首要手法是用不同的语言风格来写潜在的悬疑案情。作者好像从第一章开始就把读者带入了似是而非的故事，而且似乎一直在误导读者。从一个谜团到另一个谜团，作者在讲述小说主线时不时卖个关子，然而作者驾驭文字得心应手，因此读者一点不知道文字内容是无关紧要还是案件的主要线索。不停变换行动展开的地点，这也是所谓黑色小说的特点之一。作者时时把人物置于险恶形势下或即将揭开谜底的一刻，这种故意卖关子令读者又焦虑又不耐烦。何家弘在故事中很巧妙地设置悬念，让已经进入剧情的读者急不可奈地一口气读下去。
　　在何家弘的小说里，那些看上去不起眼的细节都是有意义的，尤其是情感细节。作者没有掩饰对心理学的偏好，只有心理学才能对人的乖张举止做出解释。与柯南•道尔式的逻辑叙述相比，小说中的情感让原本明晰的轮廓变得模糊不清，就好像是被中国画里被水雾笼罩的风景。小说全文既有大量的解说，又有迭起的风波。那些风波除了反映社会人际关系的复杂，还促使人际交往变得更加快捷轻松。这并不是作者卖弄技巧，这些写作过程是生活的体验，是文中偶尔交锋、偶尔穿插的好几种生活的体验。
就好像斯坦雷•加德内笔下的佩里•马松，何家弘笔下的侦探是一个律师，他和他的助手是双人组合。洪律师在小说中只不过是打开社会广角的一个入口，关于这一点，大家立刻就会产生疑问：洪钧是不是个英雄人物？耶夫斯•罗特在其著作《侦探小说》中关于“私人侦探”的描述，恰恰符合洪钧这个人物：虽然是个复杂人物，他首先是个自然人，也会脆弱也会受伤。他完全契合着美国黑色小说里私人侦探的典型模子。当他坐在沙发上时，他就变成了中国的福尔摩斯，一个地道的英式客厅里的侦探。然而他的案情推理从来不在对话中清楚地表现出来，而是更多地用行动直接表现。作者没有把他笔下的侦探写成“高大全”，而是一个凡人，喜欢“有根有据的推理”而不是“凭空的猜测”。在雨天阴暗的城市氛围里，他心里会有“不愉快的想法”！在写作主人公的故事时，何家弘放入了自己的生活。他讲述着自己经历过和没经历过的，它的体验、他的想法，还有他的梦想、他的雄心。他创造了一个源于现实社会的假想社会，在那里他能扮演自己内心深处渴望的角色。他成功体验了角色：我究竟是谁？这个侦探并不仅仅是一个孤独的行者或者坐在沙发上、监狱里无所事事的人，认真想想，他其实就是作者。
　　如果说侦探助手的设置并不独到的话，他们各自的性格在侦探文学的范畴里可是各有千秋。在调查工作中占次要地位的宋佳，偶尔在行事和效率上也会超过洪律师。她也显得很可靠，是可以令人倚赖的。比起洪钧的身体力行来，宋佳更多的是智力投入。然而当洪钧落入圈套、被诬贩毒而身陷囹圄时，她却想出妙计把洪钧救了出来。在日常生活中，宋佳像妹妹、像母亲、甚至像妻子一样照顾洪钧，她把他从事务中解脱出来，替他约见客户，替他泡咖啡，替他买吃的：完全是一个理想的助手。她也能够自创一些举动，比如说，尝试对佟文阁进行催眠，乘飞机去圣国市。实际上，大家也了解到，宋佳也通过了律师考试，她的多才多艺让她获得了电视台记者和总经理助理这样的诱人职位。然而她是独立自由的，呆在律师事务所是她自己的选择。
　　这就是两人之间的关系，形式上是老板和职员，却更像是朋友、同事或更密切的关系。在他们之间，有一个从“您”到“你”的过程，在法语中难以表达同样的微妙：恼火、愤怒、默契和爱慕。他们之间的爱情，哪怕只是小心地猜想，也令人联想到一个暗藏的故事，那是洪律师系列第一本小说写了个开头的故事。洪钧对肖雪的爱在宋佳面前不堪一击。宋佳只是肖雪的同父异母妹妹，她对整个故事一无所知。然而读者直到看完小说也不知道结局。这种感情的明暗对比，使得一切尽在不言中，同时也回避了不自觉的禁欲。这就给侦探故事增加了悬念，也使人物心理更加真实。和侦探文学中别的侦探组合相同的是，洪钧和宋佳之间关系密切，他们的关系不是静止不变的。他们自己就是一个发展的故事，这给作品增加了魅力，吸引着读者往下看。
　　事实上，我感觉作者在涉及男女爱情上是有所保留并且持疑问态度的。他说到金亦英的“善良”，却没有提到她对丈夫的爱情。佟文阁和贺茗芬的关系只不过是坏女人设置的、给他“带来不幸”的圈套。佟琳对年轻画家年轻而热烈的爱情，只给她带来痛苦和绝望，也导致她的出家——另一种形式的自杀。至于宋佳对洪钧的爱情，那是一种难以名状的情感——“非常复杂、非常奇怪的感情”。何家弘似乎不想让他的主人公陷入感情世界的冒险之中。然而他不是持柯南•道尔那样的极端态度，他笔下的人物并不回避爱情。他所持的态度更像是在1960-1970年代面对一位中国姑娘那样进退两难，在那时爱情是“一些……感想而不敢说的话题”（《股市幕后的罪恶》，何家弘，法律出版社，1996）。他反映了中国道德的文化禁区和近年来的道德变迁。他小说里的罗曼史，既给小说增加波折，又是人物心理的必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社会因素使得人的感情行为比西方更复杂，这也使得作者涉及到爱情故事时，都写得比较消极。然而他描述的都是真实朴素的纯真情感，从来不着意刻画那些“肮脏”关系，他的价值观显然倾向于家庭。
　　《神秘的古画》中的事件，可以让人联想起近年来欧洲的一些丑闻：那些西妲病毒污染的血液，那些能以另一种异化形式传染给人的“疯牛病”，最后是那些生长激素。经济利益使得一开始就知道健康后果的那些国有或私营大企业，不向公众告知，因而得以继续获得巨大的商业盈利。像佟文阁这样独立（至少是想独立）追求科研的科学家，能研制出最具创新效果却可能有副作用的发明，于是有些人就用他们的发明来牟利。他们被要求保持沉默，至少是暂时沉默，直到有确凿的证据出现能说明他们“奇迹般的”新产品。事实上，科学证据并不是绝对的，如果有证据证明产品的功效，这也不能完全排除产品的危害性。
　　这部小说并不仅仅只有一个谜。除了一些小波折的谜团，如佟林被绑架、圣国市警察局长的死之外，还有古画上的谜。画家怎样在这美丽少女像上画上这独一无二的骷髅像？直到最后一页，一切谜底都揭开了，除了那个生命的大谜团：死亡。何家弘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他不仅解开了案件中的谜，他同时还解开了更大的谜：为什么世界上会有“罪恶”？为什么人的身体和灵魂会走向堕落？人为什么会腐败？为什么人是“一匹吃人的狼”？为什么最后像达圣公司这样，给整个城市提供就业、提高人口素质、生产记忆营养液来造福人类的企业会是这样？为什么会有阴谋？为什么会有可疑的交易？为什么那些毫无顾忌的人要毫不犹豫地铲除异己？作者告诉我们，野心可能导致罪恶。他亲自给我们描绘了不同社会背景的几种代表性的“不择手段向上爬的人”：贺茗芬出身在一个贫困而不和的家庭，一个牙齿锋利的年轻女人，“一个十足的野心家”；圣国市警察局局长吴风浪，一个渔民的儿子，曾经很满意他的社会地位，要不是儿子的埋怨，他就不会以权谋私了；最后是孟济黎，爬到了社会财富的最高层，随时保持着警惕。面对金钱的袭击，很多人的理想坍塌了，他们也丧失了心中的平静。当何家弘拿起笔（可惜没有画笔！）来揭露这些丑恶现象时，他扮演着自己的英雄角色。他就好像是上帝在惩罚坏人，使世界重新回到他自己的价值体系中来。当洪钧挫败了目空一切、藐视法律的孟济黎时，他就重建了社会秩序和道德秩序。事实上，作者故意描写一些同胞在腐败环境中纷纷落马，就是要暗示那些心存侥幸者：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在被腐败吞噬的社会堕落景象中，人类也随着时间慢慢走向死亡。作者在此提出了从生到死的“人生怪圈”。我认为，“圈”的意象，比起西方人的线性空间概念来说，更符合东方人对生命和时间的理解。作者关于腐败讲了这样一句话：“人总是要死的，人的躯体终究是会腐败的”。这不仅仅是字面上的死亡，这也是抛出了一个谜，提出了一个不能解答的问题。所谓犯罪，无需再多解释。对何家弘来说，除了解读罪行，还得阻止罪行的发生——这是侦探小说的主人公常常做的。然而想要阻止罪行，就得了解犯罪的原理。作者乐于掀开幕布一角，揭露腐败罪行——这也是腐朽的一种方式——以此来破除神秘。但他也感到了力不从心。人类的智慧虽然一度被认为是无所不能、所向披靡，却仍然不能破解生死的玄秘。
　　一个侦探小说作家说来绕去，却必须告诉读者一个最终结局，以满足他们知道结尾是“谁”、“为什么”和“怎样”。他无需回答那些超出侦探小说“影射和暗示”范围的、更为普遍的哲学、玄学等方面的问题。如果说洪钧给我们交待孟济黎及其同党，以及给我们讲解了佟文阁用电脑技术“在半格输入”的方法，还给我们陈述了贺茗芬和警察局长犯罪行为的个人原因、社会原因和制度原因，他只不过是想让我们知道，为什么世界上会有罪恶，为什么罪恶会传播，为什么像佟文阁一家那样的无辜者会成为受害者，为什么会有冤枉。但是，他也坦诚地说出了他所不知道的事情：他不知道怎样才能走出“腐败的怪圈”。诚然，小说中所有的人物都按照自己的方式继续生活，没有人死亡，尽管佟文阁还在医院里，他女儿皈依了佛教。更加意味深长的是，作者不想把读者拖进生命的悲剧视角，他精心安排的“罪恶”是：佟文阁是全国驰名的（也可以说是全世界驰名）记忆力补品的发明人，自己却丧失了记忆。这桩祸事从逻辑上来讲，结局是不幸的，然而从结构上来讲，确是喜剧的，甚至还有点滑稽。生活有时候就会开这种玩笑，所以最好还是笑对人生。
不管怎么说，这毕竟是一部侦探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