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教授、学者从事小说创作的不多，而进行犯罪、推理、侦破等畅销书类型写作的知识分子、学者则更是绝无仅有。正因为如此，读到法学博士、教授何家弘先生的这一套精彩的犯罪悬疑小说系列才让人欢欣鼓舞。我认为，我国的大众文学、畅销书写作水平之所以不高，是因为我们缺乏一支优秀的知识分子写作队伍。我们有许多通俗作品跌落在一般有文化教养的读者水准之下，并没有什么值得可与读者交流的艺术信息。在国外，畅销书作家中包括了文学硕士、学士，某些专业如医学、经济学的毕业生，前外交官与军事情报部门官员，国际金融问题专家，律师，众议员，总统的夫人或女儿(如罗斯福夫人、杜鲁门女儿)，还有如克里斯蒂、西默农这样的获得了爵士与院士称号的作者，他们写出了吸引读者的、深入特定领域与高于读者一般想象力的作品，证明了文学所具有的大众品格和生命力。大众畅销书未必便是“低层次”的，只有低层次的作家。何家弘先生的创作改变了我国的犯罪侦破小说简单化、模式化、缺乏深度的低水准状况。
　　探索与创新自然是当前文学发展的主题，一切小说类型莫不如此。但我们并非是在谁都不关心的领域探索，无中生有地创新，就象少数一度要求高蹈远飚的先锋小说那样；何家弘的作品在我们所不熟悉却又关心的法律与法律所定义的犯罪领域的探索，恰恰是非常贴近社会生活的。说他的犯罪小说是一次深度创作，不仅因为其中包含着犯罪、谋杀、惊悚、悬疑、推理等艺术要素，背后有着专业的深度；更重要的是他的创作还体现社会深度、人性深度。何家弘的小说全部以“人生”命名：《人生情渊》、《人生黑洞》、《人生误区》、《人生怪圈》、《人生狭路》，也表达了他的这种追求。历史人生，社会背景，利益关系，罪与罚，情感与欲望，有关知识分子自省与精神层面上的课题，与犯罪问题相联系的伦理问题，以及对社会历史合法性和道德合理性的深层思考，都进入了何家弘的小说视野。犯罪小说必定要回答犯罪原因、动机，仅就这点而言，何家弘的创作也比西方同类的侦探、推理小说要丰富得多。他后来把自己的系列创作改名为犯罪悬疑小说系列，“悬疑”中同时便包含着这种广泛探索的意味。犯罪现象是当代社会生活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人的生命更是最重要的。我觉得何家弘的文学创作不仅修正了犯罪侦破小说必然是“低层次”创作的这样一个认识误区，也打破了习惯上把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对立起来的这样一种思维误区。这正是他创作的独到贡献。
　　《人生狭路——黑蝙蝠•白蝙蝠》可能更多地体现了何家弘不断扩大的追求的特点。时间是人生的标志，他的作品可上溯推演直至文化大革命时期；空间则由国内的武夷山风景区扩大到了国外法国南部的一个小城，实际上这部小说是设置了两个“现场”：犯罪的现场和某种精神溯源、探求的现场。两条叙事线索并置又交叉相互推进。从形式上看，把小说写作过程写入作品是一种后现代的解构方式，教授小说敏锐地吸收了现代叙述成果；但这还仅是从表面上看问题，小说的具体内容则可视为是两个互相套叠的故事，具有内在的互相阐明、互相深化的联系。悬疑及其破解正是它们共同的特征。同样，黑蝙蝠、白蝙蝠既是小说中的一个情节要素，也具有某种象征的意味。“举头三尺有神明”，还反映了我国的传统文化。何家弘先生的小说语言简洁明快，叙述风格总体上保持着一种有节制的低调叙述，出入自如，含蓄着心理的力量。其中也有变化，譬如当视角转移到法国埃克斯小城写何人与杨教授交往时，便如同抒情散文，不仅叙说描写细致传神，更有一种静态动势，让人感受到其背后蕴涵的内心冲突，这显示了作家适应不同艺术要求、目标的叙述掌控能力。可是从根本上说，小说的文学性仍然要从其故事性中寻找，从其人物形象塑造中获取。何家弘的犯罪悬疑小说把各种知识性的高雅文化的成分和有关政治、历史、法律、道德、宗教的内容溶入紧张、曲折的破案之中，丰富了它的故事性；义从心理分析开始，进而达到了人性的开掘，完成了不同人物的创造。我认为他的创作，对于回答什么是小说性、文学性、审美普遍性和达到有深度的畅销书创作，是提供了成功了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