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 赵汀阳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年4月出版 

    时隔五年，继《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后，来自人文社科重镇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赵汀阳又为思想界带来令人兴奋的、里程碑式的一部作品，这部以《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为题的论著有着漂亮的名字，它代表了中国思想界及智力界对政治问题和哲学问题的最新见解，代表了我们应当如何面对和思考“最坏的社会情况”。任何关心政治哲学、大国崛起、国际关系、世界政治、政治自由主义、权力及权利论、中国及全球政治思想史的人都将乐于参与到该书的讨论中去。

    总的说来，这本书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价值，第一方面的价值体现在政治哲学方面，连同政治学或比如全球化问题在内，这个学科近些年包括学术文献数量在内的发展速度令人印象深刻；第二方面的价值体现在哲学的学科性质，或者说何为第一哲学、如何论证第一哲学上，这是思想领域的基础性前提性的问题，形而上学、伦理学和政治学何者优先？作者在扉页援引孔子答鲁哀公问政(哀公曰：敢问人道谁为大？)的话指出，“人道，政为大”；第三方面的价值在于大国崛起，这个方面与一般的哲学问题有相当的距离，然而，如果我们不能看到中国正在承担起的全球政治责任，以及中国近几年在大国外交上的动向，并预测和关注未来的大国国家关系问题——如同国内的一部分人已经注意到的那样——的话，我们就无法理解此方面影响的重大深远。

    对于现如今政治学面临的总体局面，存在着悲观与积极这两种相反观点，弗兰克•富里迪的《恐惧的政治》和拉尔夫•费尔夫的《西方文化的终结》是前者的代表，这种观点认为，如同其它一些领域一样，政治领域以及对政治问题的谈论正以惊人的速度，在人们视野和兴趣范围中大范围地退缩，政治问题变得陈旧乏味，了无新意。与此相反，赵汀阳则在最近几年坚持政治问题的重要性。在《坏世界研究》的开篇，他甚至不像学界的常见做法那样以先为“坏世界”给出定义的方法铺垫，就用了一种更为开门见山的方式表明：“我原来研究形而上学，考察了许多呆主意，后来研究伦理学，考察了许多傻主意，再后来研究政治哲学，又考察了许多坏主意”，作者以明快和直截了当的论证风格雄辩地指出，世界首先是个坏世界，而人们幻想着好世界，在一个坏的真实世界中，最世俗而又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政治，政治哲学和政治学的问题归根到底都是关于权力和利益的问题，人类从文明开始就不断思考政治哲学问题，它们都是生活中要命的、决定人类命运的问题。

    这就使政治哲学的合法性得到了确立。全书副标题“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揭露了作者的一个基本用意，即进行一种政治哲学优先性的论证。这就修正了他几年前在《年度学术2005：第一哲学》中的长篇论文《第一哲学的理由和困难》的说法，在那篇文章的第十五节，赵汀阳给出的是“不设第一哲学的另类哲学”的结论，他认为生活世界形成了一个漩涡，吸引和卷入了各种哲学问题。但在《坏世界研究》这儿，情况就变得更为明显了，他总结了过去几年在政治哲学领域的思考，明确树立了政治学、政治哲学的首要性。优秀哲学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包括，他们敢于否定和发展自己的哲学立场，希拉里•普特南在实在论方面就是一个例子，与此同时，理查德•罗蒂在关于哲学与文艺学的方面也是。假设赵汀阳只是坚持美学(这是他在研究生阶段的专业领域)、知识论(这是他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集中分析的话题)、伦理学(这是其名著论可能生活的主旨)，那么，现如今的对于天下体系的更为详细的论述，以及对于政治哲学的如此丰富的精彩探讨就不可能见到了。

    这部著作可以被看做是对《哲学和未来哲学》、《一个或所有问题》、《论可能生活：一种关于幸福和公正的理论》，以及《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的延伸和综合，如同本文提到过的，作者创造性地将知识论(观念轮、形而上学)、道德哲学、政治学和政治哲学这几种不同的学科领域统一在了政治哲学的论域之内。赵汀阳的一贯突出长处就在于一针见血地指出某个领域最根本性的关键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坏世界研究》里，赵汀阳已有的各种思想第一次形成了一种真正的全面综合，这在形式和规模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大约在2002年的时候，赵汀阳第一次发表了关于“天下观念”的论文，相信在那个时候，作者本人也一定没有预料到，那个原本只在某一部分最为细心的政治哲学、政治思想史概论书籍里占据两三页篇幅的中国古代政治观念，如今繁衍和伸展出这么枝繁叶茂且生气勃勃的局面。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坏世界研究》预计中的写作参照对象是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和《政治自由主义》，也就是说，赵汀阳在有意识地从事政治哲学领域的扛鼎之作，这种著作的特点在于自身所具有的经典作品的特征，以及它给知识分子们带来的全方位的、富有挑战性和启发性的启迪。另一方面，赵汀阳又具有相当高的灵活和机智，这使他的这本书看上去像是诺奇克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此外，不同背景的读者还将在该书身上看到更多的层面，有些人可能认为赵汀阳受到的是马基雅维利、卡尔•施密特、约瑟夫•奈的影响，另一些读者则可能发现，该书的讨论和约翰•冯•诺依曼及奥斯卡•摩根斯坦所著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这类书有内在的相通之处。

    通观全书的各章标题可以发现，经由“政治的发生”、“城邦，民众和广场”、“最好的国家”、“从世界问题开始的天下政治” 、“治与乱”、“硬道理和软道理”、“一切事物都有政治边界”和“全球性到世界性”，赵汀阳在做的是一种政治哲学的开创性的理路，这种学理编排使得作者有几乎把以往的政治哲学观点进行一次逻辑性的统一，并且如同作者希望的那样，以一个相当巧妙的角度演绎了政治观念和政治实践史中的重要难题。对于作者眼中的政治哲学而言，古希腊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因为古希腊的众多城邦以及当时社会涌现出来的诸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呈现出了一种政治关系、政治形式的富有代表性的原始形态，或者说，古希腊形成了一个政治博弈的典型样本。是当时政体和政治制度设计的样本意义而非它们在一般政治哲学史中的文献意义，才使它们获得了在该书中进行讨论的理由。同样道理，作者并未事无巨细和面面俱到地分析人类政治生活中的所有问题，而是根据一种元政治哲学理论的需要，选取真正形成重大生存论和思想问题的一些政治事例。

    在大国崛起、大国外交和大国政治方面，《坏世界研究》具有的意义同样是高度原创性的，它因此在这个领域占据了无可争议的一席之地。令人吃惊的是，赵汀阳在本书中并未过多地照搬《天下体系》中的研究结论，相反，赵汀阳在把天下体系理论无缝式地融入到本书的各章讨论中的同时，还对天下理论的政治学基础做了精彩的阐发。这里，作者眼中可与未来的中国国际政治角色相比的，是奥古斯都时期的神圣罗马帝国。在这个问题上，哈佛大学的奈尔•佛格森于《巨人：美国大帝国的代价》一书里比较的主要是大英帝国和美国帝国，他富有见地地指出了美国这个国家自身对于帝国的责任没有充分的认识，而且也在事实方面不具有充分的国际政治干预和国际关系防御能力，佛格森认为，那些依恋俾斯麦式大国模式的人们，忽略了当美国越发关注其其自身内部问题、战略上成了一块毫无生气的废旧铁块时该怎么办。日本和欧盟这些一度的经济巨人现在已经变成衰老的社会和战略上的侏儒。这时，来源于中国的天下观念就不仅在国家利益和国力发展策略方面，而且在哲学原则上，对世界制度和世界政治的全球治理具有至关重要的思想意义。

    《坏世界研究》并非没有缺点，而且像那些重要的理论作品一样，有时候一部著作的成就越大，它所需要付出的代价也同样不会是细微的。我认为的第一方面的缺点在于本书各部门主题和内容的编排方面。仔细的读者也许将会发现，赵汀阳在娴熟而富于理论功力地谈论政治哲学、政治学的如此众多问题的同时，也在这本书里加入了太多的元素。除了本文第二段谈到的三个主要方面外，赵汀阳还用相当大的篇幅谈论了民主制度、权利理论与自由理论、中国古典儒家的政治学哲学思想、世界历史上的政治实践运作等话题。

    问题是，这些领域的读者在交集方面并没有特别高的重叠。一个关心民主制度、权利论、自由主义中立性的典型读者是一个哲学系的研究员，而一个关心儒家政治学哲学思想的人则会是哲学系的学者，那些留心政治实践运作史的人则可能是历史系的成员，或者是《明朝那些事》的读者。

    与此同时，一个哲学系的人很可能无法克服其某些根深蒂固的成见，即认为政治领域其实并不具有什么实在的、最终的重要性，相反，他们会认为思想最重要；一个政治学系的人也可能不同意该书，因为从根本上说，他们希望在政治学科研究的领域，尽量排除过多的哲学方法论的涉入与影响；最后，一个历史系的学者或历史学的爱好者，则可能在阅读《坏世界研究》之后指出，其中包含的关于各国政治史的部分只不过是学术界的一些通常见解(尽管赵汀阳本人已经事先明确表明，“各种政治问题是在历史中逐步发展出来的，并使政治变得越来越复杂，于是本书也考虑到各种问题的历史顺序，但本书是理论著作，并非史学著作，更着重各种问题的理论关系，因此，各种问题的历史顺序并不完全如实，只是稍具历史感而已”)。

    也方法论和学术立场的紧张和矛盾在本书中同样体现了出来，作者同样对此有充分的认识。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赵汀阳才在重申无立场方法论之后说道，“也许读者会发现，在本书中，我的立场是不断变化的，在不同的问题上为不同的立场辩护，于是在各种观点之间形成自相矛盾。人类生活是复杂多变的，如果不是自相矛盾，反而是奇怪的，因此，每种道理本身必须是无矛盾的，各种道理之间又必须是互相矛盾的，这正是我要达到的思想效果”。

    对利益关系的过多篇幅的博弈论分析，以及伴随始终的对于人性自私的人性论依赖，是我认为的第二个方面的缺点。如果《坏世界研究》不以“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为副标题的话，那么，一个研读过整本书的读者很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觉，即自己事实上在看的是“政治利益的演化博弈论分析”，或者“基于人性的人际关系博弈论”这样的书。人性有着许多的邪恶丑陋，政治关系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做是利益关系，人们谋求自身的实际利益并以此为重要行为标准，这些不假。然而，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理由质疑，是否这些就可以让一本政治哲学的著作在如此大的程度上，在对于几乎所有主要论题的讨论中都依赖于利益的博弈分析。使用一种稳定的、内在关联性的基本立场并不绝对有害，相反，它可能还是必须的，我的意见仅仅在于，这种做法也可能损害这本书的更高一些的理论价值和经验可靠性，我认为，更多地加入某些历史学方法论将会让本书的论点变得更为可靠。

    最后，本书在政治实践方面依然留下了许多真空——必须指出的是，这只是一个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作品而言的附加的问题——与作者最重要的作品《一个或所有问题》、《论可能生活》、《天下体系》一样，作者在本书结尾的几页篇幅里，既蕴含了丰富的重要观点，但又给政治思想和政治政策的实践撒下了一些断层，赵汀阳告诉我们，共在存在论包括“和谐的合作原则”、“他者观点的金规则”和“天下制度”这三个原则，但赵汀阳没有告诉我们的是，为了达成这样的社会合作最大化并且冲突最小话的世界，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诸如军事力量派遣等一系列广泛的问题。这种困惑也许是合上任何一本书之后都会出现的空虚感。这些缺陷——如果它们可以算是缺陷的话——当然是瑕不掩瑜的。作为一本新的典范著作，《坏世界研究》将引起持久的关注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