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24日，“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学术研讨会暨《康德著作全集》出版座谈会在人大逸夫会议中心召开，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副校长杨慧林和来自社科院、北大、清华、复旦、北师大、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机构的专家学者齐集一堂，只为了庆祝一套书的出版。

    李秋零西装革履地坐在会议桌前，浓密的头发中分，其间杂夹着零星的白发。他的朋友显然很喜欢他，因为当纪宝成校长宣布他获得“校长特别奖”后，他身边好几个人马上声称“见者有份”，要分他一杯羹。他的老同学盛晓明则感慨，李秋零这个人“比较笨，比较拙”，“我们都自以为很聪明，所以做不出东西，不像李秋零笨，能老老实实做出成果来。”

    盛晓明说的“成果”，是9卷、340万字的《康德著作全集》，李秋零用近十年的时间翻译完成。全集以普鲁士王家科学院本为底本，包括了康德生前公开发表过的所有著作和文章，全部从德文译出，原文为拉丁文的则直接从拉丁文译出。其中三分之一的篇幅是首次被译为中文。

    翻译的因缘

    在西方哲学史上，康德是继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后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他建立起庞大的“批判哲学”体系，史称哲学史上的“哥白尼式革命”。日本学者安倍能成将康德哲学比喻为蓄水池，前面的水流进它，后面的水从它流出。俄罗斯学者戈洛索夫克说，在哲学之路上，任何一个思想家都必须路过一座桥，这座桥就是康德。贺麟也称康德哲学为“现代哲学的源泉”。

    在中国，康德哲学一直是西哲的显学。康德的重要著作目前基本上都有汉译本，但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当然是语言。康德的著作绝大多数是用德语写作，少数几篇文章，包括相当重要的《论可感世界与理知世界的形式及其原则》则是拉丁语。较早的译者如胡仁源、蓝公武、牟宗三、韦卓民等，或者不懂德语，或者自忖把握不大，均从英译本转译，不可避免地受到译本的限制，与德文原本出入较大，错漏较多，甚至与德文的原意相左。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以降，邓晓芒、李明辉、韩水法等新一代译者才开始从德文翻译康德著作。

    译者自身的语言也是症结之一，尤其是上世纪30、40年代的译作，与现代汉语有较大距离。韦卓民就说胡仁源的译本“译文较旧，不合现代汉语习惯”，蓝公武、牟宗三的译本也是半文半白。

    最后，就是翻译本身的问题了。韦卓民曾直言蓝公武翻译的《纯粹理性批判》“与原英译本详细对照，许多地方像是不忠于英译原文，甚至误解英译的词句”。而何兆武对宗白华、韦卓民翻译的《判断力批判》的批评更为尖刻，认为“中译本则错误百出，尤其是韦卓民所译的后半部，把英译本的错误还都弄错了，使人无法卒读”。

    此外，康德著作的汉译多集中在三大批判及其相关著作，其他著作则较少引进。在《康德著作全集》出版之前，占其著作四分之一的前批判时期著作，仅翻译了《一般自然史与天体理论》和《关于美感和崇高感的考察》，甚至与《纯粹理性批判》关系密切的《论可感世界与理知世界的形式及其原则》也无人问津。康德晚年的重要著作《道德形而上学》仅译出前半部。大量的短篇论文也没有翻译。

    所幸的是，随着李秋零主编、主译的《康德著作全集》竣工，汉语学界终于拥有了康德著作的全部汉译，也意味着康德研究进入新的高潮。

   李秋零自称，他主编主译《康德全集》是被逼出来的。2000年，耄耋之年的西哲大家苗力田先生刚主持完成《亚里士多德全集》（10卷本）的翻译，便启动了《康德全集》的翻译工作。他情知自己年事已高，坚持让李秋零当主编。有老先生撑腰，李秋零不怕，便承担下来。不久，苗先生弃世，他得完成先生的遗愿，尤其是想到苗先生去世时，案头还摆着他的译稿，便丝毫不敢轻慢。

    翻译的故事

    李秋零1957年出生在河南唐河，小学读到5年级，家里外婆去世了，父母每天都要出工，刚出世的妹妹没人照顾，9岁的李秋零便辍学当起了“全职保姆”。后来又勉强读了一年初中，赶上文革爆发，他便再也没上过学，但因为对知识近乎贪婪的渴望和爱好，他一直坚持自学，每天看他们生产队唯一的一份《人民日报》，只因为上面有字。

    虽然属于“诸事不顺”的一代，所谓“出生就挨饿，上学就停课，毕业就下乡，回城还待业，结婚得晚婚，养孩就一个”，但李秋零并不甘于命运的摆布。1978年恢复高考，他发现哲学研究的问题就是他以前思考和困惑的问题，于是报考了人大哲学系，1983年留学德国，然后回国工作，追随苗先生从事翻译工作。

    李秋零好酒在学界是出了名的，陈嘉映喝了酒就不能干活，便很是嫉妒李秋零。不但喝了酒能干活，而且简直不喝酒，就不能干活，酒喝得越好，活干得越好。李秋零评职称时，甚至有人提出质疑，整天看李兄在酒桌上，那些成果是他的吗？懂他的朋友帮着说，李秋零的生活，一言以蔽之，曰“两桌一床”。他不在酒桌的时候，就在书桌。

    李秋零自称思想的创造性不强，与其写些转眼就被扔掉的论文，还不如好好翻译些经典，所以立志“好译书、译好书、译书好”。他每天早上4点起床，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如此九年如一日。翻译到第4卷时，小女儿出生了，小丫头有个坏习惯，非要爸爸抱不可。所以，第4卷是李秋零教授在电脑上用一只手敲出来的，另一只手呢，自然抱着小女儿咯。

    而现在，这位豪饮、嗜烟，又风度翩翩的性情学者，已经在计划下一步的工作了。全集不加注，是苗力田先生确定的原则，但李秋零翻译过程中有诸多心得想表达，对于传统译法的更改也需要向学界做交代和汇报，所以，他准备以单行本形式出版康德的注释本，综合多个版本的注释，并加上自己的注释和索引。

     翻译的心得

    李秋零翻译康德，语言的挑战其实并不大，思想的理解也不难，真正的困难还在于国人对康德的熟悉，在全集翻译之前，《纯粹理性批判》已经有5个译本，《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实践理性批判》都有7个译本。专家基本上都可以读原文，新的译本拿出来，谁都可以拿着原文对照“审读”，稍有差
池，都看在眼里。

    所以，李秋零谨遵苗力田老师确立的翻译标准：确切、简洁、清新、可读。以谨慎为基本原则，不强调“雅”，只重“信”和“达”。比如，康德文中有一句“我们不能因为空气脏就不呼吸”，他自然想到“因噎废食”一词，但考虑再三，还是照着字面意思翻译了，这样至少能告诉读者，德国人是如何表达“因噎废食”这一层意思的。翻译界常说的一个笑话，是将“银河”译成“牛奶街”。李秋零却认为，这至少透露了一个信息：西方如何表达我们眼中的银河，从这个意义上说，“牛奶河”不算十足错误的翻译。西文的俗语“说魔鬼魔鬼就到”，是否要翻译成“说曹操，曹操到”？“鳄鱼流眼泪”翻译成“猫哭耗子”吗？李秋零对此是有不同意见的。

    依此原则，李秋零充分尊重学界的习惯译法，比如继续将transzendental译作“先验”，将apri鄄ori译作“先天”。他举例说，我们开始将God译成“上帝”，有人提出批评，认为与中国固有的“上苍”“上帝”概念相混淆。但时至今日，我们说“上帝”一词，大家都知道指的是什么，那么就不必改动了。“先天”“先验”等概念的情况就属于这类。

    又比如Sein这个概念，英文的being，德文的dasein，拉丁文的esse，本来就没有统一的译法，同一个概念，在黑格尔那儿是“有”的意思，中世纪哲学指的是“存在”，而逻辑学家当做“是”，这些研究者都很清楚，所谓得意忘言，就不必过于死抠译名。

    但是，对于可能导致误会的概念，李秋零却很慎重。他翻译康德的名言“扬弃知识以便为信念腾出地盘”，用“扬弃”取代以前“限制”、“抬高”等译法，将“信仰”改译为“信念”，都受到了学界的肯定。Erscheinung和Ph?nomenon是康德哲学中一对语义接近又有区分的概念，蓝公武均译作“现象”，韦卓民则分译为“出现”和“现象”，邓晓芒译作“现象”和“现相”，李秋零则分别译作“显象”和“现象”。

    当然，这些译名能否得到学界的承认，尚需拭目以待，毕竟既有理解的差异，也有长时间养成的用语习惯问题。叶秀山、王树人主编的学术版多卷本《西方哲学史》虽然认为把Erscheinung译作“显象”是“使它回归本义”，但仍“为照顾到以往的习惯用法”而采取“现象”的译法。

    另外，李秋零的翻译也非常精细。在康德的美学部分，也就是《判断力批判》中，康德用了lust和gefallen两个词，意思差不多，但既然是两个词，他便译作“愉快”和“愉悦”两个不同的词，以示区别，事实上，在康德那里，愉快是愉悦的一种。

    翻译和研究不同，研究者可以超越康德，但译者不能，译者的最高境界，就是追踪康德，最终变成康德。回到他的时代，像他那样思维。翻译中最难的部分是前批判时期的文章和自然科学的部分。常常为了一个现在早已废弃的度量衡单位，要查好几天的资料。日文翻译这些专有名词，可以直接用片假名，汉语则必须字字落实，不能生造。李秋零在翻译中，几乎完整地“复习了18世纪的自然科学史”。

    张志扬比较了邓晓芒翻译的三大批判和李秋零的翻译，认为邓译属意在言先，理解在先，而且将自己的理解融入了翻译，李译则是言在意先，康德怎么说，他就怎么译，还尽量让康德说中文，翻译是让原文再生。这是两种不同的翻译风格。

    熊伟先生曾说，翻译是给懂外文的人看的。确实，翻译不仅是帮助不懂外文的读者阅读外版书，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学术需要建立中文的术语体系，韩水法提到，翻译其实是在创造学术术语系统。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就是从翻译开始的，中国现代学术语言的形成也是通过翻译实现的。

　　之前，译者往往不注意译名的统一性。apriori一词被译作“先天”、“先验”、“验前”不等。康德的重要伦理学概念Neigung，关文运在《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便没有通译，分别译作“好恶”、“爱好”、“喜好”乃至“情欲”。基本概念译法不统一，不仅给读者和研究带来极大不便，有时甚至会产生致命的误解。邓晓芒一人翻译康德的三大批判，加上其他康德译著，对译名的统一作出了很大贡献。《康德著作全集》尤其注意这一点，虽然个别概念随语境的不同有所变化，但核心概念总的来说保持一致。这非常有利于术语体系的建设。

    无疑，在百余年的康德中译史上，《康德著作全集》的出版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其意义，将在未来若干年内，慢慢彰显。

《康德著作全集》出版，赵汀阳在出版座谈会上作画以示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