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齐锡生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出版
本书是众多海外中国研究独树一帜的政治史力作。其原创性贡献在于，本书并未聚焦于军阀的逸闻趣事，而是以“权力均势系统”和“角色行为规则”为观照，勾勒出全方位政治运作的多元图景。研究思路独特，创见迭出，熔历史与理论于一炉。读者既可从中感知军阀个体的特殊行为惯习，又能从中把握政治生态演变背后的北洋式逻辑，堪称一部跨学科研究的经典之作。
齐锡生 早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后赴美国深造，主修国际关系和政治学，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67年-1992年任教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1992年-2002年参与香港科技大学的建校工作并任历史系主任。研究兴趣包括中国近代以来的内政外交问题、国际关系理论和军备战略问题。
《中国的军阀政治》，作者齐锡生。我也孤陋，对于书和作者，之前均无所闻。看介绍，齐先生是海外华人，早年就读于台湾，后来去美国深造，修的是国际关系和政治学。
因为专业上的兴趣，听到这本书出版的消息就找来读，兴趣盎然。抛开书，先说点题外话。
两种民国研究
1949年之后民国史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初期以国民党为主线，且以反面叙述为主。
第二阶段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延续至今，历史研究趋于客观。这方面，以杨奎松先生为代表，比如《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杨天石先生最近出版的《解读蒋介石日记2》，也属于此类作品。
其实，大清王朝葬送之后，从爱新觉罗家族接过政权的，并非国民党，而是晚清重臣袁世凯。国民党，是1928年，北伐完成之后，才正式成为执政党的。在1912-1928年的16年时间里，执政者其实是袁世凯以及其后继者，史称北洋军阀。
近几年来，北洋研究方兴未艾，但是少有突破，多数还是基于民国名记者陶菊隐的《武夫当国》。1949年后，以北洋作为研究目标的，有来新夏先生的《北洋军阀史》，初版于1957年。
《中国的军阀政治》，据译者介绍，系作者齐锡生1976年完成。1976年，国内史学界正是一片荒芜，更不要说做如此前沿的学术研究。
政治的学科研究
在民国38年的历史上，前16年纷繁复杂，乱人眼目，比如在1916年-1928年间，就“有24次内阁改组，26个人担任过总理。任期最长的是17个月，最短的是2天；平均存留时间是3—5个月”。
更为关键的是，袁世凯之后，北洋集团分崩离析，各地军阀各自为政，造成当时以地方实力为基础的军阀政治，如译者所说的那样，“中央政府只起某种装饰作用，几乎与实际上的政治强力控制无关”。
不惟如此，在国民党控制的南方，这种“抢座位”的游戏现象同样发生。
还不惟如此，在中华民国建立13年，至少有四种不同的宪法，在颁布不久就立即变成废纸一张。之后的各方势力，常常在“法争”的名义之下，展开利益博弈。
如此一个复杂混乱的年代，还有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直系、奉系、皖系；派系之中又有各种关系：父子、兄弟、师生、同乡……看起来，不免有让人眼花缭乱之感。
前面说到早期研究北洋的两部著作，或许是因为研究者均是土生土长，对于这些关系习以为常。齐锡生虽然也是华裔，但是其研究的眼光，却是外来者的眼光。
其有别于国人著作的地方，在于作者把1916年-1928年间各种繁复的关系，运用图表方式如庖丁解牛一般层层拨开，这些图表，对于我等后来者，恰如认识“历史大杂院”的门径，大杂院里有什么，一目了然。作者齐锡生也是在此基础上，以政治学的学科背景展开研究。
开创性作品中的白璧微瑕
但是，也正因为作者所采取的范式（即“运用现代国际政治理论解释中国前现代政治行为”），致使材料与理论框架不符合时，让作者显得捉襟见肘。比如作者认为家族主义的复活是中国政治失态的表征之一。这一结论，就有些失之武断。
当时的中国，与其说家族主义的复活，倒不如说是千年封建帝制中家族主义的延续，而彼时的政治，与其说是失态，倒不如说是百年中国，第一次迈向现代政治的蹒跚起步。如果不是从材料出发，而先存在理论框架，便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基于此，我对陈志让先生对作者的批评———以1916年袁世凯死后和1928年蒋介石执政之间作为军阀的统治时期，这样的分期不能说明中国军绅政权的形成，也不能解释它的衰落———持谨慎的赞成态度。在我看来，写这一段历史，至少，应该用相当的篇幅叙述袁世凯时期对于其属下的军事势力如何运筹帷幄、如何布局谋篇，因为那恰是之后北洋集团分崩离析的根源所在，就像作者写军阀的起源是，从李鸿章开始追溯一样。
对于一个政治学出身的学者，这样的指责或许属于苛求。我读此书，一边心凉，一边眼热。眼热的是这部白璧微瑕开启门径的著作出自历史学界之外的学者之手；心凉的是，国内史学界至今对于北洋集团缺乏系统性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