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漫忆——郭影秋回忆录》，郭影秋口述、王俊义整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

    2009年9月，为纪念郭影秋同志百年诞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根据其生前口述、由王俊义整理的《往事漫忆——郭影秋回忆录》。郭影秋同志1963年从南京大学调到中国人民大学任党委书记、副校长时（校长是吴玉章老人），我正在人大读书。1965年9月，郭校长带领数百名人大师生到海淀区苏家坨搞四清，当时我已毕业留校，也和大队人马一起到了苏家坨。郭校长是公社分团的党委书记，我就在分团做简报工作，几乎天天都接触郭校长，而且还多次跟随他到下面考察和调研。因此，一读到《郭影秋回忆录》，就爱不释手，倍感亲切。

  人民大学究竟是怎么被撤销的

    郭影秋的名字是与中国人民大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上世纪60年代初的人大，由于1959年“反右倾”和1960年“反修教学检查”等政治运动的影响，在领导干部和教职员工中积累了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因为矛盾长期未能解决，不少人思想不愉快，使得学校纪律松弛，人心比较涣散。郭校长到校以后，从调查研究入手，逐渐理清了头绪，澄清是非，明确责任，消除隔阂，化解矛盾，使人大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不料，“文化大革命”的爆发，突然中断了这一进程。郭校长本人也受到残酷的打击和迫害。1969年10月，人大被停办。1971年4月，人大被撤销。人大的撤销，不用回过头来看，就是在当时也是一个大笑话。郭校长对此一直持反对态度。

    人大究竟是怎么被撤销的？在一些同志的讲话或文章中，往往把它说成是“‘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四人帮’的勒令强迫”，等等。在回忆录中，郭校长回顾了人大撤销的全过程，他的结论是：人大的撤销固然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有关，但这并非是“四人帮”干扰破坏的一个孤立的偶发事件，它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思想下极左路线的产物，也是当时彻底否定17年教育工作的一个必然结果。这是完全符合实际的论断。撤销人大的决定就是伴随彻底否定17年教育工作的“两个估计”同时做出的。郭校长在回忆中提到，1969年初驻校宣传队曾主持开过一个座谈会，专门讨论人大是否还要办的问题。参加座谈会的有学校各部门的领导干部、教师和职工代表。当时我代表我所在的系参加了这个座谈会。确如郭校长所说，在当时的背景下开这样的座谈会，“显然有其意向”。因此大多数同志或由衷或违心地发表了人大没有必要办的意见，只有很少数同志认为人大应当继续办。人大本身的教师和干部竟然主张人大没有必要办，这不是很奇怪吗？如果放到极左思想的大背景下看，就不会觉得奇怪了。当时主张撤销的一个普遍的说法是：人大是封资修的大染缸。我在发言中说：“封资修的大染缸”可以改造，而不是撤销。毛主席批评北大、清华“盘根错节”（指右派，即修正主义），要撤销首先应当撤销它们。北大、清华不撤销，人大就不能撤销。我虽然不赞成人大撤销，但当时的认识水平不过如此。

    人大宣布撤销以后，郭校长极力主张原有的教职员工按原建制、原单位分配到北京的一些学校和单位，这就为日后人大的恢复创造了有利条件。粉碎“四人帮”之后，他连续写信给中央领导，请求恢复人大。邓小平同志看信后明确表态：“人民大学应该复办”。停办多年的人民大学，终于在郭校长和其他许多同志的积极争取下得以恢复。郭校长并且为人大的重建耗尽了心血，他最后的职务就是中国人民大学名誉校长。

  郭影秋为什么发出“文不成、武不就”这样的慨叹

    郭影秋同志在四十岁生日时写的一首词中有“学剑不成书误了”的话，后来在一首诗中又提到“学书学剑两徒劳”。直到晚年，他还发出“文不成、武不就”这样的慨叹。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郭影秋同志在参加革命后的人生历程中，有过几次大的转折。一次是从江苏教育学院毕业后，从事中学、民众的教育工作和党的秘密工作，而后走上了抗日的战场。一次是解放战争时在随刘邓大军转战于西南途中，由二野十八军调至川南，从此由军队转到地方做行政工作。再一次是由云南省委、省政府任上调到南京大学，又从地方党政部门转到高等教育领域。

    如果除去地方党政工作这一段，他的人生经历可以用文—武—文来概括。这样的经历使得他不能按照文的路或武的路走到底，取得更加显赫的成绩。他在回忆中讲到自己的一个“内心想法”时这样说过：“长期以来，我人生的理想和追求目标就是想教书，最高理想是做一个好的大学校长，只不过是由于革命形势和党的工作需要，多年来把我推到党、政、军领导工作岗位，以至于造成‘学剑不成书误了，脱胎未净神难肖’的境遇。”从这个话里，我们就不难理解：1957年，他为什么主动要求辞去云南省省长的职务，到南京大学去做一个校长；1963年，周总理调他到国务院任副秘书长，他为什么辞谢不去，却同意调到中国人民大学；1966年，中央决定调他到北京新市委任职，他为什么请求免调。对这后一个的突然调动，他虽然感到惶惑，但并非完全洞见了前途的险恶，他的真实想法是：不愿离开人民大学，不想离开教育工作岗位。他是想在人民大学、想在教育工作岗位上干出一番事业的。但是，“文化大革命”击碎了他的梦。

    同时，我们也深切地感觉到，郭影秋同志慨叹自己“文不成、武不就”，也与他一贯的低调、谦虚的做人风格相一致。当年我们这些在人大读书和工作的同志都知道，郭校长兼资文武、才华横溢、学有专长。他是国内知名的教育家和明清史专家，还是一位造诣颇深的诗人。

  几百名农民进城“保郭影秋”的事实真相

    1966年夏，发生了几百名农民自发地进城“保郭影秋”的事情。这件事甚至惊动了党的主席毛泽东。毛主席在9月7日写的一件批语中批评“人民大学曾调六百农民入城保郭影秋”。其实，人民大学没有“调”，郭影秋更没有“调”。郭校长在回忆中明确地说：“我事先毫不知情。”

     那为什么农民会自发地“保郭影秋”呢？郭校长在回忆中说：“因为我在农村‘四清’时，和当地农民结下了深厚感情，他们对我留下较好的印象，1966年8～9月，海淀区苏家坨的农民知道我被打成‘走资派’遭受批判斗争而不理解，自发成群结队地到学校来，表明对我的看法，还与‘造反派’辩论，甚至发生争执。”搞“四清”时，我就在郭校长的身边工作，对当时的情况比较了解。郭校长在苏家坨虽然不到一年，但却给当地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郭校长在苏家坨虽然不到一年，但是他的睿智的思想和勤勉的工作，他的高尚的人格和优良的作风，却给当地的干部、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人们经常看到他走进乡村小屋里去，坐在炕沿上同农民亲切交谈。雪后的夜里，他和工作队员们一起，把马路上的积雪铲起来，运到地里去，归来时，他的两只鞋灌满了雪水，脚都冻得麻木了。有一次，我陪他到一个工作队检查工作，半路上，吉普车陷进了雪地里，他立即跳下车来，同其他人一起推车。事情虽小，感人至深。因此，他不仅赢得了学校师生的尊重和爱戴，也受到了乡下农民的赞佩和欢迎。

    关于“保郭影秋”一事，当时有在苏家坨搞过“四清”的学生问进城农民的一个领头人是谁组织他们来的，回答是：“压根儿就没有人组织，是我们贫协的几个人，觉得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好干部，他受这么大的委屈，大家心里觉得太不公平，就都来了。”这就是事情的真相。

  郭影秋从湖西“肃托事件”中引出的思考

    在郭影秋同志的回忆录中，有一件事占了整整一章的篇幅。这就是1939年的秋冬，在他亲自参与创建的湖西（鲁西南微山湖西）抗日根据地发生的骇人听闻的“肃托事件”。这是我党历史上一桩罕见的冤假错案。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肃清“托派”的旗号，玩弄阴谋，严刑逼供，疯狂屠杀党的优秀干部。时任独立大队政委的郭影秋也遭到逮捕。在受审时，种种刑具轮流使用，他几次被打得昏死过去。要不是罗荣桓等同志奉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赶到湖西制止了事态的发展，郭影秋同志很可能像他自己所说的，并非牺牲在与敌人拼杀的战场上，而是冤死在“共产党”的枪口下。若是那样，这该是怎样的悲剧呀！在“文化大革命”中，郭影秋同志开始有过短暂地被信用，但很快就被抛进了灾难的深渊。祸不单行，1967年初他突患腿疾，因为处在被批斗的恶劣环境中，不能得到有效的医治，最终酿成大恙，导致左下肢被截掉。

    从湖西“肃托事件”，到“文化大革命”，郭影秋同志从自己的切肤之痛中引出了深深的思考。他说，回忆这些遭遇和经历，为的是不忘历史。他反复强调，要永远记取湖西“肃托事件”给人们留下的经验教训；要从“文化大革命”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中汲取沉痛的教训，再也不能让这种历史悲剧在中国大地上重演。他对我们党勇于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感到欣慰。

    郭影秋同志在回忆中说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的蹂躏折磨，真可谓九死一生”。其实，他整个的革命生涯都充满了坎坷和磨难，也可谓“九死一生”。但是，大灾大难动摇不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钢铁般的意志。正如他在《狱中作》诗中所说：“打掉门牙肚里咽，英雄宁死不低头。”读《往事漫忆——郭影秋回忆录》，我常常被他的不幸遭遇和顽强抗争的精神所感动。几回掩卷，几回落泪。我写了一首小诗，抄在下面，作为这篇文章的结束：

    九死一生郭影秋，几回掩卷几湿眸。

    坐牢苏北无穷恨，蒙难湖西别样忧。

    乱世击身心愈赤，病魔敲骨胆难收。

    顶天立地真君子，正气高扬贯斗牛。

    （作者为《党建》杂志社原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