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学哲学用哲学》和《辩证法随谈》这两部哲学著作是李瑞环同志作为一位哲学家的思想方法总结，那么《务实求理》一书则主要是李瑞环同志作为一位政治家的职业总结。《务实求理》既是一部体现治国理政理念和哲理意蕴的理论著述，又是一部可以用来指导社会政治实践的领导者工作手册。“务实求理”既是李瑞环同志全部政治行为的基本准则，也是其政治思维的思想方法论，不仅是李瑞环同志思想和理论的精髓，也必将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为经典的概括之一。
一
    如何解释“务实求理”？实际上，李瑞环同志已经在书中进行了回答。为了更加简洁而准确地理解“务实求理”，我们有必要通过“内证法”的方式，即通过引用李瑞环同志著作中的相关表述来揭示其思想的要旨。
    何为“实”？李瑞环同志指出：“所谓实，就是客观实际，就是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联系，就是事物自身固有的客观必然性。”所谓“务实”，就是“知实情，想实招，说实话，求实效”，就是立足实际、注重实践。在李瑞环同志看来，实践既不是指“哪一个人的实践”，也不是指“个人的直接经验”，而是指“人类社会实践”，是指“千百万人民群众的不断发展着的实践”。李瑞环同志将“务实”看做“风气”、“习惯”和“规矩”，主张时时务实：“运用书本知识时要务实，学习别人经验时要务实，坚持自己经验时也要务实。”
    何为“理”?依据李瑞环同志的观点，“务实求理”中的“理”既不等同于书本上的理论，也不完全是文件上的规定，既不等于权威人物的意见，也不同于人们已有的经验，甚至有时不是大多数人公认的东西，而是“被实践证明为真理的理论”。正如他所指出的：“什么叫理论?真正的理论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中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上我们所讲的理论。”
    为何“求”?实践产生理论，但实践不能自发地产生理论，因此必须经过一个“求”的过程。李瑞环同志指出：“实践可以产生理论，但不能自然而然地产生理论。从实践中得到的感性认识，必须经过加工改造、认真总结，才能上升为反映事物本质的理性认识。”在李瑞环同志看来，“求”不只是探索研究，而主要是一个对不断发展着的社会实践进行总结的过程，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将丰富的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经过艰苦的思考，分析、综合、概括、抽象”。在实践的基础上，究竟如何去“求”理呢?在《务实求理》一书中，有关怎样“求”理的方法俯拾皆是，例如“苦读、多思、常联系”的方法，“先分析、后综合，在分析过程中综合”的方法，“综合抓、抓综合”的方法，以及“学习理论、总结经验、研究工作有机结合、三位一体”的方法等等。
    “实”与“理”哪一个更重要?李瑞环同志明确指出：“实践高于理论，因为实践不但有普遍性的意义，而且有直接现实性的意义。”。理论来源于实践，检验理论的标准是实践，理论发展的动力是实践，理论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实践。因此，“在理论与实践、经验与实践不一致的时候，敢于做到重视实践、重视实际、重视现实、重视群众，一句话，敢于依据实践检验理论、完善理论和发展理论。”在坚持实践第一观点的同时，李瑞环同志也强调了理论之于实践的重要意义：“理论的重要性就在于而且仅仅在于它能够指导实践。脱离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进而，他认为：“由实践到理论是一个飞跃，由理论到实践也是一个飞跃，这个飞跃更重要，更难。”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论作用于实践的过程也构成了“务实求理”的重要内涵之一。
    由此可见，“务实求理”是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务实求理”既强调了实践第一的观点，又阐明了实践与理论之间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实践与理论之间的逻辑关系被深刻而透彻地囊括于“务实求理”之中：实践是理论的前提，理论是实践的产物，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理论需要实践的检验。“务实求理”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寻找事物内在联系、探求客观规律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将实践材料在理论指导下进行加工改造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用“被实践证明为真理的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复杂到简单，由特殊到一般、由一般到特殊，由实践到理论、由理论到实践，循环往复、历久弥新、不能穷尽、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二
    “务实求理”反映了李瑞环同志政治哲学的本质特征，是李瑞环同志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和逻辑起点，也是贯穿于全书始终的主旨和灵魂。为了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把握“务实求理”的科学内涵与理论特征，我们需要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的视角进行观照和阐释。
    1．“务实求理”的认识论意义
    首先，“务实求理”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实践第一”的观点，突出了实践是基础、是根本。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首次将“实践”范畴引入认识论，并将“实践”作为思维与存在、主体和客体相互关系的基础与中介。李瑞环同志认为：“只有在实践范畴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超越了以往的全部哲学，才构成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在《务实求理》一书中，李瑞环同志不仅多次重申马克思主义“实践第一”的观点，还强调指出：“全面、彻底地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不只是个理论问题，而且会碰到许多实际问题。”他结合调查研究工作中怎样对待“书本”、文件、经验、权力、“公认”等实际问题，论述了如何坚持“实践第一”这一理论问题。可见，李瑞环同志的“实践第一”观点不仅突出地表现在理论上，更为重要的是，他将之贯彻到了现实实践中。这种在实践中如何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贡献。
    其次，“务实求理”体现了实践与认识之间相辅相成、不断发展的辩证关系。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是实践的指导，二者相辅相成。从动态过程来看，实践产生认识并推动认识的发展；而认识一旦产生，则能指导实践，促进实践的发展。如果将“务实”的实践行动与“求理”的认识过程割裂开来，或只顾及一端而忽视另一端，在实际工作中都是行不通的。对此，李瑞环同志谈到：“干实事不抓认识不行，思想不明确，行动不自觉，好事也会干砸。但只抓认识，醉心于无休止的议论，耽误了行动，事情办不成，最终认识也解决不好。因此，必须把抓认识与抓行动统一起来，结合进行。”实践与认识循环往复，每一轮循环都进到了更高一级的层次，是一个不断积累、不断更新、螺旋上升的动态过程。李瑞环同志指出：“在理论指导下，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是一个学习——实践——总结、再学习——再实践——再总结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认识不断深化、经验逐步完善、工作日益自觉的过程，同时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
    再次，“务实求理”体现了实践与认识之间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性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认为，在运用理论指导实践时，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把理论与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毛泽东同志在研究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之后说：“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在如何对待民族文化遗产的问题上，李瑞环同志指出：“必须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就其所处的历史条件去分析它进步与否，而不能用今天的标准苛求历史和前人。”在《务实求理》一书中，李瑞环同志强调：“实事都是具体的，要干好实事必须狠抓具体。”抓具体之所以重要，因为具体事物表现为“过程”、“综合”和“质的多样性”，体现着“特殊性”，即使是“老套活”，“由于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也会有些‘不一样’”。不懂得抓具体的重要意义，讲道理就会肤浅表面。这种在“抓具体”的过程中“干好实事”，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过程中“求理”的工作作风，契合了实践与认识之间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性原理。
    2．“务实求理”的价值论内涵
    首先，“务实求理”体现了反对教条主义、神秘主义的鲜明立场。“简单化”和“神秘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普及过程中的两种片面化取向。“简单化”实际上是将充满生机的马克思主义工具用“死”了，陷入了教条主义和机械主义的泥沼，而“神秘化”则是将朴实的真理供上了被人膜拜的神坛，使之在与群众和实践的脱离中丧失了鲜活的生命力。因此，李瑞环同志指出：“哲学应该由少数人研究的学问变成多数人学习的内容”。“务实求理”通俗易懂、朴素平和，没有故弄玄虚地炫耀艰深的理论，而是“真佛只说家常话”，把看似深奥的道理以通俗活泼、朴素洗练的形式呈现到读者面前。一个“务”字，体现了李瑞环同志为民为公的、朴素扎实的工作作风；一个“求”字，体现了李瑞环同志孜孜以求、谦逊坚韧、实事求是的学风和人生态度。
    其次，“务实求理”有力地批驳了现实中一度流行的庸俗的“实用主义”工作作风。“实用主义”者开展工作和学习哲学的出发点不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全局的利益”，而是为了“一己的、局部的利益”，他们“或断章取义、我字当头，或阳奉阴违、变相抵制。”针对这种“对我们党的肌体腐蚀极大”的风气，李瑞环同志郑重指出，“振奋群众的精神和树立领导的威信”既不是“为了叫群众说好”和“个人的名誉”，也不是“哗众取宠”和“把心用在为自己买好上”，而是“给广大人民群众排忧解难，带来幸福”。“务实求理”集中体现了一名中国共产党人的阶级立场和公仆情怀。正如李瑞环同志所言：“对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和人民政府的干部来说，什么是他们最大的快乐?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带来的结果能使群众得到幸福，就是他们最大的快乐。”
    再次，“务实求理”体现了作者对历史的冷静思考。马克思主义在价值问题上反对任何超历史的观点，认为对任何社会现象的评价都不能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务实”体现了作者尊重客观历史发展规律的冷静态度和敢于担当的豪迈勇气。李瑞环同志常讲“历史的人要办历史的事”，“既不要超越历史，去干那些办不到的事情；也不要推卸历史的责任，该干的事情也不去办”。马克思主义价值论将体现历史发展方向的人民群众作为唯一的、最高的价值主体，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也是最公正的历史评价者。“理”是被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证明为真理的理论。“求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民。对于历史评价，李瑞环同志指出：“人民是杆秤，历史是杆秤，政治家的分量最终都是由他们来衡量的。” “今天我们评价历史，将来历史也会评价我们。”。这体现了一位具有高超哲学智慧的政治家的自信与豁达，更体现了他具有历史穿透力的敏锐深邃、淡定从容。
    3．“务实求理”的方法论特质
    首先，“务实求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多种工具的有机结合。例如，“抽象”与“具体”是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与方法，从具体的“实”上升到抽象的“理”，就是使用唯物主义的辩证方法，而从抽象的“理”上升到更高层次的具体的“实”，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在谈及政协工作时，李瑞环同志指出：“我们必须在材料弄全弄准的基础上，提倡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吸取现代科学成果，进行深入的理性思考；提倡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和经验丰富的人士参与，形成讨论问题的良好气氛，集中各方面的正确意见；提倡对材料进行郑重而不敷衍、深刻而不肤浅、系统而不零碎的分析、综合、提炼、抽象。只有这样，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及其同周围事物的联系，才能通过调查研究达到指导实践、深化认识的目的。”。
    其次，“务实求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非此即彼”的原则性与“亦此亦彼”的灵活性相统一的原则。所谓“非此即彼”，是指在根本问题上做出二居其一的选择；所谓“亦此亦彼”，依据列宁的解释，即是“对立面同一的灵活性”。“务实”中既有“非此即彼”的刚性问题，也有“亦此亦彼”的柔性问题，正如李瑞环同志所说的：“世界上有一类问题可以研究探讨，属于有弹性的问题；有一类问题没有多少回旋余地，是硬性问题，如国家的领土问题就属这类问题。”同样，在“求理”时，既要注重“非此即彼”的原则性，又不能忽视“亦此亦彼”的灵活性。李瑞环同志在谈到新闻宣传工作时指出：“在新闻宣传的实践中，要注意把坚持党性原则同坚持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两者很好地统一起来……既要坚定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要继续创造和保持民主、和谐的政治气氛。”

三
    “务实求理”不仅是一种全新的政治行为范式，还是一种渊涵中西哲思的思维方式。作为一种观念性和方法性的结构，思维方式既不是人脑中所固有的，也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建立在不断发展着的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客观世界具有自身的结构及建构逻辑，人们通过无数次的实践活动，事物的客观性关系才内化为人的主观性关系，客观性的逻辑结构才内化为人的主观性的逻辑结构，成为人的头脑中的精神之物。列宁指出：“人的实践经过千百万次的重复，它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格固定下来。这些格正是(而且只是)由于千百万次的重复才有着先入之见的巩固性和公理的性质。”这里的“逻辑格”实际上就是指思维方式。“务实求理”是李瑞环同志结合自身履践并综合、概括、汲取更多人实践经验和聪明才智而生成的一种“逻辑格”，它超越了个体的思维样式范围，正在成为并终将成为一种社会性的思维方式。
    作为一种哲学思维方式，“务实求理”具有“实践理性”的特质。与重视概念分析和逻辑推理的认知理性型思维方式不同，实践理性型思维重视对实践经验的体验与提升，关注行为主体的履践问题。中国传统哲学非常崇尚“实践理性”，其哲学思维方式的重心不在“超世”，而在于“在世”，即实践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欧洲启蒙运动以来，中国古典哲学的“实践理性”和辩证法思想渐趋形成了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马克思批判地吸收了康德和黑格尔的辩证思想，其中与中国哲学的血缘联系自然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中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立足于社会实践而非纯粹的理论思辨，在思维方式上显示出侧重实践理性的特质。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也显示出实践理性型思维的特质。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中务本求实、学用一致的“实践理性”，将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武器相结合，转化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应用哲学，转化为中国共产党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便于理解和掌握的、操作性极强的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尊重实践，敏锐把握时代发展的目标和契机，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化为指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他的思想归趣不在于提出抽象的观念和概念，而在于务实地“行”。他打破以两个“凡是”为代表的教条主义的思想禁锢，倡导“少讲空话多干实事”、“不搞争论”和“拿事实来说话”，提出“猫论”和“三个有利于”标准，这些都生动体现了邓小平同志思维方式的实践理性特质。
    李瑞环同志承继了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的实践理性型思维衣钵。在改革开放新实践的基础上，他提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认为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只能来自实践。他提出改革与发展的前提是“不折腾”，在和谐稳定方面既要“把握好总体受益原则和总体承受能力原则”，又要“把握好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稳定的程度”，始终“把群众情绪作为第一信号”；他系统阐述了长期被贬低和被歪曲的“和”的思想，力倡“和合”；在人民政协工作中，他重视“建言立论”和“社情民意”；在统一战线工作中，他强调必须注重“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在民族宗教工作方面，他强调民族地区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改善生活”，同时要高举“两面旗帜”，坚持“四个维护”；他重视城市规划、城市发展和城市科学，注重城市“协调发展”，关注城乡改革的“衔接”，强调坚持“服务城市、富裕农民”的方向；在为人民办实事中，他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基本思路，强调“面向群众，面向实际，面向基层”；在对外工作中，他强调“主观愿望必须符合客观实际”；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他提出弘扬民族优秀文化要实现“民族形式与社会主义内容的有机结合”，振兴传统文化要在“继承中求发展”，他正确认识和评估文艺的社会能量，指出文艺的功能首先是娱乐和审美功能，注重为繁荣文艺创造宽松、稳定的环境，提出了“无害就是有益”的原则。上述种种已经被实践证明为真理和正在被实践检验的理论、论断和概括，无不折射出“实践理性”的品格与光芒。
    我们认为，“务实求理”正是在实践理性型思维方式的意义上，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丰富和发展，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思维方式上的再生成、再延展和再概括。

四
    “务实求理”作为一种一以贯之的思维样式，有其发生、衍化、成型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尝试以历史探求的方法，通过它的初始点和制高点，来进一步理解和把握这一思维样式的生成逻辑和价值诉求。
    常坦言自己是“木匠出身”的李瑞环同志，在44年前,曾出版过题为《木工简易计算法》的“畅销书”。这本绘有大量示意图、附有常数表格、伴有朗朗上口歌诀的计算法册子，自出版以来多次再版加印，印数近200万册，成为那时技术人员的培训必读书和建筑木工的必备工具书。今天看来，“务实求理”作为一种思维样式，在“木工简易计算法”立意、构思、成形的过程中已具雏形。
    “木工简易计算法”的创造与创新并非一蹴而就，客观实践与理论探索之间经历了一个由实践到理论、由理论到实践、由实践再到理论的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在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技术人员和建筑工人遇到许多前所未有的难题，其中传统木工的“放大样”技术不仅费工、废料、不准、难学，甚至成为影响施工进度的一大现实难题。受旧教育的制约，当时的技术人员不懂实际操作技术，而建筑工人则文化水平普遍很低，如何改进施工方法以提高建设速度成为当时不可逾越的难题。在工作中，李瑞环同志总是遇到困难设法克服，遇到问题勤于思考，遇到矛盾立志解决。他不仅利用业余时间坚持学习理论知识，还努力把科学原理与生产实践紧密联系，努力把实际经验提高到科学理论上来认识。随着学习和实践的深入，他逐渐萌生了革新传统“放大样”技术的设想。经过上千个夜晚硬着头皮咬紧牙关的挑灯苦读，经过几千次反反复复翻来覆去的试验和检验，他终于掌握了用计算代替“放大样”的方法，并在人民大会堂的建设过程中成功付诸实践，打破了“放样技术高不可攀，不放大样除非鲁班”的守旧说法和“木工复杂技术必须放样”的千年常规。
    但是，经过“求理”而获得的“计算法”在实际推广过程中再次遇到了困难。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工人短时间内难以掌握如此多的数学知识，因而这一好方法难以推广。为了实现由理论到实践的“飞跃”，李瑞环同志塌下心来研究问题，在老师傅的点拨下，决心“用老的传统形式，换上新的科学内容”，以传统歌诀、简化公式、常数表格的方式改进“计算法”。这一次“务实”，浸透着一万多次数字运算的汗水，凝聚着不计其数的推导验算、试验测量的心血。经过刻苦钻研，这套“木工简易计算法”终于基本成型。李瑞环同志的这一次“务实”把工人们不易掌握的洋公式变成土算法，使只需三年文化程度的工人就能计算相当于高中程度的实用问题，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适应了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需要。
    在简易计算法推广的过程中，全国广大同行迫切要求分享这一应用理论成果，在出版社的要求下，李瑞环同志决心把自己的实践经验“用文字表达出来”，“抱起笔”写一本为工人“争点大气”的书。他按照实践工作中生产需要的程度，合理编排书目各章节内容。在书的编写过程中，他边写、边讲、边听取意见、边修改，将个体意义上的技术经验梳理、归纳、总结、提炼为相对系统的具有普适意义的应用理论。这一次“求理”，使李瑞环同志从一名善于总结经验、敢于创新的青年巧匠转变为工人中的思想者。我们认为，巧匠与思想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所掌握的仅仅是技术经验，而后者则掌握了思想和理论的武器，并具有一种运用理论武器的自觉意识；巧匠仅能创新物质生产，而思想者提出的创新理论见诸社会实践，则能更有力地提升人的素质，推动社会发展。
    从“用计算法代替放大样”到简易计算法的推广，再到《木工简易计算法》一书的出版，不仅彻底破除了中国社会几千年来道器分途、重士轻匠、重文轻工的固习，也标志着一种具有鲜明个人特色的思维样式的初步形成。
    如果说“木工简易计算法”的立意、构思和成形是“务实求理”作为一种思维样式的肇始，是李瑞环同志作为一个普通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为国家的富强而进行的自发的探索，那么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则为李瑞环同志尽可能发挥才智提供了越来越宏大的有利环境。随着时间的推移，李瑞环同志担任的职务越来越高，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实际工作更好地结合起来就成了李瑞环同志自觉的探索。于是，“务实求理”就成了李瑞环同志自觉坚持的思维样式。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苏东剧变的发生，使我国处于能否坚持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关键时期，面对经济领域、社会生活、思想观念和国际关系等各方面所出现的现实问题，如何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毫不动摇地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又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使得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协调共进，成为当时举世关注的大问题，正确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成为人民和时代的迫切需要。同时，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和平和发展成为世界的主要潮流，如何顺应这一历史潮流，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营造一个有利的国内、国际环境，需要具有普适意义的理论来指导。
    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作为这一领导集体中的思想者，李瑞环同志立足于中华民族和世界人民利益的高度，以“务实求理”的思维样式，去思考全新的、更具挑战性的、更具有历史意义的时代课题。李瑞环同志始终秉持早年“争点大气”的气魄，不满足于做一个深陷具体事务的“政府官员”，而是从哲学的高度进行理论家的探索，在诸多领域都提出了新颖的观点，特别是勇敢地突破极左思想的束缚，还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的本来面目。他指出：“在矛盾的转化过程中，既存在着双方同归于尽或新事物取代旧事物的方式，也存在着对立面之间互相制约而取得平衡的方式。那种将矛盾简单化为你死我活的僵化思维，不但在理论上违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精髓，而且在实践中危害甚大。”他还指出：“世界万事万物都是由不同方面、不同要素构成的统一整体。在这个统一体中，不同方面、不同要素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异相合、相反相成。由于‘和’的思想反映了事物的普遍规律，因而它能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其内容。”这些论述将“和”的思想提高到哲学高度上来认识和定位。有学者指出：“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新探索方面，搭桥‘和’的学说和唯物辩证法是李瑞环同志哲学观点中的最大亮点之一。”
    时时处处“务实”，使得李瑞环同志能够深入洞察、牢牢把握住来自基层的社情民意，“入乎其内，故有生气”。他善于从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中汲取精华，做到“接地气”，特别是为了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了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而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的理念，充分吸收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思想精髓，摒除以往人们意识中对“和”的偏见、误解与窄化。李瑞环同志不囿于局部表面和暂时现象，“出乎其外，故有高致”，他对“和”的“求理”突破了传统文化的历史局限。
    李瑞环同志以“文化自觉”的意识，将源于华夏文化熏陶的、植入潜意识的认识，逐步提升至对中华文化的科学理性升华，首次将“和”提高到事物普遍规律的高度上来认识，首次使“和”超越了处事哲学和人生理念的范畴，化醇为一种具有普适意义的思想成果，使“和”的思想成为具有预见力和前瞻性的指导性理论。这是实现毛泽东、邓小平等前两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张的重大理论成果之一。
    后冷战时代，人类共同面临的是一个充满着错综复杂的冲突和危机的世界。如何化解人类共同面临的难题，已成为各国政府、有识之士乃至民众思考的重要课题。作为体现中华民族文化精粹的“和”的思想，为化解冲突和危机提供了新颖的观照视角、合理的指导思想和有益的方法启迪。张岱年先生曾言，兼容多端而相互和谐的“兼和为上”的思想是价值的最高准衡。参见《张岱年全集》，第7卷，470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一种文化之所以能与其他文化平等交流，乃至吸收其他文化，往往是在两种文化交往和商谈中体现出“和而不同”思想的结果。人类历史证明了：不同文明之间的接触和凝融常被证明是人类进步的里程碑。世界诸多文明之间、价值观各异的民族之间应建设一座相互交流的桥梁，最终走向人类共同未来的新和谐，实现世界的“大同”理想。
    由此可见，“和”的思想所蕴涵的“理”超越了一国之内的社团、民族、党派界限，超越了不同国家之间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区别，超越了不同文化形态、宗教信仰的差异。“和”的思想是实现人心和善、家庭和睦、人际和顺、社会和美、族群和平、天人和谐的“自觉之理”。它是适用于人类族群之间和谐共融的一种具有普适意义的“天人合一之理”。我们人类生存的地球只有一个；尽管存在文化上的巨大差异，但相对于地球上的其他生命种类，我们人类是相同的一种；即使我们人类文明发展到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环境的水平，但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改变作为一个整体的地球环境。基于这些无可否认的现实，“天人合一之理”的重大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这一理论的提出，完全符合当今世界人民实现和平、发展的诉求，符合历史发展潮流。因为这也完全符合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来，人类与环境和谐共处、持续发展的诉求，有利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惟其如此，“和”的思想目前已经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并已成为中外学者的研究课题，伴随研究的深化，被决策机关吸纳为指导观念。“和”的思想开始发挥出有利于国计民生、人类福祉的作用。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作用将无可限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