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的思想在李瑞环同志的著述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在他的《学哲学用哲学》、《辩证法随谈》和《务实求理》三本书中都有一部分内容专门讲“和”。他关于“和”的思想特别是把“和”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加以阐发，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本文拟就这个问题谈点看法。
    一、为“和”的思想正名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的思想源远流长。早在三千多年前，中国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就有了“和”字。西周时期，周太史史伯即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点。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更是经常运用“和”的概念来阐发他们的哲学思想和文化理念，例如：管子提出“畜之以道，则民和”；老子提出“知和曰常，知常曰明”；孔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提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中庸》提出“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等等。这些“和”的思想，蕴含着朴素的辩证法和追求和谐的社会理想等诸多积极因素，因而能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我们现在所说的“和”，就包括了和谐、和睦、和平、和善、祥和、中和等含义，蕴涵着和以处众、和衷共济、政通人和、内和外顺等深刻的处世哲学和人生理念。
    然而，正是这一珍贵的思想文化，在我国却遭遇了长期被淡化、被贬低、被扭曲的命运。在建国后的一个时期里，由于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方针，以致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由反右派斗争、反右倾斗争、“四清”斗争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批判不断，斗争不断。在那个年月、那种气候下，一切关系都简单化为对立的阶级关系、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动辄上纲上线，不讲人道、人情，有的只是狂热盲从、翻脸无情。转眼之间，好人就变成了坏人，革命同志就变成了反革命分子。像李瑞环同志这样当过工人、企业干部，当时又是有名的全国劳模、学毛著积极分子，竟也被稀里糊涂地打成了“三反”分子，住了四年多的牛棚。在那种背景、那种氛围中，“和”的思想、和为贵的思想也就被视为折中主义、中庸之道，视为“无原则”、“抹稀泥”，视为“阶级调和论”、“矛盾调和论”。
“和”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致性
    造成上述这种状况，是有其历史原因和认识原因的。李瑞环同志深刻揭示了这些原因。从历史原因看，他指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内忧外患迫使人们不得不进行反抗斗争：对外抵御入侵、救亡图存、争取民族独立；对内推翻反动统治、实现民主自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强调斗争，实属形势使然。但是新中国建立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民族独立了，人民当家了，整个国家进入了和平建设时期，全国上下理应团结起来，为实现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而奋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一味地强调斗争，表明我们过去战争年代形成的那种“否定和的思想的斗争观念和习惯根深蒂固，很难被摈弃”。从认识原因看，李瑞环同志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误差，并且被“左”的势力所利用。他指出：“反对和为贵思想的人，常常以坚持马克思主义自居，实际上他们坚持的是被自己歪曲了的马克思主义。”按照被“歪曲了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的思想自然就被当作“封资修”的东西，长期背负着反马克思主义的罪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虽然我们进行拨乱反正，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但长期被淡化、被扭曲的“和”的思想并没有得到正名。尤其在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领域，“和”的思想一度还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因此，要为“和”的思想正名，就必须还马克思主义以本来面目，重新对“和”的思想作出实事求是的解释。李瑞环同志认为，“和”的思想在中国世代相传，潜移默化，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是有积极意义和普遍性的，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的一个突出的理论贡献，就是率先提出为“和”的思想正名，并且把“和”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加以阐发。
    二、阐明“和”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致性
    阐明“和”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致性，是李瑞环同志关于“和”的思想的核心。据笔者的粗浅体会，他对这个“一致性”的阐述，大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和”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肯定矛盾的同一性是一致的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关于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学说。它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统一体，同一性和斗争性是事物矛盾性质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二者互相蕴涵、互为前提。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同一性也就没有斗争性。过去我们片面地讲“斗争哲学”，是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本来意义的。李瑞环同志廓清了过去那种“歪曲了的马克思主义”，指出：“的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作为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的思想武器，凸显了斗争和革命的本性，它‘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或毛泽东，他们在重视斗争性的同时，丝毫没有轻视对立面的同一性。”“和”的概念与辩证法中的“同一性”是同质的东西。李瑞环同志正本清源，在这里重申马克思主义肯定同一性的观点，同时也就肯定了“和”的合理性。
    不仅如此，李瑞环同志还对“和”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引申。他认为，世间万事万物都是由不同方面、不同要素和合而成的，也可以说，任何事物都是“和”。这种“和”，并不完全是由两个对立的方面组成的，它可以是很多有差异但不一定对立的因素组成。比如，只有不同的调味品的结合，才能做出美味佳肴；只有不同的音调的交响，才能奏出动听的音乐；一个好的班子必须是你擅长这方面，他精通那方面，各有长短，如果满盘象棋都是车，见面就“兑”没法走；一个城市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有机整体，由水、电、交通、通讯、商业、文教、卫生、住宅等各个方面所组成；大家常说的我们中国，同样是由960万平方公里领土、56个民族以及由这些民族组成的13亿人民这样一些最基本的条件和其他方方面面的要素组成的。关于这个“和”的道理，李瑞环同志在2001年出访亚非四国结束后举行的代表团聚餐会上还曾十分通俗地作了说明。他说：“我们这个代表团，就是由十几个单位的不同工作人员合成的。再比如，我们今天这餐饭非常丰盛，它也是由多种原料和调料和合而成的。大家桌上摆着的每道菜、每种酒也都是由不同的元素和合而成的，如此等等。”李瑞环同志认为，和生万物、和而不同这个思想，是从客观事物和实际生活中悟出来的理，“反映了事物的普遍规律”。如果光讲分不讲合，光讲斗争性不讲同一性，事物就不可能存在。
    2.“和”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强调斗争的多样性是一致的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多种多样的，矛盾的解决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马克思说：“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提出了三种解决矛盾的方式，并不认为只有“斗争”一种方式。过去那种一讲到差异就是矛盾，一讲到矛盾就是斗争，一讲到斗争就是你死我活，就是一方消灭另一方或一方吃掉另一方的做法，显然是违反现实生活、违反辩证法的。比如，德与才、教与学、劳与逸、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领导与群众、上级与下级、党内与党外、生产与消费、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等等，这样的对立双方，如何进行“斗争”呢？谁能够吃掉谁呢?
关于矛盾解决方式的多样性或斗争的多样性，李瑞环同志有很多精辟的论述。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既讲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的绝对性，同时又讲矛盾、斗争的特殊性、多样性，讲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同质的矛盾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在矛盾的转化过程中，既存在着双方同归于尽或新事物取代旧事物的方式，也存在着对立面之间互相制约而取得平衡的方式。”他针对过去“那种将矛盾简单化为你死我活的僵化思维”，指出：我们长期以来对一分为二的观点讲得有毛病。什么事情都讲分，分是对的，但分了之后就强调斗，太简单化、绝对化了。一个班子要一分为二，有正确的代表，有错误的代表。一个家庭也要一分为二，有正确的代表，有错误的代表。先讲分的普遍性，后讲斗争的绝对性，不斗则修，不斗则退，不斗则亡，太简单。列宁是讲过，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但列宁同时讲这需要解释和说明。李瑞环同志强调：事物是可分的，但斗争是多样的，两个人谈心、争论，把思想统一了；手术刀和病灶斗，把病去掉了；扁担和肩膀斗，把水挑回家了，这就是斗争方式的多样性。不讲斗争的多样性只讲斗争的绝对性，斗来斗去，有几个斗对了?他还幽默地跟文艺界的政协委员说：“咱们过去来回争是非，争得没完没了，到底哪个真的是，哪个真的非?整来整去，谁成了英雄了?结果都是两败俱伤，两人都怄了一肚子气，都弄了一身病，最后两人死了悼词都差不多。”
    3.“和”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承认量变的意义是一致的
    唯物辩证法认为，量变和质变是事物发展变化的两种基本的状态。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不可能没有量变，也不可能没有质变，而是量变和质变的统一。量变中有阶段性的和局部性的部分质变，质变中有量的扩张。在李瑞环同志的著作中，对事物的量变和渐进过程给予了特别的重视和强调。他认为:“对立统一规律讲事物在一定条件下的转化，但重要的是在一定条件下，量变发展到质变的情况下。通常情况下，对立双方尽管不断发展变化，但大多只是渐进性的量变。”这个论断，看似简单，但对于纠正以前那种过分强调质变、强调斗争、强调革命的思维，对于正确把握同一性、把握事物的稳定性以及“和”的思想的重要性，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这个论断把渐进性的量变看作是事物的一种常态，这就使我们能够把维持事物的常态在多数情况下确定为我们的目标和任务。比如，当一个家庭建立以后，谁都希望夫妻百年好合、家庭和睦幸福，而没有谁天天想着让这个家庭和婚姻破裂、解体；比如，当一个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在正常情况下它都会在一个长时期里保持统一和稳定，在统一和稳定的状态下渐进式发展，而不可能一夜之间建立了政权，又一夜之间去摧毁它。否则，文明就无法延续，社会就无法进步，我们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在道理上也就说不通。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李瑞环同志提出：“和为贵就是一切以和为依归，以和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争论也好，谅解也好，一切都是为了和，为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睦相处、和谐共存、协调渐进。而这些和马克思主义观点是一致的。”
    应当指出，李瑞环同志所阐发的这种“和”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发展目标也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未来理想社会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和人的精神生活高度发展的社会，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是人与人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按照恩格斯的话说：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的两大变革，是“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我们党今天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任务，可以说，既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的思想，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观点。
    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生动范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实际问题，使之成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这里所说的“实际”包括历史实际和现实状况两部分，而“历史实际”当然就包括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曾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李瑞环同志也十分重视研究和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他指出：“中国人搞中国的事，不研究中国的文化风俗习惯，中国的过去和现在，是难以成功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要想在中国干成大事是不可能的。”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包括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在这个结合过程中，既要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内容充实到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去，又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思维习惯和大众化的语言表达形式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使马克思主义带有中国的民族特性，真正变成中国式的东西。按照李瑞环同志的说法，就是“要想中国化，必须中国话”；“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化。”
    “和”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就不能不研究“和”的思想。李瑞环同志对“和”的思想的研究和阐述，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型范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动体现。他不仅把“和”的思想同马克思主义连接起来，而且同研究解决现实问题联系起来，赋予“和”的思想以时代内容，凸显了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比如，他用“天人调谐”来表达人与自然的关系，用“和睦相处”来表达人与人的关系，用“合群济众”来表达人与社会的关系，用“协和万邦”来表达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用“善解能容”来表达各种文明之间的关系。他提出“和谐共存、协调共进”已经成为全人类普遍关注的课题，认为“和”的思想可以为思索解答当今世界面临的许多共同问题提供有益的启示。除此之外，他还用“天下顺治在民富”来强调发展经济的重要性，用“天下和静在民乐”来强调党员干部要为群众排忧解难、让群众满意高兴，用“家和万事兴”来强调搞好家庭关系的重要性，用“和气生财”来强调“和”的思想也是经商之道、发财之道、发展之道。他还提出要“过一个欢乐、祥和、文明的春节”，提出要“把群众情绪作为第一信号”，提出要“平等待人、诚恳待人、宽厚待人、依理待人”，提出要“宽容一点、谅解一点、豁达一点、糊涂一点”，提出统一战线要坚持“求同存异、体谅包容”的原则，提出在国际上要“树立和平、合作、合理、和气的形象”，等等。李瑞环同志的这些论述，言简意赅，生动活泼，是用中国语言表达的实践哲学和生活辩证法。
    李瑞环同志之所以能够理直气壮地提出并论述“和”的思想，能够把“和”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起来，源自于他的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李瑞环同志曾多次对笔者讲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且要结合得好，结合得广泛，结合得系统，具有普遍意义。这里首先是马克思主义，不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就无法结合，更谈不上什么“化”。我们看李瑞环同志的著作，从《学哲学用哲学》到《辩证法随谈》再到《务实求理》，每一本书里都能看出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娴熟掌握和运用的程度，都能看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他的思维的主导作用。人们不难发现，李瑞环同志的讲话和文章，有的是二三十年前发表的，但今天读起来仍然不觉得过时，仍然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的讲话和文章都讲究有个理。这些理，有大理有小理，而最根本的理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李瑞环同志对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他多次提出中国将来出问题可能出在社会科学方面，而社会科学中最根本的、对中国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伟大胜利；他指出在我国要想有所作为，要想为人民做更多的工作、更大的贡献，就必须下功夫学习马克思主义，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他强调尤其要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要信，只有信了才能迷，只有迷了才能钻，只有钻了才能懂，只有懂了才能用，只有用了，在用中尝到了甜头，才会更加信、更加迷、更加钻；他还提出“苦读、多思、常联系”的方法，认为读书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途径，不读书，实践再多，悟性再好，也不会掌握马克思主义；等等。这些，对于我们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问题，都有深刻的启迪和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