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重大的理论创新，一般有三大要素，其一，是对于人类重大的思维成果的继承，其二，是对社会现实的深刻认识，其三，是对个人实践的经验、甚至教训的提炼和升华。在我看来，李瑞环同志对“和”的思想的新阐发，便是基于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认识，总结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时期的历史任务和现实要求，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特别是作为党和国家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的经历所做的理论升华，体现了李瑞环同志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和推进。
    一、李瑞环同志对“和”的思想的新阐发
    在《弘扬“和”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谈话中，李瑞环同志对“和”的思想内容做了一个框架性的分析，在这里他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不同文明和国家等不同的层面来分析“和”的作用，并呼吁将之引入决策机关的指导观念。他说：“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和的思想讲求和谐、和睦、和气、和善、祥和、谦和，提倡团结、互助、友爱；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和的思想注重合群随众、和衷共济、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结合，围绕共同目标来构筑充分发挥个人创造才能、协调一致、和睦相处的社会；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和的思想强调天人合一，‘赞天地之化育’，也就是利用自然、改造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统一，谋求生态平衡，实现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在处理不同文明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提倡‘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最终达到‘协和万邦’，和平共处。”
    1.人与人的关系
    李瑞环同志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是出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国家这样的宏大目标。他认为既然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那么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和睦、和谐的。因此，这里所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仅包括一般性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包括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的人之间的关系。李瑞环认为，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关键的是要坚持“求同存异”的思想方法。他在关于政协和统战工作等重要的报告中反复强调这一点，我们党虽然一直强调求同存异的原则，但是在实际的工作中我们两方面都存在着缺陷。不过，虽然我们有忽视“求同”的错误，但主要是不能“存异”的错误，这样，提出了很多有利于“人和”的想法，比如对于统战工作，他提出了“听得进、容得下、想得开”的原则，“对于有些人提出的不同意见甚至比较刺耳、比较尖锐的意见，要听得进；对于有些人在信仰上、世界观上以及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上同我们的差别，要容得下；对于那些反对过我们并证明是反对错了的人给以适当安排，也要想得开。”通过反思我们党在历史上偏重于斗争，运动过多、伤人过多的历史教训，还提出了“捐前嫌、解旧怨、弃小隙、全大局”的原则，“要着眼同、重视同、发展同，也应当正视异、承认异、允许存异；只要无碍大局，无关宏旨，无妨大目标，一切异都要体谅包容。这些就是和的思想。”
    李瑞环同志联系自己的生活经历，指出片面强调斗争的思想，使得人的正常的亲情和友情都被破坏。正因为如此，李瑞环同志对那些破坏和谐、破坏团结的做法深恶痛绝，并对一些地方和文艺团体不注意团结，互相争名夺利，最终导致缺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现象提出了批评，认为这是“不珍惜时间”的现象之一。
    2.人与社会的关系
    人与社会的关系，是李瑞环“和”的思想的重要内容，这个问题与个人与集体、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有关。李瑞环同志主要是从两方面来论述，一是强调社会改革要坚持“总体受益原则”，即任何的改革措施都要以老百姓的受益与否作为衡量原则；二是在组织作风上要坚持群众观念和群众路线，尽心竭力为人民办实事，这里面还含有一个领导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
    所谓的“总体受益原则”，并不是如我们惯常所讲的以整体利益来否定个人利益，这个问题在新中国的思想理论领域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话题，长期以来，我们主张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相统一的原则，在这些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强调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而集体利益要服从国家的利益。在这样的原则下，我国人民为了国家的富强，舍小家成大家，为国家的富强和繁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真理再向前迈出一步就会变成谬误。也就是说，任何政府都不应该借口整体和国家的利益，随意损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甚至以牺牲人民群众的利益的代价来搞所谓的发展。比如一些地方为了经济发展的规模，不惜引进污染企业，对环境和当地居民的健康造成很大的损害，对此，如果还用整体利益为借口，就是一种“犯罪”。李瑞环同志1994年2月在听取福建省委、省政府的工作汇报时，就提出“把握好总体受益原则和总体承受能力原则”的观点。“总体受益原则，就是任何一个改革措施出台，要能让多数人受益，不能让多数人吃亏。总体承受能力原则，就是改革必须考虑大多数群众能否承受得了，如果超出了多数人的承受能力，即使是必要的改革，也不能出台，否则就要碰钉子。总之，改革措施究竟先出台哪些，后出台哪些，力度如何把握，一切都必须从实际出发，从多数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出发。”
    作为一个领导干部，李瑞环同志在考虑人与社会的关系时，主要是从群众路线出发，将着眼点放在干部个人如何将自己的努力方向放在群众这个社会利益的主体之上。李瑞环同志所写的《家和万事兴》、《天下和静在民乐》等文章，所关注的问题，依然是领导干部如何“为人民办实事”。
    一个社会要获得持续的发展力量，领导和群众的关系的和谐是关键。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所形成的“官老爷”遗风，在许多干部身上或多或少地留有尾巴，所以李瑞环同志说，“有的同志上来以后，往下看得不多，往下使劲不多，而是往上看得太多，往上使劲太多，功夫没有用在群众这方面。” 对于一些领导干部热衷于作表面文章的做法，他说，一个人的威望“靠上级封不出来，靠权力压不出来，靠宣传吹不出来，靠耍小聪明骗不出来，只有靠真心实意地为群众办事。”
    因此李瑞环同志强调要注意群众的情绪，要通过改变领导作风的方式去联系群众，反对形式主义地走过场，他经常借用杜牧在《阿房宫赋》里的话来告诫各级领导干部，“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即使是写文章这样的事情，也体现了李瑞环同志的作风，已故著名理论家龚育之同志曾称赞李瑞环同志是“语不新鲜改不休”。所谓新鲜，不是故作高深，创造新名词，而是通过新鲜的语言来表达他联系实际的新观点，力求让人民群众能听得进去，了解得透，其实质“固因其心存百姓与国家而不作空话也”。这样的看上去不大的“文风”问题何尝不是促进人与社会关系和谐的一件大事呢。
    3.人与自然的关系
    当今世界，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关系到人类的未来的大问题，近年来越来越频繁的自然灾难，被认为是大自然对于人类的过度破坏的一种警示。
    中国古代的思想特别重视天人合一，虽然不能将天人合一简单地理解为人与自然的和谐，但是这种思想中的确有谋求人与自然之间平衡和统一的意图。荀子说：“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吕氏春秋》中有“天地合和，生之大经也”的说法。这就意味着人在利用自然规律的时候要尊重自然规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利用自然的能力也在不断增强，但与此同时所带来的则是对于自然环境的破坏，包括能源危机、生态危机在内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已经要求我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问题。
    李瑞环同志有很多对于环境问题的论述，他是从人对于规律的认识和运用这一点来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他以一以贯之的辩证法思维来思考人与自然规律之间的关系，他说：“无视自然规律，片面夸大人的力量，是唯意志论；听任自然摆布，否定人的能动作用，是宿命论。人不能违背规律、改造规律，但人可以认识规律、掌握规律、运用规律。”
    中国的发展显然面临着一个巨大的矛盾。一方面，如果不发展，那么中国将永远处于落后状态，中国人民的生活状况也不能得到真正的改善。但是，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如果依然是走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旧式工业化道路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也必将导致对环境的巨大破坏。所以，中国必须下决心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此，人与环境的和谐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主题。人对自然的索取越来越多，人与自然的矛盾也就越来越尖锐。在这种情况下，保持和谐共存、协调共进更加受到全人类的普遍关注。如何努力克服工业社会发展带来的种种社会弊端，创造健康有益的生活方式？如何妥善处置经济与社会、人口与生态、资源与发展的关系，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继承和弘扬中国“和”的思想，会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有益启示。
    4.不同文明和国家之间的关系
    全球化的发展，使得世界各国之间共同的利益和共同要应对的问题越来越多，因此，如何利用“和”的思想，来处理这些不同文明和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带有全球性的课题。
和而不同是处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要原则。《尚书》第一篇《尧典》中说：“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虽然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和现在的国家概念不同，但是儒家本着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原则，把不同的民族和区域的差异主要归结为文化上的差异，并且不主张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周边的国家和人民，“只闻来学，不闻往教”，就是欢迎别的国家学习了解中国的礼乐文明，但不用霸权的办法来强制别人。
    这样的原则也被吸收到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中。中国人民一直主张尊重国家主权，不干涉别国内政，通过谈判解决双方的争端，特别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里面其实就充分体现出和而不同的原则。
    李瑞环同志特别注意从个性和共性的关系来思考不同文明和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说：世界上有180多个独立主权国家，“它们的社会制度、历史文化传统、民族和宗教信仰以及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都不尽相同，都具有自己的个性。正是这种个性，使我们这个世界丰富多彩，使各有长处与不足的不同国家需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应该求同存异、和平共处。”这是从个性的角度来说的，但是事物必然还有共性的一面。“世界上各个不同国家之间也有许多相同的东西，有许多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愿望，共同的任务，存在着共性。正是这种个性和共性的统一，构成了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基础，使各个国家可以而且应当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协商寻求建立大家共同遵循的国际行为准则。” 可以说哲学上共性和个性的原则是李瑞环同志理解不同文明和国家间的关系的哲学基础，他在很多场合强调和为贵，提倡彼此尊重、相互学习、保持特色、共同进步，也是来源于和而不同的原则。
    根据共性和个性相统一的原则，李瑞环同志提出了“平等互利、求同存异”的原则。所谓平等，就是世界上的国家无论大小贫富一律平等；所谓互利，则是既谋求自己的利益，也考虑别人的利益，既善于利用别人的优势改变自己的劣势，又肯于发挥自己的长处弥补别人的不足。也只有这样才能共同发展。而求同存异，则要求我们认识到不同国家和不同文明间存在的差异，李瑞环同志尤其指出，“存在差异并不都是坏事，差异使世界丰富多彩，差异使交流与合作成为必需。”李瑞环：《务实求理》，902页。这样的认识既是对在外交实践中不能正确认识差异性的错误观念的批评，而对于差异和发展的认识，则体现出李瑞环同志对辩证法在实践中的利用。
    二、“和”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李瑞环同志对“和”的思想的重要贡献，不仅在于他对于“和”的思想的内在要素做了系统的分析，而且，还在于他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探索了“和”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的关系，同样也分析了如何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的“和”的思想。
    李瑞环同志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开始提出“和”的思想，但这个思想长期“被淡化、被贬低、被扭曲”，甚至有人认为提倡和为贵的思想，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对此问题，李瑞环同志首先分析了这样的观念产生的原因。
    近代以来，我们遭受了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是西方的殖民活动，激起了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实现国家富强的斗争精神，因此，强调斗争、争取独立是时代的需求。但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这样的斗争哲学的思维模式并没有改变，反而变本加厉，形成了一些错误的思维定势，比如，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单化为阶段关系、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这样人情、亲情和友情都会被视为资产阶级人性论的表现。还比如将人和自然的关系，简单化为征服和被征服的关系，诸如毁林开荒、围湖造田等违背自然规律的决策层出不穷，给现在的中国发展留下了许多生态和自然环境上的隐患。
    李瑞环同志认为，这样的做法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认识。他说有一些以马克思主义自居的人，实际上坚持的是被自己歪曲了的马克思主义。
    李瑞环同志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和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的论述，认为“马克思主义既讲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的绝对性，同时又讲矛盾、斗争的特殊性、多样性，讲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同质的矛盾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在矛盾的转化过程中，既存在着双方同归于尽或新事物取代旧事物的方式，也存在着对立面之间互相制约而取得平衡的方式。” 很显然，这样的论述，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对矛盾作为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的思想，同样也看到了对立面统一的另一面，是真正运用矛盾的方法来思考矛盾，是对马克思主义矛盾观的深化和发展，有助于我们克服将矛盾简单化为你死我活的僵化思维。
    李瑞环同志不仅致力于纠正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和”的观念的错误认识，特别是将之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立起来的看法，而且通过对矛盾本身的深刻认识，来理解和谐与斗争之间的辩证关系。
    为了加深对“和”的思想的认识，李瑞环同志还特别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和”的思想的论述，来创造性地转化和建构。李瑞环同志肯定了“和”的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他说：和为贵的思想“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哲学的宝贵遗产，是中华民族待人处事的传统美德。”
    在发表于2002年的题为《和睦相处和谐共进》的演讲中，李瑞环同志对中国思想史上对于“和”的认识做了梳理，通过对于古代文献的分析，李瑞环同志说：“‘和’不是肓从附和，不是不分是非，不是无原则的苟同，而是‘和而不同’。‘和’的思想，强调世界万事万物都是由不同方面、不同要素构成的统一整体。在这个统一体中，不同方面、不同要素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异相合、相反相成。”毫无疑问，这样的理解充分掌握了中国“和”的思想的本质特性，就是不同事物各自因其自身的特性的保持而构成一个和谐的世界。和的目的的达成，不是通过消灭对立面而实现的，因为那将是缺乏生命力的“同”，因此通过“和”与“同”的辨识，就凸显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之间的根本对立。
    因此，李瑞环认为，“和”的思想反映了事物的普遍规律，并不断发展和丰富，“现在，我们所说的‘和’，包括了和谐、和睦、和平、和善、祥和、中和等含义，蕴涵着和以处众、和衷共济、政通人和、内和外顺等深刻的处世哲学和人生理念。”
    李瑞环同志还善于利用古代的故事来说明“和”的重要性，比如他在2000年会见香港各界人士的时候，巧妙地用汉朝兄弟团结的故事来说明团结、和合的重要性，可谓是匠心独运。
    三、“和”的思想的实践意义
    理论来自于实践，来自于生活，然后又反过来指导实践，这是一个不断反复和深化的过程，如前所说，李瑞环同志的“和”的思想，来自于他的工作实践，同时也成为他指导工作的重要思想。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生动的例子。
    1.“和”的思想和信仰自由
    对于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李瑞环同志就从中国宗教的历史和我们党的宗旨两个角度来说明宗教信仰自由是我们国家的基本政策。而其基本的精神还是“和”的思想。
    李瑞环指出宗教作为一种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是由其内在的规律所决定的，因此，不能企图用行政手段去限制甚至消灭它，这样的做法是行不通的。而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出发，也应该保护群众的信仰自由。这样的认识一方面是从大的规律和宗旨上所得出的结论。但李瑞环同志的思考并没有停留在这些抽象的原则上，而是进一步从中国宗教的特性上去说明，他指出，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上一直是一个世俗国家，没有西方那样的宗教战争和对于“异端”的迫害，主张“和合”的社会文化氛围，导致了中国历史上对各种文化讲究兼容并包，包括对待宗教。“中国现有的五大宗教，除了道教是中国本土产生的，其余都是外来的。……我们所实行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符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既符合信教群众的要求，也为占人口大多数的不信教群众所接受。” 
    李瑞环同志认为不同宗教信仰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的关系，而且信教者和不信教者之间也不是对立的关系，这涉及到对于我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理解。他说：“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究竟是一个策略还是一个基本原则？这是需要在思想上真正搞清楚的问题。我们有些同志把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理解为权宜之计，这毫无疑问是错误的。”
    2.城市规划与和谐之美
    城市建设和规划也是李瑞环同志很有建树的领域，作为一个木匠出身的他对于设计和施工有着很多创造和发明，后来主持天津工作期间，对城市规划和建设有很多贯穿着“和”的精神实质的思想。比如在《城市规划设计工作的十大关系》一文中，系统讨论了城市规划设计的十个关系，如当前与长远的关系、区街规划与总体规划的关系、整修与新建的关系、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标准化与多样化的关系等等。李瑞环同志在讨论中，处处体现出他的和谐观，比如在讨论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时，他指出：“如何把个体的多样性与群体的协调性结合起来，是规划设计中经常遇到的一个需要费心思、用气力解决的问题，也是检验规划设计人员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当前，我们的规划中群体问题较多，不太注意前后左右的衔接，没有做到高低有别、错落有致、统一多样，形成好的街景，常常出现一个苍蝇坏一锅粥的现象。建筑设计首先要讲大效果，讲群体，讲街景。有些房子一个个看还不错，加在一起就不好了。” 其实，这段话里面包含着一个重要的美学命题，就是“美是和谐的统一”。城市规划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创造宜居的环境，这就要求规划设计者有一个总体性的构想，而这个总体性的构想，必然是建立在与所在环境的原始条件相协调的基础上，这就比如颐和园巧妙地借用玉泉山的塔景一样，这样的协调是和谐的，也必然是美的。而在现实中，许多情况下可能单个还不错，但加在一起却是凌乱和混杂，那就不和谐，也就肯定不美。
    3.“和”的思想与和平、合作、合理、和气的形象
    中国的“和”的思想源远流长，中国与世界各国也坚持和平共处的原则。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封锁，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歧见，我国有较长一段时间处于被孤立和被封锁的状况。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国际环境的改善，中国的对外政策有了很大的调整，对外开放的空间和力度不断加大。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增长贡献良多，但是，也有一些国家和人士，将中国的发展视为威胁。对此，我们一方面要继续坚持和平崛起发展模式，同时也要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让世界人们感受到中国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李瑞环同志提出的“四和（合）”原则值得关注。
    所谓“四和（合）”，即和平、合作、合理、和气，是李瑞环同志在2001年结束出访之后的一个即兴讲话中提出来的。第一是和平：热爱和平，需要和平，维护和平。对此，李瑞环重申了中国不称霸的原则。他说：“中国人民绝不会将自己过去所遭遇的那种苦难强加给别人。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富强了也不会称霸，也反对任何人称霸，我们要使各国人民相信，中国的强大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积极力量。”
    第二是合作：真诚合作，广泛合作，善于合作。李瑞环讲：“中国在许多方面处于落后状态，离开与世界各国进行广泛的合作，离开学习借鉴他人的先进经验，是没有出路的。合作是我们的需要，是我们的利益，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第三是合理：凡事讲理，言之成理，以理服人。如何建立起对世界的常识性认识，是中国人处理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前提。长期以来的斗争思维，导致我们在认识国际关系时，习惯于从对立和冲突的角度去理解。因此，要学会用理性和讲理的方式来对待别的国家。要“讲正理不讲歪理，多讲公认的理，少讲自家的理。要让人觉得中国人说话办事通情达理，有理有据，而不是强词夺理。通俗易懂的语言、细致严密的逻辑、生动形象的例证，这些都是讲理、以理服人所必需的，这些都要用心学习。”
    第四是和气：宽厚平和，随众合群，和蔼可亲。“要胸襟开阔，平心静气，听得进不同意见。要懂得真理不是哪个人的专利，别人讲话即使有错也要让人家把话讲完。……由于长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有的人养成上纲上线的习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动不动搞大批判，使人望而生畏。讲话要注意分寸，尖锐的话、伤人的话，尽量少讲，中国传统讲究人缘，讲究合群，不要太‘各’；要使人愿意亲近，不要让人看见就躲。”
    4.善于协调，促进和谐
    在工作方法方面，李瑞环同志特别强调协调。毫无疑问，强调协调并不意味着协调是唯一的工作方法，对于那些破坏社会、阻碍发展的行为，我们应采取斗争的方法。
    李瑞环同志强调协调，是基于他对于中国现阶段矛盾的认识，他说：“我国现阶段的各种社会矛盾多属于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人民内部矛盾。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主要的大量的要靠协调工作。如果不重视协调，不善于协调，不能及时、有效地加以协调，就会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
    所以，解决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协调也是一种重要的手段。“有人做过查阅统计，当今世界使用最多的词汇之一就是协调。在人类社会出现以前，自然界按照自然法则自发地调节、演化、发展。在人类社会出现以后，产生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也就有了自觉的协调活动。历史发展到今天，不仅人对自然的索取越来越多，人与自然的协调越来越迫切；而且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存、互相摩擦也日益复杂多变，需要加强协调的事情空前增多。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化，不同群体、不同行业、不同地域间的差异错综复杂，必须重视协调、善于协调，及时有效地做好协调工作，以促进经济社会的和谐稳定、协调适度发展。和的思想、和为贵的思想是做好协调工作的依据、凭借。重视协调、加强协调工作是弘扬和为贵优良传统的必然要求，符合事物的客观规律，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实质，符合时代的发展潮流，也符合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对于处理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协调同样是最佳方式。李瑞环同志从罗素等欧洲思想家对于“和”的思想的推崇中看到，“和”的思想应该成为世界人民谋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