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文艺必须解放思想”，这是李瑞环关于文艺工作旗帜鲜明的重大主张。无论主政天津还是在中央分管意识形态工作期间，他直面错综复杂的文艺形势和众说纷纭的文艺观点，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敏锐的理论眼光，就文艺问题发表了若干重要讲话，作出了许多深刻而富有新意的论述。这些论述着眼于文艺工作的历史教训和现实需求，贯穿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得到了文艺界的广泛认同，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文艺事业的发展与繁荣，至今读来仍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文艺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需要”
    文艺的目的是什么，在文艺工作中是一个影响全局的问题。能否清醒、正确地认识、定位文艺目的，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方针、政策制定的正确与否，以及文艺事业的兴衰与成败。李瑞环十分重视这一问题，认为如果对文艺的目的问题不弄清楚，或者认识存在片面之处，不仅从根本上关乎能否形成一个宽松、稳定的创作环境，而且直接影响到党委政府何以要管文艺，怎样管文艺，以及怎样评估文艺现象等问题。李瑞环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出发，明确提出了“文艺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需要”这一重大论断。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基于文艺成为政治附庸，简单、划一和直接从属于临时、具体的政治任务这个教训，拨乱反正，确立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一文艺工作的根本方向。李瑞环深刻地理解了邓小平的思想，进一步认为，文艺方向就包含了文艺生产的目的，社会主义文艺的“二为”方向，应该体现为“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群众精神生活的需要”。
    这样理解文艺的目的，在当时看来，或许离经叛道。李瑞环认为应当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客观形势的发展，摒弃那些与现实不很适合的观点，把文艺理论推向前进。他从多方面具体阐述了“文艺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需要”这一论断。首先，从精神生产的一般规律看，李瑞环指出：“如果说物质生产的最终目的，是要使人民群众尽快地富起来，得到更多的物质享受，那么，艺术生产的最终目的，便应当是驱除人民群众精神上的‘饥渴’，使他们在精神上极大地‘富有’起来，得到更多的美的享受。” 就是说，文艺作为一种精神生产，如同物质生产满足人的物质需要一样，其目的毫无疑异地是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其次，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看，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应当包括解放和发展人们在精神文化方面的生产力，以繁荣文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这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中的应有之义。再次，从共产党的执政理念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宗旨。“全心全意”意味着我们党若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而忽略精神需要，或者单满足某一层次、某一方面的精神需要，都谈不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李瑞环认为，如果把文艺的目的“仅仅理解为‘教育’，而忽视给群众以美的享受，使人民得到娱乐，实际上是否认文艺是人民生活的一项内容”。因为这样理解文艺的目的，只满足了人民“受教育”的精神需要，而忽略了审美娱乐的精神需要，这与人民精神生活多层次、多方面的需要不符，“因而也就违背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基于对文艺的目的这一主张，李瑞环在实际工作中，总是立足于建设，着眼于繁荣，提倡强调要理直气壮地为人民群众提供丰富、健康的“精神食粮”。早在上世纪80年代，李瑞环就发出了“齐心合力，繁荣文艺”的号召；90年代，他提出“一手抓‘扫黄’，一手抓繁荣文艺”，特别要求各级领导要像抓“菜篮子工程”那样，抓文艺生产，给出版社、通讯社、报社、电台、电视台、剧院（团）、制片厂等单位下达出好书、出好报道、出好文章、出好节目、出好戏的指标，以量化指标的办法促进文艺繁荣。不久后，宣传文化界开始实施“五个一工程”。
    李瑞环关于“文艺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需要”的论述，在理论上深化了我们党对文艺目的问题的认识，是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一大进步。如果说，邓小平确立文艺“二为”方向是对文艺从属于政治的纠偏，指明了文艺事业发展的宏观目标，那么李瑞环关于文艺目的的主张，则为深入理解、切实坚持“二为”方向指明了具体途径，使“二为”方向有了可以把握、操作、触摸的现实感。
    二、“文艺作品要强调、突出娱乐功能”
    弄清文艺的目的，是解决文艺为什么服务，弄清文艺的功能，则主要解决通过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来服务。对此，李瑞环多次态度鲜明地提出，在文艺的诸功能中，“对长期忽视的认识作用、审美作用、特别是娱乐作用要适当地加以强调和突出” 。
    在特定的时期，比如抗日战争年代，强调文艺对于人民的教育功能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但是，当革命已经取得胜利，我国已经进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和平时期，如果只突出或过分放大文艺的思想教育功能，忽视甚至贬低文艺的审美和娱乐功能，就是不应该的了。这方面，我们因受政治功利主义的影响，是有过教训的。
    基于对文艺功能理解和要求狭隘化的反思，李瑞环一再表示“不同意只是把文艺作为教育群众的一种手段” 。早在1984年，他就提出“作为文艺作品，总不能天天讲政治课” 。1986年，他再次谈到对文艺的功能应该做更加全面、更加广泛、更加准确的理解，认为如果文艺能从只重政治教育功能的束缚中摆脱出来，那么艺术生产就可以不拘一格，丰富多彩，由此发挥多层次、多方面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需要的作用。
     李瑞环并不否认文艺的教育作用，甚至要求“必须正视和加以改正”文艺创作中因忽视教育功能而片面强调娱乐功能的错误倾向；但是“文艺的教育、认识作用一定要通过审美作用、娱乐作用来实现”。在他看来，文艺的教育、认识作用，只有在作品具有强烈感染力的前提下，才能收到积极的效果。他说，电视台、电台的文艺节目如果人家首先就不爱看，不爱听，“啪”的一声就关掉了，你去教育谁？故事影片如果离开了审美娱乐功能，就不叫艺术片了。
    大家都懂得，文艺的教育与审美娱乐功能应该统一，但在怎样统一的问题上，却意见不一。李瑞环的鲜明主张是“寓教于乐”，即“乐”是“教”的前提，“教”是“乐”自然引申出来的结果。他认为文艺作品只有先悦人耳目、心意，让人得到美的享受，才能启人心智，给人以教育，离开前者，其他功能都无从谈起。他说，电视剧《渴望》之所以有“万人空巷”的收视效果，就在于“寓教于乐”，实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教育作用与娱乐功能的统一；“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文艺之所以非常单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文艺的教育功能强调太多，对审美、娱乐功能重视不够。的确，文艺的所有功能，都是在审美过程中实现的，如果是抽象的概括与说教，审美活动就难以发生。李瑞环多次强调“寓教于乐”，昭示的就是这一艺术规律。
    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比较复杂的局面下，李瑞环还尖锐地指出，简单地、片面地、过分地强调文艺作品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和姓“社”姓“资”，就不能很好地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要把文艺的娱乐功能放在突出位置，认为文艺工作存在“对娱乐的东西放得不够”的问题，“作为文艺，要特别注意娱乐功能”；进而提出了文艺“无害即是有益”的观点，认为文艺“在无害的前提下，把人们弄得高高兴兴，干活有劲，就是有益，就是成绩”，“就可以算实现了文艺的功能”；并希望文艺能够发挥活跃社会气氛的作用。他说，现在有些地方气氛有点沉闷，长期紧张不好，“天下和静在于民乐”，一定要把群众的情绪松弛下来，活跃起来。他要求国庆四十周年的文艺节目一定要办得丰富多彩，好戏连台，歌舞升平。他对遭到批评但又受到群众喜欢的通俗歌曲、轻音乐以及电视剧《渴望》等文艺作品给予大力支持。
    李瑞环关于文艺功能的主张，既是他对文艺的审美娱乐本性的深切体认与尊重，也是基于历史和现实文艺工作的一些情况有针对性的看法。
    三、文艺批评要正常化、健康化和民主化
    创作与批评是文艺事业的双璧。文艺批评作为文艺创作的磨刀石，既是将读者带入琳琅满目的艺术宫殿的导游者，又是文艺发展的助推者与引领者。因而，正确的文艺批评是繁荣文艺创作的一个重要催化剂。历史上有一个不短的时期，文艺批评在文艺实践和文艺理论上的疏导与建树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文化大革命”中甚至成为了打棍子、扣帽子的武器，使文艺工作者对文艺批评望而生畏。对这个教训，李瑞环非常看重，由此大力倡导文艺批评要正常化、健康化和民主化。
    只有将文艺批评正常起来，才能使文艺创作活跃起来。在李瑞环看来，关键是要端正批评态度与观念。态度与观念不端正，批评实践就难免失常。解决的办法，李瑞环的主张是三句话：不能“一阵风”，切忌“一面倒”，反对“一言堂”。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党的文艺政策的连续性，坚持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营造出平等讨论的气氛。与此相反，那种“感情用事”、“唯我独尊”、“互相吹捧”、“彼此排斥”等的文艺批评都是不正常、不民主的现象，有碍文艺环境的宽松与稳定。他特别强调，对文艺理论和创作上的是非，要靠文艺界去探索、争鸣，不能随意否定一部文艺作品或一种艺术形式。对于话剧《新居》、京剧《曹操与杨修》引起的争论，他要求汲取建国以来文艺批评的沉痛教训，“不能随意上纲”。
    李瑞环认为，衡量和评价文艺作品要正确处理好多方面的关系。首先，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关系。四项基本原则是文艺的政治标准，但不能用它来简单、直接、僵硬地评价文艺创作。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各种不同风格、流派、观点都应允许存在，允许自由竞赛和讨论，允许批评和反批评，不打棍子，不扣帽子。其次，正确理解文艺的社会效益。不能把文艺的社会效益仅局限于某种单一的政治效益。文艺使人赏心悦目、增添生活情趣、增识长智等，同样具有社会效益。一句话，“一切能够提高和满足人民群众文化生活需要的艺术创作，都能产生这样那样的程度不同的社会效益，都应当允许存在、发展。” 第三，处理好领导、专家和群众之间不同的文艺标准和要求。当对某一文艺作品的评价标准出现不一致的情形时，应该“坚信艺术终究属于人民”，不能由少数人凭个人好恶、标准说了算。领导、专家不应随便怀疑、指责群众的欣赏水平。
    文艺批评不但包括作品评论，还有作家批评。在李瑞环看来，看待文艺队伍的问题，要汲取曾经受“左”的思想影响错误地对待知识分子队伍的历史教训，不能因为出现了一点“失误”，发生点儿问题，就“一棍子打死”，对文艺工作者的缺点，要有容人的胸襟。衡量一个文艺工作者，只要他的创作符合“二为”方向，就是担负起了社会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最主要看他是否热爱文艺事业，是否创作出了为百姓欢迎的作品，而不必对个人的志趣、爱好、性格等过多地干预、指责和苛求。
在历史的新时期，文艺批评总体是健康的，但个别时候个别人对个别作品的不恰当批评，也是有的。李瑞环体现民主精神的文艺批评主张，对制止一些不当做法，使文艺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运行，起到了非常难得的作用。
    四、“齐心合力繁荣文艺”
    文艺能否真正实现繁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文艺界能否实现团结。李瑞环尖锐地指出，我们国家长期以来发展缓慢、屡遭挫折，不团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国家如此，具体到一个地区，一个行业，一个单位，也往往如此。其中，文艺界名人名家之间不团结、不同艺术门类之间不协调等问题尤为突出。对此，李瑞环多次强调，文艺界要形成一个真正和谐、宽松的环境，仅有外部的政治环境和物质条件是远远不够的，还有赖于文艺界内部的团结。文艺界内部应当加强团结，不要文人相轻、自负清高，要切实地克服“内耗”的弊端，齐心合力，把精力都放到推动文艺的发展和繁荣上去。
    重视并强调文艺界要解决好团结问题，实质上是李瑞环弘扬中华民族“和”的思想在文艺领域的体现。“和”的思想、“和为贵”的思想，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哲学的宝贵遗产，是中华民族待人处事的传统美德。李瑞环指出，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的思想、“和为贵”的思想，长期被淡化、被贬低。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大业任重道远，十分需要一个和谐安定的局面、和睦融洽的关系，应该高举“和”的旗帜，弘扬“和为贵”的思想。文艺界长期存在不团结的严重问题，更需要弘扬“和”的思想，提倡宽宏大度、体谅包容、和谐共存、协调并进。
    文艺界要解决好团结问题，关键在文艺家思想境界的提升。对此，李瑞环提出三点要求，尤为珍贵。首先，要克服那种不择手段追名逐利的不良倾向。影响文艺界团结的一个带普遍性的原因，是有些同志对名利看得过重，往往因争名夺利而伤害了感情，造成了隔阂。因此，不断提高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思想境界，教育大家正确对待名利，对搞好团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次，要扶正压邪，把正气树起来。文艺界内部有一些人，作品写不出，表演无本领，不学无术，整人有方，这是造成文艺界不团结、不安定的一个重要原因。对这些人，要严肃批评，加强教育，屡教不改的，应当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把坏风气压下去。最后，广大的文艺工作者要认识到，历史是公正的，也是无情的，历史给每个人的时间是有限的。文艺工作者应该要一门心思集中到事业上，而不是把时间浪费在“打架”上。
    李瑞环关于文艺界如何实现团结的主张，表明他深谙文艺行业的特点，透彻了解文人艺人的习性，因而他的殷切寄语总能点中要害，激发文艺界反思、自警、改进。事实上，他亲自推动文艺界大团结，在文人艺人之间做劝和工作，收到了良好效果，被传为文坛佳话。

    五、“繁荣文艺必须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
    文艺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文化不仅是民族文艺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世界各民族文艺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都无不彰显和传达其民族文化的气息。由此，李瑞环大力提倡，繁荣文艺必须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李瑞环指出，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化，它是维系民族成员的心理纽带，是民族精神的重要传达方式。繁荣文艺，应该同时提出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他说，提起俄罗斯民族文化，人们就会联想到普希金的诗歌和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这些文艺作品之所以享誉世界，就是因为它们深深地烙下了其民族文化的色彩。因此，他总结说，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艺，都必须有自己的民族特色；一个国家要实现文化、文艺的繁荣，必须注重研究和继承民族文化的优秀遗产。
    李瑞环把中华民族文化的显著特点归纳为三点：一是源远流长，二是博大精深，三是影响深远。他明确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一定要根植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深入地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在对待民族文化的态度上，他既旗帜鲜明地反对全面否定民族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主张，也反对那种泥古不化、盲目排外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他认为，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并不是要搞复古主义，而应当批判地继承、发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对外来文化，要立足本民族的立场与实践，积极借鉴、吸收其中有价值的东西，以发展和丰富本民族的文化，但反对那种毫无批判、选择、鉴别地照搬照抄外来文化的崇洋媚外态度。
    对怎样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李瑞环还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议：一是加强党对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工作的领导，坚持“双百”方针、“二为”方向，从制度、经济和思想上保障、支持和引导广大文化工作者立足于民族文化为人们提供更多更美的精神产品；二是营造重视民族文化的舆论环境，利用各种民族节日，经常举办各类戏曲、曲艺和民族歌剧、音乐、舞蹈、美术、杂技等的调演、比赛和展览，通过这些活动，既可以发现优秀作品和人才，推动民族艺术的发展与繁荣，也有助于全社会形成尊重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社会风尚；三是从儿童和青少年抓起，诸如编写各种民族文化读物，开展能够让儿童、青少年身处其中的各种民族文化活动等，从而潜移默化，从小树立和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四是建设一支宏大的民族文化工作者队伍，让各级、各类民族文化、文艺工作者各居其所、各尽其能；五是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丰富和提高民族艺术的表现能力，使民族文化放出新的光彩。
    以上建议，事实上突出了一条主线，即必须面向人民大众。李瑞环认为，文艺的大众化与民族化有着天然的联系，文艺作品要真正做到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就必须具有民族形式、民族风格。很难设想，缺乏民族特色的作品会赢得广大群众的喜爱，会有长久的精神魅力。因此，他要求文艺工作者要下工夫研究人民群众的文化心理和欣赏习惯，大力创作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文艺作品。他还特别强调，要重视并组织好群众性的自娱自乐文化活动，调动、发挥广大群众普及民族文化和为民族文化的艺术宝库增添光彩的主体意识与创造精神。
    李瑞环关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主张，批判了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划清了与“全盘西化论”的界限，表现了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坚定自信和构筑新时期民族文化大厦的远见卓识。
    六、“根据艺术生产的客观规律去实施正确的领导”
    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总要被纳入政策引导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实施怎样的领导，势必影响文艺发展的方向和结果。李瑞环一贯倡导科学、民主的领导作风，告诫“各级领导同志，要充分认识和尊重文艺事业的特殊性，根据艺术生产的客观规律去实施正确的领导” 。
    要营造宽松、稳定的创作环境。这不仅是人们的良好愿望，而且是遵循艺术生产客观规律的必然要求。违背艺术生产规律办事，人为、粗暴地加以干涉，必然要受到惩罚和付出代价，这方面我们过去同样有严重的教训。对此，李瑞环指出，能否自觉地坚持和落实“双百”方针，是能否坚持按照艺术生产规律办事的问题，意义非同小可。在艺术实践中，如果动辄揪辫子、打棍子、扣帽子，把气氛搞得十分紧张，其结果只能是扼杀文艺。他批评那些自觉或不自觉地制造紧张氛围，搞一些极左的东西，还常常以“坚持马克思主义”自居的人，实际上恰恰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因为坚持“双百”方针，本就是党的一贯政策，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重要原则。
    要尊重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个性。创作个性是文艺创作者在实践中养成并表现在其作品中的相对稳定的性格特征。不同作家、艺术家的创作个性不大一样。不尊重这种差异性，极易伤害创作者的自由创造精神，给文艺事业带来极大损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作家、艺术家遵命按照“三结合”、“三突出”的文艺创作方针，应景地塑造了一批没有艺术个性的“高大全”形象。李瑞环认为，这种不承认创作个性、忽视百花齐放、过分强调风格统一的倾向，是违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本主张的。在他看来，在文学艺术的创作中，必须遵循列宁讲的一条原则，就是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只有这样，才有助于每个文艺工作者形成自己独特的反映领域、独到的生活见解和独创的艺术风格，在各自擅长的范围内得心应手地进行耕耘，创作出富有吸引力和生命力的作品。因此，他期待并要求，作为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形成自己的创作个性；作为各级领导，要尊重创作个性，千方百计地创造条件，使每个文艺工作者的创造个性都能得到更好地培养和发挥出来。
    要努力培养文艺人才。文艺创作与批评要繁荣起来，关键在人才。李瑞环主政天津期间，就发现天津市有才华、有作为、有发展前途的年轻文艺人才不多，不少艺术门类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危机，且这种现象并非天津的个案，而是全国性的普遍现象。鉴于这种情形，李瑞环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十分重视人才工作。他要求各级领导要做发现人才的有心人，不能口口声声喊叫“缺人才”，在生活中又不能真正成为发现人才的“伯乐”。他建议制定一套鼓励人才冒尖、创新的规章制度，以各层次的比赛、奖惩分明的方式发现优秀人才，淘汰庸才。他希望各艺术院校通过招生改革发现艺术苗子，通过教学改革强化专业训练；各新闻单位和编辑、出版等部门要有计划地推荐、宣传文艺新人，专门设立“伯乐奖”；老一代艺术家要以高风亮节的胸怀和慧眼发现、培养文艺新人，像张君秋同志那样乐于奖掖后进，使京剧事业后继有人。
    要坚持正确的文艺改革方向。李瑞环指出，文艺改革的目的和方向是进一步解放、发展艺术生产力。根据这个指导思想，他特别强调，在改革过程中，一是要以更为清晰、具体的路子、招法，把增强文艺团体活力作为改革的中心环节，把多出、出高质量的精神产品作为中心课题，以此作为衡量文艺改革的成败和成效大小的标准之一；二是研究制定科学的文艺经济政策。以经济为杠杆，在经济上采用区别对待的办法，引导、支持文艺事业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对于那些符合“二为”方向，确有水平的出版物、艺术形式、文艺节目、文艺团体，在政策、经费上给予支持和帮助，或者补贴，或者免税，或设立专门的社会基金，鼓励发展。对于那些不宜提倡、扶持的出版物、艺术形式、文艺团体则课以高税，以抑制其发展，然后把这些税收用于扶持国家提倡的那些艺术创作。在经济上实行区别对待，以此实现出版物、文艺作品、艺术形式、文艺团体的优胜劣退，从而促使文艺在竞争中实现高质量的发展与繁荣。
    要认真掌握政策界限。李瑞环指出，我们党办任何一件事情，历来强调研究政策。但政策执行，说易行难。李瑞环反复指出，在执行文艺政策时，“过头”与“不及”两者相权，宁可“不及”而不要“过头”，老是搞“过头”了，再来落实政策不好。对于“扫黄”，他认为既要旗帜鲜明地扫除黄色文艺，又要分清“黄”与“非黄”的界限。关于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他认为既要充分估计到意识形态领域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严重性，又不能把改革开放后所取得的已有的思想文化成果完全批判掉。
    李瑞环是十分懂行的文艺爱好者、文艺实践者，在他成为文艺领导者时，自然也就是内行领导。他关于怎样实施文艺领导的主张，是一位内行的主张，从而揭示了领导文艺工作、推动文艺繁荣必须遵循的一些基本道理。
    七、李瑞环文艺论述的理论品格
    综上所述，李瑞环关于文艺目的、文艺功能、文艺批评、文艺团结、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文艺领导等一系列论述和主张，是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对邓小平文艺思想的坚持、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我国新时期文艺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李瑞环的文艺论述不仅富有创见，而且形成了鲜明的理论品格。
    一是务实精神。李瑞环一贯奉行马克思主义唯物认识论，尊重艺术客观规律，就丰富的当代文艺实践做出实事求是的理论判断。这种务实精神使李瑞环能打破教条主义的理论框框，面对现实，大胆地作出新探索，提出新主张，而且是有真知灼见、符合艺术规律的务实的新主张。李瑞环的务实精神不仅体现在理论上，也体现在具体行动中，例如，关于京剧改革的问题，他不只发表理论的指导意见，更是身体力行，改编京剧剧本，并主持耗时长达21年的京剧音配像工程。
    二是辩证思维。李瑞环有着深厚的哲学理论功底，具备娴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高超能力。从过去的教训看，在文艺问题上，凡是阻碍了文艺的繁荣与发展的“左”的观点和政策，都是因为违反了辩证法。李瑞环无论阐述文艺与政治、文艺繁荣的内因与外因、文艺创作的主旋律与多样化、“双百”方针与“二为”方向、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等诸多关系，还是强调“认真掌握政策界限”、“正确对待文艺工作者的缺点问题”、“正确对待文艺作品的失误问题”等，都坚持和运用辩证法，处处都可以看到辩证思维的睿智和魅力。
    三是群众观点。在论及文艺问题时，李瑞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发扬我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比如他深刻地指出，长期以来，提到“改善人民生活”，各级党政领导都把“人民生活”狭隘地理解为物质生活，轻视甚至忽视群众的精神生活需求，这种缺乏全面群众观点的倾向，违背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为群众办实事的原则。正是站在群众的立场上，深切地感受到群众对文艺的需求，李瑞环把自己对文艺繁荣的期望提到了“为民请命”的高度，要求各级党政领导像关心人们的物质生活那样关心群众的精神生活。一句“为民请命”，浸透着对人民群众多少深切关爱。     四是民族情怀。李瑞环谈论文艺问题时，总是带着一股浓浓的民族文化情怀。不论从总体上谈繁荣文艺必须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必须弘扬民族优秀文化，还是具体讲古籍的整理研究、文物的抢救保护、国画的普及提高、京剧的改革发展，我们都能从李瑞环的话语中感受到他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珍视挚爱之心、对民族文化发展前途的忧患意识，以及传承文化的高度历史责任感。
    2002年3月，李瑞环在看望政协文艺界委员时曾语重心长地说：目前，我国生活水平总体上已经达到小康，群众希望文化艺术活跃起来，繁荣起来，希望有丰富多彩的精神食粮，这是正常的要求，也是必然的趋势。它意味着文化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文化艺术工作者肩负的责任是多么重大啊！这既是他对当今文艺工作的殷切期望，也体现他对文艺工作的一贯主张。重温李瑞环关于文艺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有助于我们体会重大的历史责任，更好地解放思想，繁荣文艺，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日益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