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4月22日参加赵启正的新著《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发布会后便利用周末时间一口气将全书“读完”，但是，“读完”之后突然发现，其实无法“读完”，恐怕得读一辈子。

　　拿到任何一本有冲动欲望阅读的书，我基本上都是一口气读完。读任何一本书，我都会在书上圈圈、写写，这个“不良”习惯虽说“糟蹋”了书籍，但我以为，这恐怕才是对书、作者和出版社最好的尊重。

　　公共外交重在实践，因此，读赵启正的书，也就意味着，恐怕一生要实践公共外交。这是我一口气无法读完赵启正新书的理由。

　　新书发布会是我第二次“零距离”接触赵启正，并聆听赵启正有关公共外交的独特理念和实践感悟。

　　“两会”前，赵启正接受了我的专访，我一字一句地将此整理成文——《基辛格对话赵启正：最珍贵的不是高楼大厦，而是公共外交——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从他的言谈举止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填补了我有关公共外交方面的知识空白。他是启蒙老师，而且孜孜不倦、持之以恒地在传播公共外交，传播中国的公共外交。

　　新书发布会同时还被冠以“公共外交理念推广研讨会”，显示了主办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尤其是出版社社长贺耀敏教授对赵启正及其新书精髓的理解。

　　从网上搜索得知，其实，赵启正的这本新书在两会期间便推了出来。虽然没有成为第一批读者，但在其新书发布会之际得到此书，也是幸运的。

　　“企业也是公共外交的重要力量。”赵启正在书中说，并举了一个眼前一亮的故事：“由一家德国企业在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承建的兰州中山桥，是兰州历史最悠久的古桥，也是黄河上第一座真正意义的桥梁，有‘天下黄河第一桥’之称。令人感叹的是，在1987年保固期满后德国当年那个企业的后继公司依然专门致函兰州政府，申明合同到期，还派来工程技术人员对大桥进行测查，并提出了维修建议。这家德国企业的诚信无疑使德国的形象大为增色。”

　　上述例子倒是让我想到了我现在的电子邮箱中还天天收到十几年前在德国工作期间联系得到的日常新闻邮件。此外，我还清晰地记得当我相隔5年后第二次到德国常驻时，同行看到我，便把一摞我的信件给我。这就是德国人，这就是德国文化。我不敢奢谈已经了解了德国人及其文化，但多少了解一些，上述德国企业无论是哪一家，或许都会这样做，因为这是德国人的秉性。

　　由此，我又想到了那次访谈中赵启正的一句话——通过公共外交的交流，是以文化交流为基础。在文化上彼此理解了，其他的经济交流、经济谈判，军事交流、军事谈判等，就好谈了，否则误会重重。

　　新书突出文化两字，取名《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关于企业从事公共外交，赵启正在新书发布会上还谈到了一例，他曾经给华为公司讲了一课。当时，华为在印度的一笔大单子受到了印度方面的质疑。对此，华为主动在印度报纸上公开信息，证明这笔单子纯属商业，而且可以让第三国检查，最终消除了印方的疑虑，设备卖给了印度，生意成功。

　　（二）

　　“‘对外传播’”与‘对外宣传’在中文并无大区别，唯因‘宣传’一词在英文中（Propaganda）有贬义，所以‘对外传播’逐渐多用了起来，其内涵也不断有所革新。”

　　上述文字在本书的第53页。这个文字为什么让我感慨呢？因为我觉得中国的高层领导已经越来越开放。“宣传”这个词在德语中和英语是一样的，由于德国二战那段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宣传”在欧美国家是贬义的。所以，在“对外宣传”中，我们用“对外传播”来代替“对外宣传”，是符合公共外交当今这个时代要求的。

　　“对于新闻发言人来说，随时需要记得：记者不是你的学生，不是你的部下，并不是你的朋友，也不是你的‘敌人’，他是你的挑战者。”赵启正是用这样的语言来描述记者和新闻发言人之间的关系。

　　大凡中外记者在中国的新闻发布会上有一同感：面对中国新闻发言人，好像国外记者提问比较尖锐，中国记者则四平八稳。但实际上，中国记者在国外面对外国新闻发言人时，其提问也是敢于尖锐的。赵启正以上述文字阐述记者和新闻发言人之间的关系，并身体力行，令人敬佩。不过，新闻发言人和记者之间是否可以成为朋友，恐怕可以商榷。

　　再来看看以下几段文字：

　　——邓小平同志曾经告诫我们，宣传中国的成绩，不要把话说得过满，要留有余地；不要说得过于绝对，要实事求是地评价中国。

　　——美国金融家、作家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博士也曾对我说，百分之百地宣传正面的东西，美国受众的相信率为零；而好的坏的都说，就会实现零的突破，就会有一些人开始相信。

　　——我们对外传播的目的是把中国真实的情况告诉外国人。只有让外国人了解一个真正的中国，才能帮助他们走出由道听途说产生的想象和增加抵抗“妖魔化”中国的影响。

　　上述文字已经很清楚地告诫我们，我们对外传播工作的原则是实事求是，千万不要只检好的来报道。

　　新书中还有很多文字和案例很精彩，我在此摘录一些：

　　——约翰·奈斯比特说他多年前在见到江总书记时曾说：“台湾很小、故事很少，但故事讲得生动；中国大陆很大、故事很多，但故事讲得不好。”江总书记说：“你怎么不来讲这个故事呢？”奈斯比特当时回答说他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想法。后来，他想好了，写了一本《中国大趋势》来讲中国的故事，分析总结了支撑中国新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八大支柱。

　　——2002年我在德国柏林时，正遇上“9?11”事件……有人问：“……中国大学生在网上有很多言论庆幸美国被袭击，这是怎么回事？”……那是一种情绪的表达，而不是哲学的思考……本来可能出现的误解和不满情绪因为诚恳的沟通而被化解了。

　　——吴建民：民众对外表达的影响是很大的。我夫人施燕华在卢森堡当大使的时候，丹麦驻卢森堡大使见了施燕华就夸说中国人真好，心地很善良。什么原因呢？那年他让18岁的儿子到中国旅游，他说这是世界上经济最有活力的地方，你亲眼去看看。给他钱不多，不许住高级饭店。男孩子一个人在中国跑，半夜坐硬座车，天热，就把鞋脱了，因为袜子几天没洗，有味，于是干脆把袜子也脱了。一觉醒来，发现袜子有人给他洗干净了，晾在那儿，是谁洗的，对面的一位大妈。这位大妈就是中国人啊，她想自己的孩子也可能这样，就给他洗了。就由于这件事情，这位丹麦大使到处说中国人真善良，这也是公共外交。

　　——赵启正：这真是个好例子，没有语言的公共外交。我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的程天权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访问美国密苏里大学时，他在晚上十点多散步，遇到一位老人找不到自己的家了。程教授决心把他送回家，一家一家敲门去问，他们进入一家院子时，主人竟端着步枪出来了（在美国不经允许进入私人院子是违法的）。他们继续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总算把老人的家找到了。不会外语的中国老大妈和会外语的中国教授都表达了助人为乐的传统，这也有公共外交的效果吧。

　　——要建造一切国家站在平等的立场上互相帮助的世界。

　　——中国是一辆疾驶的列车，列车不仅很长——有30多个省市，而且乘客很多——56个民族的13亿人。有人站在路边，有人站在万里之外，但都无法看清运动中的列车的外形，更看不清楚车内的情况，于是描述不准的情况在所难免，遑论较准确的评论。

　　点睛之笔信手拈来，实在太多。

　　赵启正离开前，与人大新闻系教授钟新女士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我又旁听到了赵启正的一番言语，他说：“出观点要比出书重要。”这又让我立刻想起了新书发布会上针对如何避免说错话的提问，他的另一个观点脱口而出：“没有错误的思想，就不会说错误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