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信息时报》

作者：祝和军（北京外国语大学党校常务副校长）

　　毛泽东写诗，已不单单是一种诗性的冲动，而是与他的生命和个体休戚相关的事实，与他的事业和追求相生相伴的形影。于是，诗意地栖居，成了他的生存状态。

　　当毛泽东还只是一个在黄土地上奋图生存的革命家时，美国的史沫特莱在延安的窑洞里采访了他。这位女记者的突出感受是：“他首先是一位诗人。”

　　说毛泽东“首先是一位诗人”也许有失精当，但说毛泽东注定是一位诗人却是恰如其分的。诗词是坦露心灵的符号。没有了诗词，那颗处于此岸而又设想彼岸的心灵就无处安放，那个寻求于思想和未来的人就无法在他那惊天动地的事业中挥洒豪迈与激情。于是，写诗，成了他的生存方式；于是，诗意地栖居，成了他的生存状态。

　　陈晋老师是研究毛泽东的专家，他的《独领风骚——毛泽东心路解读》正是以诗带史，带领我们进入了毛泽东的心灵世界。在陈晋老师看来，正是由于他的本性、素养、经历和事业，毛泽东才无可选择、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一个诗人，尽管他的最高理想和最大愿望未必想成为一个诗人。毛泽东写诗，已不单单是一种诗性的冲动，也不单单是一种兴趣和爱好，甚至不是写诗的技巧，而是“与他的生命和个体休戚相关的事实，与他的事业和追求相生相伴的形影。”

　　《独领风骚》中提及年轻时的毛泽东，当与杨开慧坠入爱河之后，也曾有过“晓来百念都灰烬，剩有离人影”的相思凄苦。但经过了革命的洗礼后，他已不再“为呢呢儿女语”，而更愿意做割断了愁丝恨缕的“天涯孤旅”，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为这片土地上的万千工农去挥洒青春与热血。而到了那篇《蝶恋花·答李淑一》中，“我失骄杨君失柳”，这里已经没有了私人情感中的丈夫和妻子，而变成了寂寞嫦娥为之翩翩起舞，折腰吴刚为之捧出桂花酒的忠魂烈士。由此，“无情未必真豪杰”的儿女情长已被中国的革命事业所升华，化作了感天动地的大精神和“环球同此凉热”的大理想。

　　在毛泽东的诗词里，人民始终是其不离不弃的历史坐标，并不时地在字里行间挥洒他的这种人民史观。为有牺牲多壮志。只有人民，才是敢于牺牲、勇于牺牲的，所以才能爆发出“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物质力量。正是有了这一视野和高度，毛泽东才敢于藐视维护一家一姓之私业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和一代天骄，把目光转向了“黑手高悬霸王鞭 ”的劳动人民，并大胆宣称：“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从这一唯物史观出发，毛泽东还将他作为方法论的群众路线发挥得淋漓尽致。“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能够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学会组织群众和发动群众，也就掌握了克敌制胜的看家本领和不二法门。

　　陈晋老师在书中说：“毛泽东显然不属于那种只能写诗的纯粹诗人。” “诗言志”不假，但毛泽东的诗总会以一种神奇的魔力诱惑着我们“得意而忘言”，进入到那个涤荡了私欲的神圣领地。庄子说：“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毛泽东的诗词，显露的正是一种力量，一种能让物质充满灵性，能让历史改变方向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一旦服从于理想，扎根于人民，结合于实践，就会以一种天河倒泻之势，涅槃为他和战友们领导人民群众创造的最富有激情和想象力的伟大作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的诗词，才能够独领风骚，成为了他心路历程的鲜活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