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武汉晚报》

作者：张佐堂、胡肖

本报留学生记者团张佐堂发自美国巴尔的摩市（后方统筹：胡肖）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历史学家罗威廉教授关于汉口的两本专著—《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和《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入选“武汉市十大最具特色汉味好书”，日前，本报海外记者团特邀记者采访了罗威廉教授——

　　采访那天下午，我驱车前往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很快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找到了教授的办公楼吉尔曼厅（Gilman Hall）—— 即历史系所在的大楼。

　　我曾在照片上见过罗威廉教授，但是站在我面前的，既像俄苏大作家高尔基，也像美国大作家马克·吐温。我刚想请教授先喘口气再开始采访，但他已经坐进我对面的一把“太师椅”，侃侃而谈起来。教授语速很快，谈锋甚健，每当说起他在武汉的种种经历，总会哈哈大笑，快乐非常。看得出他对武汉的那种情怀。

　　在采访时，我请他不要拘泥于一问一答的传统模式，而是开怀畅谈——

1981年的武大和华师

罗威廉：有些问题对我来说很简单，但有些非常难。

记者：如果有些问题您认为太难回答，您可以不回答，我担心也比较费时间。

罗威廉：行。我是说，让我就武汉如何发展提出建议不容易回答。我不是做城市规划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弄。但我爱这个城市。我大概去过……1981年我第一次去那里是呆了大约六个月时间。之后我又去过四五次，最后一次应该是2002年或2003年。

记者：啊，那有一段时间了。

罗威廉：对，有一段时间了。但你知道，就在那时，已经和1981年我去的时候全然不一样了。1981年我去武汉大学时，学校还远在乡下，充满着乡土气息。很多地方都是小块的农田。而现在呢，上次我去的时候，已经被城市包围了。简直和市中心差不多了。当时的武汉真是一点说不上繁荣。而现在呢，非常的繁荣了。如果把武汉和北京相比，北京的确是过度增长了。而武汉则不同，看起来不错。你真该去看看。

记者：对啊，我有个侄子在那边的华中师大上学。

罗威廉：华中师大，好啊。华中师大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上次我去武汉时就住在华中师大的宾馆，那档次就跟我住过的最优秀的宾馆一样。哈哈哈。的确了不起。我所见过的中国学者中，有一位是章开沅。章开沅是一个出名的历史学家，后来当了华中师大校长。在（美国）这个国家历史学家成为校长的事例还不常见。我的看法是，1981年的武汉真是特别贫穷。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这么说吧，许多建筑需要做，保养和维修也不到位，公交更是一团糟。班车上的玻璃都是破破烂烂的，但现在的漂亮得很。

从没见过稻田

记者：您是如何开始对武汉感兴趣的？

罗威廉：我读本科的时候是英语专业。当时希望成为一名英国文学教授。但本科毕业后我应征入伍，做了海军，因为越战正在进行。然后被送往菲律宾，在那里呆了两年。你知道我从来没有见过大米的生产，一畦的稻田、水牛拉着犁铧……哦，我就说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我是纽约人，长那么大还从来没有见过，也不知道世上竟然有那样的景象。我就是这样对亚洲产生了兴趣。不过我并不想研究菲律宾，而是想研究中国。回国后我大概从1971年开始读研，开始读中国方面的东西，决定攻读中国历史的博士学位。在当时，你没有汉语底子是可以攻读中国历史的，现在就不行了，不会讲汉语不会读中文根本就不会被录取。因为现在大学里边，甚至中学里都教汉语。但当年没有。

记者：当时没有开始这类课程啊。

罗威廉：所以说，即使没有任何中文基础你也可以读研。读研期间我同时学习汉语和日语。我的导师问我说，你毕业论文准备写什么？我当时想做美国人还没有做的研究。大多数美国人都对写政治感兴趣，以及中美关系一类的。而我更倾向于写社会，写历史。同样的，当时在美国写中国社会史的几个人都选择写农村，因为他们相信中国内战就是（先）从农村打起的，也是中国乡村有趣的部分。我就在想：干嘛没有人写城市呢？18世纪19世纪的中国有大城市啊，可那时在美国几乎没有人写中国的城市。我是纽约人，我喜欢大城市，我要写大城市。还有，我要写大城市应该是一个商业城市，一个港口城市。可你知道，我不想写上海、广州或者天津，我不想写一个受到太多外国影响的大城市。我想写的，是一个中国城市的历史，而不是西方影响下模仿西方思潮的中国城市。所以，对我来说，只有两个选择：武汉和重庆。它们都是大的商业城市，也都是港口，都远离海岸。我就对两个城市做了一些前期研究，发现武汉方面的历史资料强于重庆的，就这样开始写武汉，更确切些说是写汉口。

记者：真不错。我很吃惊你在菲律宾时就已经着手了解中国历史了。开始阅读，然后慢慢地……

罗威廉：嗯。我知道我是想成为一个大学教授，不过开始时是想成为研究莎士比亚的大学教授。结果呢，尽管我深爱莎士比亚，最终还是因为对东亚社会产生浓厚兴趣，决定写中国历史。在美国没有几个人做这方面的研究，而研究莎士比亚的人够多了。

胜利饭店的野鸭

记者：非常不错。您其实已经回答了两个问题了，一个是您是如何对汉口产生兴趣的，另一个是您多次造访后对武汉发展的印象。

罗威廉：1981年我第一次去武汉时，那里的餐馆非常少。因为没有多少私营企业。我是住在武汉大学。有地方给我们饭吃。但是我真的想进城去，看看餐馆，吃些……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两个故事：一个是，我和我妻子两人——我们刚结婚不久——去了一个叫胜利饭店的地方。我不知道这家餐馆是不是还在那里。上次我们去那里时，倒是找到了，但正在重建中。我想他们要弄得花俏些。 这是汉口一个很老的饭店，是当年法租界的地盘。这家饭店很古老但很不错。饭店内有个餐厅。里边能吃到的，全部是饺子。就这样，我们两口子每天都吃饺子，中午吃，晚上也吃。庆幸的是，都是好饺子。哈哈哈哈！一天，一个和我们处得很好的服务员说“你一定得吃野鸭。咱们今天有野鸭。”我说“你们从哪弄的鸭子？” 他说一个厨子出去时，在后院看到一只，就抓来做菜。哈哈，这算是一顿特餐，今晚就能吃到。味道不错。约莫记得是1999年还是2000年，我又去了一趟武汉，这座城市就已经有了巨大的发展变化，有了很多好餐馆。我喜欢喝啤酒。喝过当地产的啤酒。之前我在武昌发现了一家四川餐馆，在那里吃到了辣子鸡。是我吃过的最好的辣子鸡。餐馆的名字我记不起了，只记得是成都一个餐馆的分店。特别特别正宗、特别好的四川餐馆。这次我说我第一个想去的地方就是这家四川餐馆。但等我到了那里，那家餐馆已经变成一家巴西餐馆了。这正是这座城市快速发展的标志。武汉人不再对出去吃四川菜感兴趣，他们想去吃巴西餐、阿根廷餐或者是墨西哥餐。这也说明武汉更加大都市化了。

记者：太有意思了。这就是你如何同武汉和汉口联系起来的。中国有个说法，你和武汉有缘份。

罗威廉：绝对是这样。我很幸运，我的论文本打算只写一本书。我在一个会议上遇到一位叫G. 威廉-斯金纳的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他。他是著名的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人类学家。我说“教授，我遇到困难了。我论文已经写了一千多页，但还有一千多页要写。”他说“打住！你的论文就写到这里。把它出版成书，你把剩下的一千多页留下来出第二本书。” 结果非常理想。当时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要求是，如果要成为终身教授，就得出两本书。我已经把研究部分做完了，就写了这两本书。哈哈哈！

奠定罗威廉美国首席汉学家学术地位的两本书：

《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

《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