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深圳特区报》

作者：孙山

　　作为“一种控制和征服他人的手段”，暴力一直被士人所采纳。至于在市井、乡土之中，暴力甚至得到了美化。中国文化并不像它所标榜的那么“文质彬彬”，而是暴力一直如影相随。

　　美国著名汉学家罗威廉的著作《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下为《红雨》）将目光聚焦湖北麻城，研究该区域自元末的起义起，中间经明清的改朝换代、太平天国起义和捻军起义、1911年辛亥革命、军阀混战，一直到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700年间频频发生的暴力。

　　《红雨》一书按年代顺序排列，讲述发生在麻城历史中的人和事，贯穿其间的是对暴力的描述。700年间麻城暴力不断，改朝换代的乱世不用说，在其他大部分地区处于和平的时候冲突依然严重。在作者看来，暴力并没有像大多数人认为的为中国儒家文化所不容。事实上，它作为“一种控制和征服他人的手段”一直被士人所采纳。至于在市井、乡土之中，暴力甚至得到了美化，那些快意恩仇的侠客、梁山泊的英雄好汉们成为大众所崇拜的偶像。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汉学家由于没有文化的切身体验，所以任何判断都是基于严谨的论证。正是这样，才能洞察到中国文化并不像它所标榜的那么“文质彬彬”，而是暴力一直如影相随。其实，硝烟四起、血流成河这样的词汇在历史书上也并不少见。

　　麻城地处大别山南麓，有若干穿越高山的要隘。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地理战略地位，麻城当地形成一种对战争与起义英雄崇拜的文化。在麻城的历史与记忆中，身处暴力中心的人物面目往往难以辨认。正是这些集体记忆、历史意识以及其他日常生活共同塑造了麻城的暴力文化。

　　麻城暴力史就其悲惨程度而言，处在顶点的无疑是明末清初和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的两次大规模清剿，其中关于明末清初的书写为《红雨》全书最详细的篇章。由于科考的辉煌和书院的兴旺，麻城这个本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在明代的中国文化版图上备受瞩目，文人学士们纷纷到访。麻城处于大家族的势力掌控之下，貌似井然有序，其实暗藏危机——明末各地土地兼并严重，麻城也一样，而且“佃仆”数量之多更为全国所罕见。

　　家族斗争在麻城暴力史中并不占有重要的位置，很快明末大规模的杀戮就来了。面对农民军、麻城起义的农奴、清兵，麻城的乡绅们不会坐以待毙。他们躲到山中，建起一个个坚固的山寨，并且成立了48山寨联盟，以对抗一切外部力量。在清末民初历史学家王葆心的著作《圻黄四十八寨纪事》中，麻城抒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反清史。但王还是指出，“东山和大别山地区对地方自治的渴望在太平盛世时代逐渐衰退，而在王朝覆灭的时刻又总会浮出水面”。无疑，麻城的地方主义诉求在这段历史中突显出来，然而罗威廉在《红雨》中并未深入探讨这一现象的生成，对抵抗运动的主导者士绅阶层以及晚明经世致用的思想所及也甚少。不过我们大可不必过于苛求，因为《红雨》作为一部描述性的编年史，“倾向文学式描写，而非科学性的分析”。

　　从晚明抵抗运动中显现出来的地方主义，在清代一直延续，而麻城的实际统治权则从乡绅阶层转到地方“强人”（有私人武装的小地主），至于转变的原因作者把其归于麻城过于追求财富而不重视科举，未免过于表面。在“强人”那里，地方色彩与“好汉”气概进一步得到强化，从1674年的东山起义就可略见一斑。

　　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红雨》已经把地方主义推到前景，但作者并没做深入分析。可以肯定地说，从地方性暴力文化的形成到对地方主义的诉求顺理成章。暴力文化与地方主义纠缠在一起，夹杂在其中还有阶级关系和家族斗争。当历史的怪兽张开大口时，麻城在暴力中沉沦的悲剧也就开始上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