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时代周刊》
作者：记者 赵妍 实习生 吕一
《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是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威廉（William T. Rowe）有关中国历史的第四部专著。如果从20世纪70年代初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攻读学位开始算起，罗威廉的学术生涯已经与中国历史打了长达四十年的交道。
这位美国著名的中国历史学家，有关中国历史的研究最为出名的是其在上世纪80年代有关汉口的两部巨著：在1984年出版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在1989年出版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十余年后，被学界认为以“社会史，尤其是城市史”见长的罗威廉，其研究旨趣从社会史转向思想史，推出《救世：陈宏谋与18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研究重点开始集中于官方精英的思想与活动。
最近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的《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则被视作罗威廉回归社会史、重新将关注重心转移到地方社会的作品。
“我将自己定位为一个研究现代中国的社会史学家，既有社会，也有现代—这就意味着范围之广泛。”在霍普金斯大学主页上，罗威廉如是介绍自己，“我最近在做的研究，是关于19世纪早期维新思想家包世臣的。
麻城与“温床县”
“1928年5月，中国共产党与从前的革命盟友中国国民党的统一战线破裂后，在位于大别山区的麻城县，当地百姓报道了一起异乎寻常的怪事：突然之间一阵红雨倾盆而至。”在《红雨》开头，罗威廉引用1993年本的《麻城县志》里的记载的这一幕，“该县居民或许有些震惊，但他们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此时他们的家乡正处于一场血洗的风口浪尖，大规模的暴力狂欢夺走了当地许多士兵和平民的生命”。
这是国共合作失败后不久的麻城，国民党清共“血洗”的中心地带。但这样的暴力，在麻城的历史上“并非第一次发生”，与外界对中国民间田园牧歌式想象不同，罗威廉评述说，麻城人民的集体意识和地方认同中，深深铭刻着穿越过去的记忆：动乱时期一再发生的同样血腥的杀戮，以及和平时期数不清的日常暴行。麻城人民应该很清楚，自己的家乡就是一个暴力之地。
1969年，美国政治学者小罗伊·霍夫海因茨在自己的论文《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生态学》中，试图探究：在通往1949年最终胜利之前的数十年间，为什么中国的某些地区比其他地区更适合共产主义的成长？根据这项计算机统计分析得出的研究结果发现，多数情况下，社会生态和共产主义诉求的接受程度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事实上，往往是共产党组织力量强大的地方，革命最容易获得成功—也就是说，社会生态与接受共产思想之间并无必然联系，革命成功的区域多是党组织活动卓有成效的地方。
但是，霍夫海因茨同时也发现了几个例外，这些地方“共产党运动的迅速扩散和持续成功”对其研究的总体模式构成了挑战。霍夫海因茨称之为“温床县”。霍夫海因茨从中国2000多个县中辨识出8个“温床县”，其中两个就是麻城及其邻县黄安，后者在1563年之前一直是麻城的一部分。
罗威廉的研究，实际上是试图通过历史的角度对麻城进行个案研究，揭开霍夫海因茨留下的谜团：“当我们把深受考验的苏维埃革命根据地放到更长的历史视野中，中国革命看起来会是多么的不同？更重要的是，为什么中国一些特定的地区有更多的超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变迁的暴力传统？为什么这些地方用暴力解决问题成为最常见的方式？”
好汉形象与“魔鬼学范式”
从14世纪的元末农民大起义开始，到明清更迭之际四十八寨联盟和东山叛乱的抵抗运动，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鄂豫皖清洗斗争—在罗威廉跨越七个世纪的考察里，他描绘了麻城长久以来的暴力传统—司空见惯的日常杀戮、残害以及周期性的大规模屠杀。这种暴力文化，超越了经济、社会以及政治的变迁，通过集体记忆、历史意识和其他日常文化实践在该地区的不断再生产，从此造就了一种全面而持久的地方暴力文化。
罗威廉对麻城的暴力文化传统分析，实际上也回答了另一个问题：反复强调人们和平相处的中国文化，是如何与暴力共存的？换言之，暴力在中国是如何获得合法性的？
他认为，中国文化内部其实为“被许可的”暴力提供了充裕的空间，无论是在平民层次还是精英层次。在麻城的历史中，两种特定的暴力文化模式尤为突出。
其一是众所周知的英雄或者侠客的观念—更普遍的称谓叫做“好汉”，这一类的文化形象，以最广泛的形式占据了各个时期中国儿童和青年的想象。暴力在这一类型中，演化为被认同的男性气质，甚至是一种可敬的、浪漫的甚至有趣的渴望。在麻城历史上，许多暴力人士至少部分被人们传颂为践行了英雄原则。
而另一种合法暴力模式，即罗威廉称之为的“魔鬼学的范式”，实际上“更为基本和无处不在”。罗威廉引述荷兰学者田海的说法，—“对这些魔鬼所预示的可憎的暴力，必须同样坚决地、血腥而彻底地消灭它”。这种“以暴制暴”的模式，为中国的大众文化甚至某种层面上的精英文化中的暴力观念提供了合法性。在中国的历史经验里，暴力行为的对象，是等待惩罚的罪犯、叛乱者、敌军甚至现代社会中的“阶级敌人”，这些对象往往会被妖魔化，为的就是将针对他们的血腥行为合法化。
罗威廉认为，麻城持续存在的暴力传统，实际上是这种被称为“魔鬼学的范式”的一个典型。
“美好乐观”只是故事一部分
时代周报：你一直关注汉口这个地方。是什么原因让你对一个中国的中部城市产生如此持续的研究兴趣？
罗威廉：我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汉口这座城市做过一些研究。那时候在西方，几乎没有多少人研究中国城市的历史，即便有，他们至多讲讲上海，讲一讲那座在西方影响下经历着巨变的城市。而我选择了19世纪的汉口，因为在当时，它作为主要城市之一，却还没有被西方文化严重侵入，商业贸易的气息仍重于帝国统治的烙印：汉口正是我想要了解的城市。
时代周报：你从何时开始将注意力转向麻城？这种转变背后有什么缘由？
罗威廉：我对麻城的研究，大部分的工作是在上世纪90年代完成的。当时在美国，针对中国的学术研究主流都以城市为研究对象，尤其是研究20世纪初期的城市。而我执意违背主流，选择麻城，回到了偏僻的农村，这一类课题是我以前没有深度接触过的。与此同时，针对麻城的研究，让我有机会将一个县域放到一段比较长的历史时期中去考察，从而了解在跨越几个世纪以后，哪些事务经历了结构性的转变，而哪些事务会始终保持不变。
时代周报：你还记得第一次到访麻城的经历吗？你在那里待了多久？
罗威廉：我在美国完成了大部分的麻城研究工作，其间借助了一些我从中国买来的资料、从其他图书馆借来的文献，或是一些网络上的、微缩胶卷里的资料。为了找档案，我曾经两次造访武汉。在那之后，我终于第一次去了麻城—也是唯一的一次。那是2004年，我在那里待了大约一周的时间。麻城之旅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不仅仅是麻城人待我非常热情，而且那里的田野风光也是美不胜收，更让我震惊的是县城建设相当发达。我还记得，当我看到印着巨大的著名巴西足球队员形象的摩托车广告牌时，我太震惊了。这个地方，比我想象的要远远摩登得多。
时代周报：你以往有关中国的研究，被认为强调了中国社会长久以来的“自治”以及“和谐”，但在《红雨》中，你开始关注中国历史中的“暴力”。
罗威廉：你说得不错，我在写汉口的两本书里，确实重点突出了社会和谐这一特质。在《救世》一书中，我还着重讲述了18世纪的地方官和治国的文人们如何努力为大众造福，推动公益事业的故事。总而言之，我此前一系列的研究的确描绘了一个美好乐观的中国晚清社会。如今回头想想，我觉得自己当时只展现了故事的一部分，却大大忽略了中国近代和现代历史上的暴力暗流。因此，我并不认为我笔下的麻城与我早期的作品有冲突，反而是对我之前无心偏颇的一种补充和校正。两类作品各有侧重，我还比较满意。
时代周报：在西方学术界，有关中国社会“暴力”的研究，算得上是一个重要课题吗？
罗威廉：在之前，中国历史上的暴行并不是西方史学家们的重点研究对象；但近年来大家对这个话题越来越感兴趣。如果要我推荐的话，我会推荐美国学者鲁威仪（Mark Edward Lewis）和郝瑞（Steven Harrell），荷兰学者田海（Barend ter Haar），还有澳大利亚的詹纳尔（W.J.F. Jenner），他们的作品都值得一读。
时代周报：在你把麻城放到“长达七个世纪”的历史中来考察时，你认为，麻城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出现一种趋向于用暴力解决问题的传统？其内在的发生机制是什么？
罗威廉：我认为，麻城人长期以来普遍使用暴力来解决争端，这背后有各方面原因。首先，作为一处军事要塞，麻城经常被外来军队侵犯，被作为掠夺广大领土甚至全中国的第一站—这段凄惨的历史使麻城人民对武装暴力司空见惯。其次，在麻城的农业生产中，土地和劳工制度尤其严酷，奴隶和奴仆在历史上长期存在且遍地都是。这就导致了阶级关系异常紧张，奴仆起义不断爆发，地主阶级则相应地进行武装镇压。综上所述，在历史的积压下，暴力文化在麻城人民的心中根深蒂固。对牺牲英雄的大力歌颂、战略要塞的地理位置、当地的武术传统等等，所有这些都把麻城的暴力行为推向了普遍化和日常化。
时代周报：你认为对“暴力”的研究在理解中国的革命史，以及政治演变方面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罗威廉：研究麻城的原因，除了它离汉口近之外，还因为麻城和黄安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运动中心，也曾是鄂豫皖苏区的一部分。在美国，大多数研究中国内战和中共革命的作品都缺乏历史深度—尽管那些美国学者谙熟现代汉语，但他们对古文造诣不深，无法解读晚清时代的历史资料。我希望通过我的研究来说明，如果我们去关注一个革命非常成功的地方，并且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研究，那么这场革命看起来会有什么不同。我从麻城的明朝、清朝和民国资料中发现了一些东西，可以说让我更好地理解了中国革命的发生背景，但这方面的作品还远远不够，仍待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