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青年报》

作者：云也退

　　罗兰·巴尔特将写作抛入了彻底的悖论之中：字一旦落在了纸上，便告遗失，意义一旦确定，便游走不见。“作者”的概念，在他的作品里前所未有地得到重视，而他又宣布“作者已死”。

　　有多少人为罗兰·巴尔特的风格所迷醉，就有多少人受不了他的晦涩玄奥。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后兴盛于法国的结构主义浪潮仿佛一个三头神兽，福柯掌管哲学的一端，列维—施特劳斯掌管人类学、人种学的一端，罗兰·巴尔特则掌管文学的一端，但不是小说诗歌戏剧，让他安身立命的，是文学批评家的身份。他参与的论战不比别人少，自己的人生却最为蒙昧，似乎与他所写下的文字彼此难分了，就连那本以《自述》为题的书，也像是一个文本的花招。无怪乎给他作传的人，如菲利普·罗歇，事先声明这本书“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传记”，它叙述的不是一个人如何从摇篮到坟墓，而是“一种解读巴尔特的方式”。

　　巴尔特掀起了一场革命。若问革命的结果？它“使得科学、政治和哲学这些看起来远离文学事业的领域将围绕着文本问题靠拢”。对此我等学术圈外的人和普通读者，能有所感觉，却难以深入了解，因为巴尔特的写作极度形式化，简直到了变态的程度，如罗歇所说，“他把著作者的身体还给了‘风格’。”

　　其实所有结构主义学者都有这方面的倾向，但巴尔特最为强烈，他的看法是：内容不过是一种虚妄的念头，我写下来的东西，白纸黑字放在那里，但你要说出那些东西的意思，难度不亚于说出一首贝多芬交响乐的真正涵义。意义实际上是被打碎的，我们看到一根言说/书写的链条在纸上飞舞，这根链条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不可理解的，因为我们使用的语言，先在地规制了我们的思考、表达和行为；“结构主义”一词，怎么解释？我们置身于结构之中，无法逃脱，我们只能驯服于系统——理性是没有用的。

　　单说这些，还是抽象，要了解这一观点，我建议最好去看萨缪尔·贝克特的世纪名剧《等待戈多》，哪怕看个剧本也可以。剧中人波卓带着的一个老仆，即“幸运儿”，有一大段连续不断、几乎不喘气的独白，各种比喻接二连三，但漫无头绪。这就象征着结构主义者关于人的观点。巴尔特是批评家，但他批评的第一件事就是批评本身，因为那纯粹是“话语之话语”，是一种荒谬，批评话语从而变成不确定的。假如一个人想在批评之中确认自己的存在，就不能跟在文本之后进行，而必须“结伴而行”。

　　巴尔特的几乎所有作品，他的风格，最终都得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和接受。写作进入了一个充分的、彻底的悖论之中：字一旦落在了纸上，便告遗失，意义一旦确定，便游走不见。“作者”的概念，在巴尔特的作品里前所未有地得到重视，而他又宣布作者必死（真是烦人）。在代表作《S/Z》中，巴尔特把文本分为两种，一种叫“可读性文本”，另一种叫“可写性文本”，可写的文本是不可读的，因为它没有终止，“所有表示结果的个体语言都放不上去，因为这种个体语言必然使现在成为过去；可写性文本，就是正在写作的我们”。但是，包括这句话在内，我们所拿来读的文本都已经属于过去了，不管作者多么宁愿停留在现在。

　　罗歇写道，评论巴尔特的人通常用词谨慎，“鲜有不首先向老板巴尔特表达谨慎和怀疑的……然后，仿佛被磁石吸引，批评巴尔特必然会求助于以下两种姿态之一：一个是‘强势话语’，一个是‘知己话语’。”这说得真确。打个比方，你作为一个重金属音乐的门外汉，跟发烧友之间隔着一道天堑，他们无条件、无止境地维护自己的爱好，愈是如此，你愈觉得这些爱听敲锅砸碗的家伙们精神不正常。同样，用“知己话语”来评论巴尔特的人，不管怎样谦抑，如何精心措辞，都无法免于展示一种“我（们）的世界你永远不懂”的姿态。

　　如果巴尔特的著作里能稍许多些事实性的东西，多些历史，情况便会好些。可他完全不在乎历史，似乎也不在乎政治。作家、哲学家、政治活动家萨特，在法国有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崇高的影响力，可比萨特小十岁的巴尔特却坚持思想的“非政治”，他的语词自成体系，让他的论敌和其他国家的研究者感到费解。罗歇记录了1965年的一次论战的情况：雷蒙·皮卡尔在一篇题为“新批评还是新骗术”的檄文里，申斥巴尔特是一个“故弄玄虚的家伙”，并滥用批评，将它拔高到接近精密科学的高度，而且，巴尔特文章中密集的断语向来就是“无从验证的”。

　　巴尔特写本小说的愿望，终其一生都没有达成，他最接近文学作品的一本书，也是读者最多的一本书，是《恋人絮语》，这其实是一部哲学随笔，哲思和想象与他精心锤炼的断片式文风相得益彰。除此而外，可读性强的要数《偶遇琐记》、《中国行日记》等等，篇幅切得更为短小，情感照样波澜不兴，却有一种堪比科学的精确洗练，放射着金刚石一样的光芒。这是巴尔特自己的理念：文学是一场冒险，因为它是“语言之不可能”；文本是没有智力的语言，所以唯一剩下的选择就是科学——符号学。

　　巴尔特一生未娶，他最为人熟知的私人感情是和母亲的关系。母亲去世后不到三年，儿子也不能独活，被一部马车撞倒后撒手人寰。这期间，巴尔特写下了《哀痛日记》，用他最擅长的方法回忆母亲，哀悼母亲，他从每一个小细节、小物件写起，引申出对母亲的感情和记忆，明星照片、古典音乐、邻居的一句话，还有家里的各种旧物陈景等等，有时，读者仿佛能从中看到一个变形后的普鲁斯特。由此可见，巴尔特并不是冷血的人，“零度”的人，只是他对自己所用的工具——语言，有着苦行僧般的戒惧审慎，他始终在寻找最理想的文字风格，严谨缜密，对于所要表达的意思而言，一字不可增，一字不可减。

　　结构主义者就是这么一群极特殊的人，对语言文字有近乎苛刻的自我审查。巴尔特追求清晰，节省，精炼，但绝大部分人都做不到这些，还会感到无法与他，与其他结构主义者互相理解。结构主义者，用萨义德的一个说法，就像被放逐到荒岛上的鲁滨逊·克鲁索，他根据自己的需求，就地取材，拿到材料之后创造出各种可能，从中谋求活路；就是说，他们的语词是完全功能性的，使用那种语言是为了走出语言的牢笼，去了解我们的语言的处境并进而掌握它。而更加惊心动魄的是，他们自己意识到，自己的努力所指向的未来是阴暗的，是通往死亡的。

　　因而，如罗歇一再提到的，巴尔特必须用“启示录式的语言”写作。他要揭露一个专制的反馈系统，在其中，人作为言说的主体，其行为总是被转化成符号来表达他，反过来，他所用的符号又表达其他的符号，如此循环，无穷无尽。揭示这种机制来反对它的专制，犹如马克思揭示资本剥削劳动力的秘密来反对资本。读的人若不懂这些，若仍旧活在常规的语义习惯里面而不反观它，就只能看到一团昏暗含混的乱码，甚至一片幸运儿式的喃喃低语。

　　如果说语言是牢笼，巴尔特就企图抵达语言之前的世界。那个世界，在列维—施特劳斯献给文明世界的挽歌《忧郁的热带》里有过动人描述。他写到一个南比克瓦拉族，这是一个尚未发现书写的部落，被魔法、巫术等所统治。列维—施特劳斯得出了一个悲哀的结论：书写即奴役。他艰难地尝试用语词来描写部落文化里的魔幻氛围，描写一个文明开化的人无法真正进入的社会。这种魔幻氛围的作用是功能性的，与之相对比，文明社会的人却要服从文字的奴役性法则，而无法回到“零点状态”，一个类似伊甸园一样的状态。

　　巴尔特早年的作品《写作的零度》，书名后来成了一个常被引用的术语，对我这种普通读者来说，我只能说，自己很难抵达它玄妙的中心。结构主义者都是彻底的悲观派：零的状态是回不去的，但那是他们心目中的故乡，如今，他们只能如孤魂野鬼一般在语词的废墟里飘荡。罗兰·巴尔特，在罗歇笔下经常被喻为誓愿从冥府带回爱妻、却功亏一篑的俄耳甫斯：“他明白自己的劫数何在，可是仍然回头顾盼，以致失去了尤丽狄丝，也就是文学的尽善尽美的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