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美]比尔·科瓦奇

　　英国哲学家约翰 斯图尔特 密尔曾对真实与自由的关系提出过一个基本观点。密尔写道，在真理与谬误的自由市场中，真理会最终胜出。假如现在密尔错了，真理不再能获胜，因为真实与虚假间的竞争不再公平，那么他将不得不承认：自由不会最终胜出。但或许又像新技术乐观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竞争比以往更公平？

　　沃尔特 李普曼认为，民主的关键是有一个勇于报道的新闻媒体。“一旦所有新闻报道都来自二手信源，人们将失去对真理的感觉，只对观点作出反应”，他在1920年写道，“人们应对的环境并不是现实本身，而是由新闻报道、流言和猜测构成的拟态环境。思想的整个参照系变成了某些人的断言，而不是现实情况”。广播和电视新闻的先驱爱德华 默罗曾担心准确的报道因为花费时间而经常处于劣势：“真相还在穿裤子的时候，谎言都环游世界一周了。”不过，关于技术和人性的这一看法并没有让默罗相信追求真相是徒劳的。相反，这加深了他将人类道德观贯彻于追求真相过程的信念。

　　近来流行一个观点：大多数人无法区分信息是否可靠，或许并不要紧，精英群体能够区分就够了。精英群体向来容易获得信息。正如杰伊 罗森曾提到的，第一批职业记者是那些被富商雇来以私人信件形式告知其他城邦市场情况的人。因此大企业购买彭博社（Bloomberg）的新闻内容，同时决定彭博社的新闻运营也能让人接受。现在，充分利用新传播技术的精英群体能获得更多信息。而掌握同样传播工具的公众，因为选择其他媒体渠道而不看新闻，或者沉溺于明星八卦而不关注公共生活，放弃了这一机会。对此，我们束手无策。技术已经彻底加快了社会分层的速度。极力劝说也改变不了人性。

　　21世纪真正的信息鸿沟不是接入互联网的和没有接入互联网的人群之间的差距。它是有能力创造知识的人和只会肯定先入之见、固步自封、不再学习的人之间的差距。这是理性与迷信之间的新鸿沟。新闻素养成为公民素养的组成部分。

　　假如我们更多地以集体讨论而不是演讲的方式来了解公共生活的话，那么我们必须面对的难题是，这种新的讨论有得亦有失。更深刻、更多样化的新元素增加进来了，与此同时，偏见、错误和操纵也趁机而入。和任何公共讨论一样，有些发人深省，有些则不是。但这正是、并将要成为一种新的学习方法。有两种了解世界的方法：一种是基于事实的经验主义；一种以信仰为导向，会影响我们对事实内涵的意义解读。它们之间的矛盾辩证关系将变得更加紧张，尤其在最近这个阶段更加突出，因为此时新权威尚未诞生，仍然充满着不确定性。

　　对于公众而言，他们被抛入到自己决定“我可以相信什么？”的过程之中，意味着新的责任和风险。对于参与搜集和报道新闻的人来说，新的或下一代新闻业意味着承担苏格拉底式的教师的新角色。在报道新闻的同时，提供素材甚至进行个别指导，培养人们将素材转变成知识的技能。

　　此外，我们认为，现在看到的错位和混乱的后果并非不可避免。事物原本可以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我们只是处于当前混乱的开始阶段。学习的历史就是人类用智慧应对科学技术的历史，不同的文化应对方式造就了不同的学习史，在世界上的不同地方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有些甚至一度消失。这是一个推与拉的故事，旧模式想办法战胜新模式，有时新模式会进两步退一步，时而还会脱离正轨。

　　假如现在这一发展过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民自身的技能的话，那么一个关键措施就是必须将公民素养和新闻素养再次引入中学课程。公民素养是一门告诉我们如何成为社群中合格公民的课程，超越了公民学范畴，更强调参与性、苏格拉底式的求知方式和个性化。而新闻素养是公民素养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所提出的“新闻素养”不同于“媒介素养”，后者主要基于左派观点，它教授各种形式的媒介如何代表商业和既有利益操纵我们。我们所说的“新闻素养”是指如何“阅读”新闻报道的技能，即怀疑的认知方法。我们希望本书所概括的观点有助于说明这一方法。但我们不想自诩已经在本书中开创建立了这一课程，这不是我们的初衷。我们只是试图提出，存在着一些可被称为新闻素养的技能。我们希望已经帮读者梳理出了新闻素养的核心观念，列举了一些杰出专业人士如何操作的实例以及如何将其移植到一般应用上的范例。

　　一个世纪以前，新闻工作者沃尔特 李普曼和哲学家约翰 杜威曾就人们是否有能力享有自由进行了公开辩论。关于20世纪商业媒体的本质方面，李普曼的论证更具说服力。他认为公众不具备成为知情公民的条件。不过他认为新闻媒体比受众也强不了多少，因此他要求精英群体为二者提炼信息。在某种意义上，20世纪下半叶的新闻媒体试图自己扮演这一角色，提供更多解释和分析。关于李普曼对公众和新闻媒体的批判，杜威并无异议，但他认为李普曼把精英主义视为药方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杜威说，对于新闻媒体来说，唯一合理的角色是帮助教育公众，让他们更有能力参与民主社会。除此之外，新闻媒体没有其他的存在理由。教育也是如此。假如不再相信民主，那么民主就难以拯救。

　　一个世纪以后，技术条件已经达到了杜威的设想。教育的时机来临了。

（摘自《真相：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一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