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法制周末》

作者：林海

　　“人间四月天，麻城看杜鹃。”每年此时，漫山遍野红艳娇媚。然而，在汉学家罗威廉(William Rowe)眼中，这一切或许会让他想起过去7个世纪以来的满天血雨。《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是罗威廉第四部汉学著作——他很可能比大部分中国人都熟悉湖北麻城，和这个县域过去700年上演的暴力与血泪。

麻城缘何成为暴力之乡

　　1996年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郊区成立的金属乐队Zandelle在其成名曲《红雨》(Crimson Rain)中这样唱道：“形形色色的痛苦萦绕灵魂，我睁开眼只见满天红雨。疯狂登场向人们收税，我想逃却只发现自己身陷罪恶。我看见自己面孔却无法自持，一切温柔都被洗刷——红雨。”

　　和Zandelle乐队所生活的布鲁克林相似，麻城也是著名的暴力高发区域，有着悠久的暴力传统。作者罗威廉上世纪80年代在武汉做研究时，注意到麻城自古都是人口输出之地。人们总从那里逃向汉口，逃向四川，甚至走出中原逃向更远的南方。据他自己所说：“喜欢研究地方史的我非常想知道：为什么中国一些特定的地区有更多的超越其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变化的暴力？为什么这些地方用暴力解决问题成为最常见的方式？”

　　于是，通过对自元末农民大起义到1930年代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所进行的考察，麻城在罗威廉笔下渐渐清晰起来。他发现，在麻城用暴力解决问题可能是最为便利的方式。这是与“暴力社会生态”(Social Ecology of Violence)分不开的。麻城地方偏僻，商业落后，男性单身汉的比例较高。当地人长期习惯使用武器，并崇拜传统小说中的英雄好汉。温文尔雅的儒家文化在这里几乎没有立足之地。整整一个有宋一代，只有一名进士来自麻城。此外，匪患持续威胁是当地社会趋向长期尚武的军事化过程的最基本因素；武术成为地方的特定传统。至迟在16世纪东山及大别山高地的猎户日常已有欧洲款式的火枪装备。重武器(包括火炮)则在明末引进。不过，武术，特别是拳术，在当地社会结构中，较诸枪炮更为根深蒂固。武馆无所不在，全县以尚武知名。在动乱的年代，地方民众更是全心投入练武。

　　这种局面无疑和麻城自身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这个“兵家必争之地”位于大别山南麓，有若干穿越这座高山的要隘。历任政府对麻城的战略地位向来很关注，唯恐发生任何可能演变成大规模反清民变的骚乱。对于统一的中国来说，整个国家和平的话，麻城就会很和平。但如果发生战争的话，每支军队都想从那里经过，无疑会给麻城带来动荡；其次，麻城的政治文化对于暴力有着某种欢迎的态度。麻城历史上存在很多有暴力倾向的强权人物，民间却有纪念他们的传统。地方文化、集体记忆和当地历史的共同作用，促成了麻城的一种暴力传统。在当地民间传说和历史遗迹中，流传着许多有关暴力的故事，而地方史家和方志编撰者也为各自的政治目的，时而把其间的人物描绘为英雄人物，时而又把他们贬斥为盗贼土匪。尽管麻城曾经有过儒生频出的“教化”时期，却仍然摆脱不了对于暴力强人的迷信和依赖。

　　当然，在文化倾向的背后，也有着实际的族群需求。17世纪初持续的动乱，促使麻城当地精英为了自身安全高度武装化，营造许多山寨，这种以山寨为中心的聚居地，成为麻城基层最重要的地方组织。用罗威廉的话说：“山坡有高墙防卫，财富及食品供应无缺的堡寨，在动荡不安之际，其存在及迅速发展为县人提供变通可行的避难场所。这些加固设防的农村堡寨，有时甚或会改变官员及文人菁英在社会动荡不安时盘踞于市中心的常规作法；当城镇被围困时，这些要人弃城镇而就堡寨。”

　　该县各地都有此类山寨，如东山地区形成了一个山寨联盟，史称“四十八寨”，但实际包含了数百山寨。这一类山寨在明末获得了极大程度的自治。山寨的主人们时常科举取仕，但并未放弃山寨的继承人身份。同时，他们很好地利用官方资源，获得庇护的同时进行山寨与外界的贸易与互换。战乱开始后，这些山寨还成为了抵御军队与土匪的军事堡垒。因而，当地越来越多的民众放弃田屋，涌入山寨。山寨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总是愿意接受作为劳动力和即战力的民众。这样的聚居结构，自然会形成对于山寨领袖相当正面的评价。

民间文化对暴力的迷恋

　　罗威廉还发现，麻城的社会阶层结构，也是当地惯于诉诸暴力的重要原因。从清朝中期开始到上世纪30年代，麻城存在很多奴婢。这不是传统的地主和雇农的关系，而是由于土地高度兼并、失地失产、农民大量出现所致。与全国其他县相比，麻城佃仆数量最多，这一点到民国时期仍有体现。

　　明清之际，一些受过教育的仆从要么由于取得主人的信任而趁势作乱，要么与外来的土匪勾结引狼入室。麻城的“奴变”以及引发的镇压，也是明清以来全国最多的。据罗威廉考据，“奴变”是明清更替之际造成麻城血腥动荡的主要原因，动辄前后持续20余年

　　一方面国家与精英本身也从来没有放弃使用暴力。砍头成为最为广泛使用的手段，以表达制止社会动荡的决心。有着“曾剃头”之称的曾国藩曾在一天之内，在麻城砍了两千多个太平军的人头。民间暴力和国家暴力作为一枚硬币的两面，二者自古交互难分。一旦国家所憎恶的对象成为“妖孽”，成为可能危及精英阶层生命安全的敌对势力，则再温良恭谨让的儒家官员也会变成铁血辣手。用罗威廉的话说，假如将不同的朝代更迭放在历史框架看，就会发现“看似敌对的双方所依赖的完全是同一套文化逻辑”。

　　“通过研究，我感到麻城的暴力倾向是为晚期中华帝国和民国的官员和文人所欣赏的。”罗威廉在接受采访时说道，“这种欣赏与大众文化和大众宗教相联系，并与集体记忆、地方史的记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在麻城历史上，有两个特殊的暴力文化模式，一是崇尚英雄、武侠、好汉；二是对鬼神的敬畏。例如，曾经大规模血洗城池的张献忠，在麻城却得到了大众记忆的认可。在县志中描述了一个传说：张献忠年轻时在四川贩马为生。因为卷入贩马盗窃案被抓获送审。审判他的陈姓法官是麻城本地人。他从张的言行举止判断，他将来能做大事，于是就将张献忠释放了。张献忠发誓将来一定报答他，就问这位官员住在哪里。这时，官员一下子变得小心翼翼起来，神秘地回答：“在湖广地带，屋檐上挂着成捆的灯芯草，树上挂着干草，没有河流经过却有两座桥，这就是我所住的地方。”几年后，张献忠的军队占领了麻城。当看到那位官员当年说的悬挂着的成捆的灯芯草和干草时，张献忠内心忽然充满一种歉疚感。于是下令建了一座墙和一个祭坛，并在此祭奠已经死去的陈官员。这座墙直到1939年还被地方充满感情地养护着。直到经过的日本军队意识到它对当地居民的潜在激励精神后，才将它彻底毁坏。

　　就这样，地方文化、集体记忆、历史根源共同塑造了麻城7个世纪的暴力史。不仅仅是张献忠这样有“忠肝义胆”的历史人物，甚至一些普通的反叛者和“奴变”首领也都被纪念，民歌、地方戏都为这一历史的形成扮演了重要角色。

　　正如罗威廉所说，他采用“长时段的眼光”，“揭示一个小地区的文化持续性与历史演变、身份认同、城乡关系、地方社区认同、地方暴力文化”等，意在深化前人对地方社会历史的认识，在叙事中凸显各阶层对暴力的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