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长江商报》

作者：记者 卢欢

　　湖北麻城，版图上的一个小地方，至今人口也不过百万余人，其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也都没什么全国影响，却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汉学家罗威廉继研究中国内陆大城市武汉后所关注的另一个目标。他的著作《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最近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中译本，被誉为“用小地域的变化来折射大时代的风起云涌”，在传媒和知识界颇受好评。

发现：麻城历史上，暴力事件频发

　　作为当代美国最有影响的中国史学家之一，罗威廉的学术研究主要方向为东亚史、城市社会史，代表作有《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等。

　　如今历史学家们越来越聚焦于中国城市史，尤其是20世纪初期大都市的文化史，而罗威廉却将自己的研究转向显然属于中国乡村地区，甚至边缘地区的地方史，并称“这是一种自我下放”。

　　本书叙述的时间跨度长达七个世纪。罗威廉此次研究的地域集中在大别山南麓、鄂豫皖交界处的一个小县城——湖北麻城。他关注普通人的生活，撰写的并非“没有事件的历史”，而是对当地频频发生的暴力事件进行了详尽的描绘——从14世纪的元末红巾军、明末的白莲教、清军入关、清初的三藩之乱、19世纪中叶的太平军和捻军起义，直到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1930年代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他在序言中说：“本书希望对中国乡村社会中的暴力现象进行更广泛地探讨。我将表明：集体记忆、历史意识及其他日常文化实践，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随后，他表达了自己的一个观点：在帝制晚期和现代中国更广阔的大众文化中（精英们总是习惯于与之竞争，即使当他们本人也参与其间时），被认可的暴力甚至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如大批学者最近所指出的，草根中国在许多方面实际上是一种暴力的文化。

解读：暴力文化远非雄健尚武所能概括

　　在1980年代，罗威廉来武汉做研究，注意到麻城有悠久的暴力传统。他为此翻阅了从1530年到1997年的七部麻城地方县志，希望借此对中国农村社会历史上的暴力现象提供一个宏观的理解。

　　700年间麻城暴力不断，改朝换代的乱世不用说，在其他大部分地区处于和平的时候冲突依然严重。就其悲惨程度而言，处在顶点的无疑是明末清初和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的两次大规模清剿。其中关于明末清初的书写为《红雨》全书最详细的篇章。

　　罗威廉还在该书的开头记录道：“1928年5月，中国共产党与从前的革命盟友中国国民党的统一战线破裂之后，在位于大别山区的麻城县，当地百姓报道了一起异乎寻常的自然现象：突然之间一阵红雨倾盆而至。该县居民或许有些震惊，但他们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此时他们的家乡正处于一场血洗的风口浪尖，大规模的暴力狂欢夺走了当地许多士兵和平民的生命。”《红雨》的书名由此而来。

　　深究起来，麻城的暴力文化远非雄健尚武所能概括。“当地文献中出现的话语，不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都充斥着刺激性的语言。”

　　究竟是什么造就了麻城如此令人困扰的野蛮暴力记录呢？为什么在这些地方，采用暴力方式解决问题似乎习以为常？罗威廉认为，麻城的暴力史并非中国社会暴力史的典型案例。之所以暴力在此地历史上不绝如缕，原因有三：第一是险要的地理位置，第二是暴力性地方政治文化全面而持久，第三是大地主阶级、中小农户及无地、失地佃农的阶级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