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文化报》

作者：汪朝光

　　电影诞生于19世纪末，广受欢迎于20世纪。由于电影的现实性、幻觉性、逼真性及其时空扩展的无限性，电影银幕展现的大千世界可谓无所不包，对观众的影响因而更为直观与形象。正是由于电影强大的社会影响力，社会各界对电影的关注远远超过其他艺术形式，并往往越出纯艺术范畴之外，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风俗背景密切相关，电影检查制度就是这种大背景之下的产物。民国时期，第一批国产长故事片《阎瑞生》等的上映，引发了社会要求加强电影检查的呼声。

《阎瑞生》还原真实故事

　　1920年，洋行买办阎瑞生，嗜赌成性、挥金如土，为谋财而将妓女勒死一事轰动上海滩。案发后，因该案有新闻价值，情节离奇曲折，其中之洋场妓女、恐怖谋杀、千里追捕直至最后凶手归案并遭枪决等情节，正是市民百姓之谈资。有眼光的生意人，纷纷用各种艺术形式，如新剧、说书等将该案搬上舞台，票房甚佳。这也刺激了电影从业者，1921年中国影戏研究社将此案拍成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以真人真事为号召，“各种背景，皆实地真景”。上映后，“观者挤拥”，从7月1日起连映7天，“打破常人之意料”“一日所售，竟达1300余元”“连映一星期，共赢洋4000余元”。《阎瑞生》一片之影响遍及当时各大城市，甚至远及香港。该片票房收入之好，使“中国影戏足以获利之影像，始深映入华人之脑”，从而直接刺激了国产电影业的迅速发展。

　　但是，《阎瑞生》一片虽获得了高票房，却因其写实性而被舆论批评，“在彼固以为揭发社会黑幕，使人警惕于中，实则迎合社会弱点，未见其警惕，反得其凶淫，何善之有？”“这类半写妓家猥亵的琐闻，半写强盗杀人的写真，唯有诲淫诲盗四个大字足以当之。”电影史家过往对《阎瑞生》的评价一向不高，然新近研究不仅肯定该片作为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在艺术上的成就，而且认为影片“表达了善恶有报的传统性主题，对生活做出符合传统道德观念的判断和评价。因此，不能说影片在思想内容上完全是消极的。”

对“不良”影片反感升级

　　1922年，民国年间最为知名的影片公司之一明星公司成立，其最初的制作《张欣生》一片使社会对所谓“不良”影片的反感加剧。与《阎瑞生》相仿，影片《张欣生》也是根据张欣生谋财杀父的真实故事拍摄。全片“俱就实地摄取，即演员之面相，亦必使与本人相似，而表演之真实，剪接之合度，尤为是剧特色”。结果上映后，“连日售座异常拥挤”，票房更超过《阎瑞生》，开映一周即达到了6683元，各影院不得不加映演出场次。

　　该片尤甚于《阎瑞生》的是出现了种种残酷镜头。据看过该片的著名电影导演程步高回忆，“影片重点放在开棺验尸，开膛破肚，逐件剖验……这是残忍肮脏的素材，用残忍肮脏手法去处理，而处理得亦相当残忍肮脏……最主要的，对观众精神上、心理上、生理上，都起不道德、不卫生、不健康、不安静的坏影响”。

　　因此该片上映后，不仅遭到舆论的批评，而且有人直接上书教育部：“近日电影片中于诲淫诲盗外，罪尤加等者有二，一为《阎瑞生》影片，一为《张欣生》影片。写者必欲取穷凶极恶，描写尽致，宣扬其姓名，流传于世界，此尤不可忍矣。夫电影原为娱情悦目之具，试问此类事实情有何娱，目有何悦，得之传闻尚当掩耳，而今竟争先快睹，则不啻制此片者之别具肺腑，即观者亦全无心肝矣。以上二影片可否函致警厅迅饬禁止，于人心风俗所关匪巨。”

　　此外，外国影片中对男女关系的描写也是国人注意的重点之一，曾有论者谓，电影“若流入男女爱情，则其伤败风化，较淫词小说为尤甚”，但当时对于此点的反感与担心尚不及侦探、犯罪片。

电影检查的呼声始发于教育界

　　国内开始出现对电影社会效果的担心，从而引申出对电影施行检查的要求，其中又以教育界的态度最为积极。1922年7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在济南开会，“曾议决取缔电影一案，所定积极消极两项审查标准，颇有可资参考之处”。1923年，江苏省教育会上呈江苏省省长公署，认为：“近年国内渐已自制影片，倘取材不慎，弊害尤多，即如阎瑞生、张欣生一案……对于制造影片一事，苟非加以取缔，亦将为导恶源泉。为敢呈请鉴核，并案办理，以维风化，社会幸甚，教育幸甚。”接着，上海总商会和五马路商界联合会亦致电江苏省省长公署称：“沪上为各省商市中枢……商界子弟，血气未定，鉴别力本极薄弱，若再以此等影片日渐灌输，恐数年间所受义务教育之功用，尽为其摧毁于无形。”

　　综上所述，道德教化的关怀与民族主义情感是创立民国电影检查制度的两个基本因素，前者与各国电影检查制度的起源有着相当的同一性，而后者则源于中国近代的特殊环境。与宗教势力在美国电影检查中所起重要作用不同的是，中国要求进行电影检查的呼声首先来自于教育界。

　　在民国电影检查制度的初创过程中，受命负责电影“审核事项”的通俗教育研究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俗教育研究会成立于1915年7月，以“研究通俗教育事项，改良社会，普及教育”为宗旨，受教育总长监督，经费由教育部支给，并由教育部、学务局、京师警察厅指派人员参加，另聘对社会研究事项有专长者为会员，会长由教育总长指定，多少有些半官方机构身份。根据该会章程，该会戏曲股负责“活动影片、幻灯影片、留声机片之审核事项”。由于该会成立时，电影的放映市场及社会影响尚不及20年代之广大，因此所谓“审核”自无从提起。而当电影放映逐渐普及，电影检查呼声渐起之后，由通俗教育研究会担当电影审查事项实为名正言顺。

　　此外，由于该会在一些省份有分支组织，更便于其在广大地区内行使检查职能。1923年10月，通俗教育研究会因“电影一项，近来风行各埠，影响社会较戏剧为尤深，其中所映影片有裨世道人心者固多，而诲淫诲盗亦所难免”，因此“曾函警厅饬各影场，仿戏园之例，将所演戏目先期呈送”该会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