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长江商报》

作者：记者 卢欢，实习生 陈晓莎

　　他对文学和文化生态一直有着第一手的、敏锐的观察，是活跃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现场的最著名的评论家之一；他在担任老牌文学杂志编辑、主编的时候，不遗余力发掘文学新锐，被誉为“新生代文学教父”；他参与了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各大评奖过程，也见证着每个岁末年初国内各大读书、出版机构以及媒体评选出年度好书、好作品的时刻。

　　他就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人民文学》杂志前主编李敬泽。自本周一开始，他应华中科技大学2014春讲活动邀请，与著名作家刘震云一同来汉讲学。在这两周时间里，他将面对大学师生和市民讲课、演讲，并参加文学沙龙活动与本地文学爱好者面对面交流。恰逢他本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了新书《致理想读者》。如果听不过瘾，读者还可以在书中收获更多。

　　1925年，伍尔夫出版了文学评论集《普通读者》，以“读者”之名绕着弯儿谈自己读到的某些人物传记和作品。她显然没有料到的是，时代的骤变会令“普通读者”变味，她预想中终日捧读书本不知光影消长的完美阅读如今沦落为指尖频繁划过触摸屏的浮光掠影。数十年后，李敬泽充满意味地说：“不管有没有读者，我们至少可以想象理想中的读者。”他将自己近年来的重要批评文章和访谈收录到了这本《致理想读者》里。

　　“我自己并不是那个理想的读者，那个深刻地理解文学之价值并且能够恰切地领会文学之精义的人。我想探讨的是，我如何成为这个人？这个人，他在这个时代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李敬泽如是表达自己的写作初衷。书中既有对新时期文学的总体性论述，也有对大量新锐作家和新的文学现象的细致剖析，几乎囊括了21世纪以来所有重要的文学论题，可谓是一部对当下文学世界的精彩注释。

　　就着新书所关注的时下文学的各种热点、话题，本报记者日前来到李敬泽下榻的酒店，对他进行了专访。曾经出书“为文学申辩”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学面临着来自各个方向的质疑。这恰恰说明文学依然重要。它涉及我们如何认识和想象我们自己、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焦虑和困惑投射于文学，对文学的种种不满，呈露着我们的分歧和分裂，以至于在想象的、审美的领域很难达到起码的交流。”

访谈：我们让“非虚构”这一门类变成了一种需要

锐读：在您担任《人民文学》主编时，“非虚构”栏目火起来了，刊登的作品结集出版后更是畅销一时，比如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等。能否谈谈当时编辑部达到设置这个栏目的初衷了么？

李敬泽：当初《人民文学》开辟了“非虚构”这样一个栏目，发了一些作品，确实引起了广泛的影响。但最有趣的事情是，实际效应是让“非虚构”这个词或者说我们对于作品的这个分类方法得到了极大的传播，甚至还有专门的奖项为非虚构文学设立。这可能是比发一部两部作品更重要的事。中国自1990年代开始就有编辑、作者希望把这个划分约定下来，不成功，而我们成功了。我们的运气包括了时运在里头，文学的发展、图书出版市场的发展、阅读习惯的变化等，让“非虚构”在现在变成了一种需要。

锐读：“非虚构”写作强调的是什么？

李敬泽：我想，要强调的是作家对自己有一个要求，对别人有一个承诺，然后按照“非虚构”的规范来写，使用一切手段来接近我们需要的“真实”。中国的“非虚构”写作没太玩好，水平比西方低得多，从对世界的认识到表达到技巧都不如西方。我们高度细分的文类传统造成了自我限制。在创作上，我们也低估了“非虚构”的难度，过于满足没有难度的表达，甚至缺乏真正的好奇心、耐心，面对真实，采取轻率、省事的态度，远还没发展起“非虚构”的工作伦理和方法论。

锐读：你们曾提出一个叫“人民大地·行动者”的写作计划。写过非虚构文学作品的台湾前记者张平宜觉得，“我们所谓的知识分子，其实行动力很差，我们好像看到了很多问题，但却是隔着玻璃在看。”这是否指出了现在做非虚构的一个困难所在？

李敬泽：“非虚构”也是强调行动的。现在很多人天天通过刷微博看世界，不行动，天天聊底层，可连他家保姆的生活都不了解。行动的愿望和能力严重匮乏，知识分子面对社会是懒惰的，而且沉迷于懒惰中不可自拔，对世界还觉得很有把握。这是大问题。

重要的不是新人的出现,而是新人带来的新的语言、看法

锐读：借文学期刊的平台，您也推介了大量文学新锐，被誉为“新生代文学教父”。您怎么看待这个称谓？现如今，一个作者能在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靠的是什么？各种文学推手能起多大的作用？

李敬泽：最主要的不是靠教父，我也不觉得自己是教父，我只是在做应该做的事。对于文学而言，重要的不是新人不断出现，而是新人所带来的新的语言、看法。我不在乎作家的出生年代，也许他年纪很小但心灵已经老了，也许他年纪一大把但还像个孩子。重要的是他对世界、生活、自我保持好奇、活跃的、主动性姿态。文学生态由作家、杂志、出版社、媒体到读者、批评家构成，各个环节都要保持这个热情。新人能否脱颖而出取决于他自身，也取决于有没有这个生态。

锐读：文学界无论是杂志编辑还是作家、评论家，关于什么是好的文学，都会有稳固的看法。但这些共识如何形成，深究起来是不是挺有意义？

李敬泽：文明或者说文化的发展，一方面在寻求“什么是好的”的共识，但也要时刻警惕其中包括的懒惰、话语霸权等。共识应该向人类新的意识、新鲜的经验敞开，是个过程而不是定理和公式。没有这个敞开的姿态，文学是将死的。

锐读：您在讲座和文章中提到小说家对于“沉默”的勘探和发现，比如挖掘社会事件中那些被忽略的、没有被抵达的或看似没意义的声音。您认为重要的不是评说，而是倾听？

李敬泽：当然，这个世界能说出来的事情都是没把握的事情。中国文学传统里有个不好的东西就是作家太爱自己，把自己太当回事，缺乏一种谦卑的态度。当然，主体的觉醒很重要，特自我中心的作家要么很伟大，要么就只是一个愤青。而面对世界保持谦卑、倾听的态度也很重要。一个渐进发展的文学也需要这种态度。这样的作家会觉得自己并不比世界上其他人高明多少。这就对他提出更高的要求。

锐读：最近南京大学教师翟业军批方方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引发一片争议。您如何看待此事？

李敬泽：我想，最好不要把评论家的批评当成仅仅是针对某一个作家、一个作品的批评，更多时候，他的批评活动构成了一个公共的话语场，大家在这里交流，甚至是发生争议。这种争议本身也是有意义的。至于谁是底层？谁可以替底层说话？当批评家说“你不能代表底层”时，他本身就代表了底层，这样看来代表底层的资格也成问题。任何小说都有自身的限定性。我们看作品，要体会作者想通过它干什么。《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讲述了一个普通草根青年的追梦故事，作者希望凝练地表达他们这一代人共同的经验，她达到了这个目的。很多读者通过这部作品，看到了小说与自己的生活互相印证的关系，这样的作品对他们而言就是好作品。

湖北文坛新人不够多，年轻作家需要被发现、被呵护

锐读：说说我们湖北的作家吧，从新时期文学开始，哪些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敬泽：新时期开始，有刘富道、映泉、姜天民、熊召政等，从1980年代末开始，又有方方、池莉、陈应松、刘醒龙、邓一光这些作家，他们至今都是中国文学第一线的主力作家。湖北作家的鲜明特点之一就是对人在时代剧变中的复杂经验保持的高度关注。但是问题也有，就是新人不够多，有那么多的庞然大物在，至今还是50后、60后作家的天下。怎么办？作家的出现是最没办法的事，与其焦虑倒不如更热情、用心地去发现、去呵护那些正在写作的年轻作家。李修文、塞壬都是很出色的青年作家，还有张执浩、哨兵等一大批诗人，实际情况也不那么悲观。

锐读：我记得您曾在多种场合高度评价过目前在东莞生活的湖北黄石籍青年作家塞壬。您觉得她的散文有何特色？适合“打工文学”这种简单的分类？

李敬泽：简单地打标签当然不合适，但其实打一个也无妨。塞壬有她非常独特的经验和体验，她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切入了这个时代很隐秘的层面。对于漂泊、离散、感受个人生活的动荡，这些在时代经验中隐秘而处于底部的东西，她的剖析和表达都很有力。同时，她对自身的脆弱、卑微的那种毫不回避的姿态也让人印象深刻。

锐读：最后聊聊最近在欧美大受欢迎的作家麦家吧。他的《解密》英译本三月上市以来据说打破中国作家海外销售的最好成绩，国外出版社给他的版税达到了15％。这对国内作家、读者有什么启示？

李敬泽：与以前不同，这一代作家是非常明确地意识到自己除了中国读者之外还有世界读者的作家。当他们把目光投向了世界，就会不由自主地影响其写作。为谁而写，这个问题在现在变得突出。我认为，为自己写，为全世界写，都没错，但首先还是要为自己的同胞、为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而写。当年，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写作时，根本不会想到中国人，但毫不妨碍作品被我们充分地理解。总之，在国际化背景下，作家对自己民族的语言、生活经验、读者的忠诚显得更为重要。麦家对人性的丰富挖掘得很深刻，是一位被低估的作家。他受欧美读者欢迎，这很正常。中国人老怀疑自己的作品不受外国人欢迎本身就有问题。其实，我们应该利用这样的机会，在各民族的文学对话之中认识对方，进而再认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