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晨报》

作者：陈辉

　　4月23日，第9届文津图书奖获奖名单揭晓，美国学者西蒙·梅的《爱的历史》位列10本获奖书籍之一。

　　这是一本以爱为切入点，缕述西方观念史的著作，对中国读者而言，有些太“专”了，更何况，“爱”在我们民族文化中，往往以实践而非观念的方式呈现出来，我们从小被告知要爱这个或爱那个，可究竟如何去爱，什么才是爱，却没有相应的教育。

　　几乎在每个早晨，都能看到中国家长在大声呵斥、命令着自己的孩子，几乎在每间教室，都能听见老师对学生的责骂、讽刺与挖苦，几乎在每个屋檐下，都能遇到夫妻为生活琐事而争吵、迁怒，几乎在每条街道上，都能发现人们坐在驾驶室内互相诅咒……这，就是我们正努力呈现给下一代的“爱的教育”，他们将从中体会什么是爱。

　　坏的环境往往是人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在坏的规制之外，人们会放弃形而上的思考，纵情于美食、性欲、游戏、赌博等带来的快感中。

　　当人不再思考什么是自己，如何捍卫自己的自由时，他就会成为行尸走肉。其结果是，他们会认为爱太女性化、太琐碎、太无聊，他们更相信尊严。在尊严的幻觉中，一代代被剥夺、被偷窃。

　　也许，更该追问的是：人为什么会变得如此麻木？为什么会丧失爱的能力？一切真的是没办法、只能如此吗？如果我们相信爱的价值，为什么我们又要一次次粗鲁地伤害它呢？

　　我们每一人都终将死去，都终将沉入漫长而无边的黑暗中，然而，我们完全可以更认真地活着，站在生命的终点，我们就能明白，我们真正能为这个世界留下的只有爱，爱是人生的义务与功课。

　　爱，是一件严肃的事，因为它要超越人性中的愚昧、虚荣、恶习与自私，生命因爱而自由，因自由而爱。回望历史，“德先生”“赛先生”之所以在这片土地上始终立根不稳，其实与我们对“爱与自由”这个西方文明的内核缺乏深层理解息息相关。

　　从一本书中，体会西方哲人们对爱曾有的沉思，《爱的历史》是一门启蒙课，不会人人喜欢，但肯沿着这个门径向前跋涉的人，将打开思想的境界，拓展精神的自由。为此，《北京晨报》记者特专访该书中文版译者、香港联合出版集团编辑孙海玉。

孙海玉：没有自由就没有完整的爱

　　这个时代需要这么一本书

　　北京晨报：这本书能获得“文津奖”，有点意外，是否存在盘外因素？

　　孙海玉：据我所知，文津奖评审严格，有比较浓厚的人文背景，这次获奖的还有何怀宏老师的《独立知识分子》一书，也非大众话题。

　　文津奖是图书馆系统办的一个奖项，有独立的评判标准，主办者希望树立一些标杆，以引导公众的阅读品位，不像一些媒体办的图书奖、榜单，既要考虑社会效益，又要兼顾经济效益。

　　《爱的历史》能获奖，也许在评委们看来，这个时代需要这么一本书，以向公众传递某种信息。

　　大众能看懂的“轻哲学书”

　　北京晨报：可能很多中国读者会觉得它太“专业”，不知道您怎么看？

　　孙海玉：我把它定位为“轻哲学书”，是一本以爱为主题的西方思想观念史，对大众来说，本书讨论的话题比较有趣，后面的部分，比如尼采、普鲁斯特，对大家来说也不陌生。

　　北京晨报：为什么全书会以普鲁斯特为结束呢？一般会觉得以萨特为结束更恰当。

　　孙海玉：这个我也说不好，也许将来可以问问作者，也许西蒙·梅觉得自普鲁斯特以后，爱也没什么新话题了，我们在电邮中曾经沟通过，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由于现代人的爱非常多元，要梳理的话，需要一本新书，已不是本书所能承担的了。可以说，普鲁斯特对爱的思考达到了一个新的节点，是对过去时代的终结，他谈到了无聊的爱、冗长的爱、叛逆的爱等等，细致到几乎已经很难有新东西的地步了。

　　中国人不太重视观念爱

　　北京晨报：书中材料完全来自西方文化，这也许会让中国读者感到乏味。

　　孙海玉：是有这个问题，这本书是纯粹在梳理西方的观念史，它和奥维德的《爱经》、弗洛姆的《爱的教育》还不一样，后者带有明显的技术性，在古代中国，也有类似的作品，所以中国读者觉得不陌生，一提起西方关于爱的著作，首先会想到它们，著名诗人戴望舒还翻译过《爱经》。

　　而观念史就不一样了，在中国文化找不到相对应的书，我们很少从观念的角度来认识爱，更注重实践操练，所以我们特别喜欢爱的故事，比如牛郎织女、梁祝、白蛇传、小二黑结婚等等，我们历代不乏这样的作品，但在观念爱方面，我们不像西方读者那么有兴趣，也许我们确实需要一本像《爱的历史》这样的书。

　　中国人也应该写本《爱的历史》

　　北京晨报：可能绝大多数中国读者会认为，观念爱太架空，没什么意思。

　　孙海玉：但观念爱其实非常重要。我记得看过一部法国电影，叫《爱》，曾获得戛纳奖。讲的是一对老夫妻，妻子因老年痴呆，渐渐丧失了生命的尊严，最终先生用枕头将她闷死了。

　　在中国人看来，爱是一生陪伴，但在西方人看来，爱是对自由的尊重，爱别人就要给他以自由，这体现出东西方文明对爱截然不同的观念。

　　其实，中国人在内心深处，对爱与自由的关系也有体悟，历代爱情故事多是以反抗、冲破为主题，都带有反主流的意味，追求自由与争取爱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我们并不缺乏爱的行动，也不缺乏爱的思考与表达，只是我们缺乏观念层面上的思考。

　　翻译完这本书，我最深的感慨是，如果中国学者也能写一本我们自己的《爱的历史》，那该多好。

　　超越价格时代的遮蔽

　　北京晨报：对于观念史的书籍，由于国人接触少，阅读会有一点难度，您对此有什么建议？

　　孙海玉：这本书不是纯粹的爱的教育，不是一个可以“拿来用”的行动手册，而是给你留下很多线索，像一个引路人那样，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可以从这里深入下去，找更多的书来读。

　　比如作者提到了中世纪的游吟诗人群体，他们追逐贵族女性，不惜忍受她们的折磨，为此写下很多隽永的诗篇，过去我们阅读这些作品时，很少考虑过它们的写作背景，这个话题就特别值得深入挖掘。

　　观念史的著作类似索引，有见识的人会沿着自己感兴趣的关键词去深入阅读。可以说，这本书不是给寻找爱的技术的普通读者而写的，而是一种观念教育。作者提出了很多值得思考的话题，比如上帝之爱有没有条件？事实是有条件的，那么，人与人之爱有没有条件？什么是爱？这些话题作者也没有答案，需要读者通过思考做出自己的选择。

　　我们生活在一切都可以数量化、价格化的时代，这本书引导我们如何进行观念思考。

　　社会进步需要新观念的刺激

　　北京晨报：可能很多中国读者会问，既然不能数量化，不能实用，那么观念思考的意义何在？

　　孙海玉：观念史总会跳出日常环境，因为日常环境不具备思考的所有条件，只有超越当下状态，才能读懂观念史，它能给我们以启迪。

　　比如书中谈到弗洛伊德的“恋父恋母情结”理论，弗洛伊德认为，父母对孩子过于溺爱，将扭曲他们的现实感，父母为了孩子过分牺牲自己，不仅不能成全对方，反而会使孩子产生不切实际的需要，结果双方都陷于找不到自我的迷茫中。

　　像这样的思考，就很值得我们反省。

　　不少中国父母与子女沉浸在利益关系中，所谓“养儿防老”，阅读本书，可以让我们明白，养育子女是一个生命自我完满的过程，不必过多期待孩子的报恩，在西方，这已是常识，但在中国会被认为是叛逆思想。

　　总之，一个社会进步需要新观念的刺激。

　　警惕滥爱教育

　　北京晨报：其实反省一下，当我们长大后，却发现自己并不爱父母，因为他们并没教我们怎样去爱，他们自己也常常陷于烦躁、忙乱中，所以我们只能体会到责任，感受不到他们的爱。

　　孙海玉：因为我们的父母也缺乏爱的教育，不懂得如何去表达，而与之俱来的，却是滥爱。

　　其实我比较反对“爱的教育”这样的措辞，爱能使一个人获得作为人的全部价值，但现实是，我们常常用无实质的内容进行所谓“爱的教育”，这本书体现了西方社会几千年来对爱的思考，但他们也没想明白，只是在无限接近爱的本质。

　　在今天，我们常常把社会公约说成是爱，比如爱同学爱集体，但在西方文化中，爱是一个很重要的承诺，当男人说“我喜欢你”时，双方并无严格的约定，但说“我爱你”时，就相当于誓言，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而在中国，看看淘宝网等商业网站上，满屏都是“亲”“爱你”之类留言，如此随便，说明我们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处于完全混淆状态。

　　爱是要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而我们的教育却在推行滥爱。

　　运动式“爱的教育”行不通

　　北京晨报：我的孩子正在上小学三年级，现在他最大的痛苦是每周要写“感恩周记”，我并不需要孩子对我感恩，但他的老师却要求他对我感恩，这种虚伪的“爱的教育”，在国外也如此吗？

　　孙海玉：我在美国、日本生活了几年，现在在香港工作，我在这些地方从没看到过这种运动式的“爱的教育”，美国人喜欢对家人说“我爱你”，这是他们每天的功课，已经成为主流社会的行为模式，对此也有批评和讽刺之声，认为是中产阶级的假温情。

　　相比之下，日本人比较含蓄，他们通过承担责任的方式来体现，男人在外工作，女人在家忙家务，他们彼此很少抱怨，只是默默承担，很多中国人觉得日本主妇很压抑，其实她们很有幸福感，每个人的社会身份明确了，责任义务才会明确，所以才能男人像男人、女人像女人。今天我们的问题恰好在男人像女人、女人像男人。

　　什么才是发自内心的爱

　　北京晨报：他们不搞“爱的教育”，社会是否会变得冷漠？

　　孙海玉：我有一次去泰国曼谷，在火车站上，广播里突然放起了国歌，所有人立刻站起来静立，戴帽子的脱帽致敬，泰国也是发展中国家，也有很多穷人，可那一瞬间，连乞丐都在安静地立正，喧闹的车站鸦雀无声，从没有人告诉他们必须这么做，爱是不需要教育的，美国人听到国歌也会自觉地将手放在胸口，年龄越大的人越如此。在他们的社会中，有一种规范，它不是写在纸面上，大家看看就扔掉了，而是人们在自觉遵从。

　　北京晨报：这种规范需要社会强壮，可我们的社会太软弱了。

　　孙海玉：如果权力挤占了一切空间，总想用强制的方式来逼迫人们如何去做，那么就不可能有强壮的社会，也不可能有发自内心的爱。

　　对人性应该充满信心

　　北京晨报：马克思曾经说过，高压之下无忠诚，忠诚的反对派太少，不忠诚的赞同派太多，这可能就是不正常的，不知道您怎么看？

　　孙海玉：从本质上看，爱离不开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爱，只有在自由选择的基础上，道德才能成立。

　　很多人觉得，自由多了，不就乱了吗？不就成暴民了吗？

　　我是很反感这种说法的，暴民从来是专制的产物，不是自由的产物，我对人性有信心，人天赋有善良的一面，有愿意接受教育的一面，我们总会最大化地选择良知，自由与人性是一个博弈的过程，不能用虚拟的暴民阻挡一个社会的转型。

　　没有自由，就不可能有高级的精神生活，也不可能有对爱的完整理解，孩子对父母感恩是人的天性，只有在不自由的环境下，才会像您孩子那样，变成负担和功课，成为一种痛苦，而这是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