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深圳商报》

作者：金敏华

　　2013年11月，杨猛在他的腾讯微博上发了一张图，贴文是：“在南非转机遇见这个5岁中国女孩。父母从福建到阿根廷打工，7年了头一次回国。女孩是在阿根廷出生的。路上遇到很多这样的中国人。中国的发展源于这些小人物改变自身命运的努力。”

　　这是他自一年半前离开供职的杂志社，正式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之后的又一次远行。

　　此行，杨猛在加纳和南非待了大约三周，跟进他六月在广西上林采访过的那些铩羽而归的加纳淘金客的故事。这个国家级贫困县一度因为当地成千上万名淘金者被加纳政府驱逐成为热点。

　　随着“淘金热”褪去，不到半年，上林人似乎被人遗忘，杨猛却随着“回潮”的淘金客来到加纳，来到那些难得进入主流媒体视野的淘金客的工棚、社区……之前他讲述上林淘金客加纳遭遇的《金奴》刊登在《人物》杂志，收入他的新书《陌生的中国人》第一部分“经济动物”。

单干时间不长

　　脱离杂志社、赢得自由身之后的杨猛，好像没有感到太大的生活压力。坐在离他租住的酒仙桥不远的一家商场咖啡店里，杨猛解释，当然可能跟他“单干的时间不长”也有关，“无非是两年”。42岁的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内敛温吞，却有一双大而有神的眼睛，灵光乍泄，显出个性敏感细腻的一面。

　　成为自由撰稿人之后，他接的第一个活是去西班牙。当时《全球商业经典》杂志计划投入100万元启动一个“合作作者项目”，邀请在各自领域有建树的专家学者及资深记者共同完成一些重大深度选题，第一批邀请了包括杨猛在内的9位“践行学者”。“听说他们都没有完成，可能只有我有时间吧。”

　　马德里、巴塞罗那……他在2012年盛夏的西班牙待了近一个月，长篇调查报道《八仙过海》刊于《全球商业经典》，八万浙江青田移民在西班牙建立的隐秘商业王国在他笔下被生动地揭示出来。那些上世纪80年代的偷渡客、南欧地下工厂的隐身人，如何以族群关系建立起自己的网络，再借助“中国制造”成长为独立的经济力量，欧债危机来了他们又向中国回流……这篇同样被收入新书《陌生的中国人》的作品显示出杨猛扎实的采写功力和视野。他笔下的华商与我们惯常在媒体上见到的“土豪金”相比，真实、沧桑、充满韧性。

看到暗淡面孔

　　2012年，是杨猛火力全开的一年。春天，他去缅甸探访密松水电站。呼啸而至的中国大型国有企业，陷入了缅甸各种力量角逐所形成的漩涡。他问中缅边境的一个将军，有没有中国其他媒体来过，没有；又问西方媒体有没有来过？回答是，没有任何一个媒体来过，除了你。

　　不久，一组名为《中缅水电暗战》、《隐秘边境地带》的报道刊登在《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他的17年记者从业经历在此暂时画上句号。他在这家待了不到一年的杂志刊发的最后一篇报道是一个关于澳门赌业的故事。在《澳门大佬》这篇特稿中，杨猛讲述了一个美国赌业公司在澳门的“堕落”。

　　缅甸、澳门和2010年他采写的关于中朝边界走私的历史和现状的故事，构成了新书的最后一部分“帝国的边缘”。

　　因为他对中朝边境地下贸易的“深入报道”，杨猛当年11月获日本的亚洲开发银行学院2010年度“开发亚洲新闻奖”。他的调查报道《中朝边境黑与白》及《开往平壤的火车》被列为“亚洲的未来”类第一名。“亚洲拥有两副面孔，一面光鲜耀人，另一面依旧暗淡。”颁奖者称，“我们希望，‘开发亚洲新闻奖’能通过记者们的努力，更好地理解和诠释人们的日常生活，并探索这些复杂的问题。”

　　这句话，某种程度上也可看做精到地概括了杨猛的新书《陌生的中国人》。

呵护微弱烛光

　　在杨猛的这本书里，绝大多数是普通人的故事，抗争半辈子的拆迁户、因“换偶”被判“聚众淫乱”罪的副教授、面临“冬天”的淘宝店主、乡村教民、弃婴收养人……折射出一个草根、边缘、底层的中国，反映的是社会剧变、撕裂过程中的沉默多数。这个“GDP光环之外”的中国，可能“陌生”得有点荒诞，这些充斥在我们身边的 “小人物”，往往牵扯着社会的热点话题。

　　也有例外。书中有莫言和98岁的经济学家张培刚这样的名人故事。杨猛解释，我选择的写作对象，都是在喧嚣的世界里，作出了自己独特的选择，“他们作出的选择而不是头衔，更能打动我”。在《发现莫言》一文中，他安排了莫言小说中描写的农村生存方式与今天的农村现状两条线索，试图通过莫言的生长轨迹，反映这三十年来，中国传统农村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它跟一浪浪的莫言报道都不一样。一个多维的莫言，你可能读不懂莫言，但是不能读不懂中国。”这是他为自己的报道在微博上做的“广告”。

　　作为一个记者，杨猛对“中国故事”不为人注意的一面充满好奇。他遍寻“那些本应在人性深处闪烁的质感：毅力、质朴、简单”，“倍加呵护那些微弱的烛光，并且记录在案。我写陌生的他者，也是写自己对社会的意见。”

讲好一个故事

　　19个普通中国人的故事，被认为“直指人心”，这与杨猛一直致力的非虚构写作叙事技巧密切相关。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认为它“以散点透视的手法，忠实地记录了转型期中国人的命运。……富有文学意味的笔触，甚至令人依稀回想起茨威格的历史特写集《人类群星闪耀时》。”

　　如果有足够的耐心去比较这些脱胎于新闻报道的故事，你会发现书中的文字与原刊差异极大。

　　“等于重新做了一遍，想完全脱离开报道的感觉，花了很大力气，在原来的文字基础上起码做了60%到80%的改动。”这些报道是他最近五年为不同媒体撰写的特稿，20万字的文字量仅是他近二十年采访报道的一小部分，“可能都不到三分之一。应该说这本书还是有一个统一的、相对比较集中的核在里头，就是在时代变迁的情况下，这些人作出了不同选择。”

　　在杨猛看来，“中国现在有能力写好‘故事’的记者还很稀缺”。他推崇的三个非虚构写作作家分别是史景迁、何伟和查建英。“史景迁是个史学家，但他的著述我认为是那种非常成熟、标准化的非虚构写作；查建英的非虚构作品不是非常多，有一篇叫《德商张大中》，写得非常好。还有一篇是写她哥哥査建国的《国家公敌》，这些文章都收在她最近出的《弄潮儿》里。”

　　关于新作品，他的微博透露出一些端倪。杨猛说，发表在《南方周末》的《金将军的中国蜡像师》这篇报道“是我正在写的一本书的部分章节。更完整的内容会出现在这本非虚构新书中，故事充满魔幻感及超现实主义，年内完成。期待就先去买本新书《陌生的中国人》热身，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非虚构写作。”

对话杨猛：让非虚构写作接地气

那是个非常好的范本

《文化广场》：你对美国式特稿的最初印象来自哪里？

杨猛：可能是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那是个非常好的范本，记得最早的版本封面有些发白、浅绿色的那种 ，一套三本五本（疑似美国记者兼作家威廉·曼彻斯特的作品《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编者注)当时觉得那个写作方法中国没有，到现在还很少，一直琢磨那个写作方法是怎么形成的，是不是跟翻译有关，或者跟西方人的思维有关？翻译过来有一定的阅读的美感，我对形式上的东西还是比较喜欢的，当然你调查的话肯定要有一个“核”，希望借助一个故事把它包装起来，我一直想转，就没转过来，到《南都周刊》就是因为之前看过它的一两篇报道，觉得有一定空间，去了之后转了一两次，都不太成功，觉得很费劲。2007年年底陕西周老虎事件，我写得很全，角度也不错，网络怎么兴起打假，造假怎么被网友抽丝剥茧，找到了所有发帖的网友，也都采访了，调查清楚了，角度很好，但写来总觉得不太满意，这么干了几次，直到512地震，一下找到感觉了。

带着那种情感去现场

《文化广场》：具体是怎么打通任督两脉的？

杨猛：南都周刊操作时间比较长，一个月写一篇，一下子就到五月了。听说地震的消息后，当然非常想去，但是一来自己是新人，二来怕达不到人家期望值，当时就留了个心眼，在MSN群里留言，自己去过那个地方，介绍了一下情况，算是做一点贡献。睡到凌晨一点多，编辑突然打电话给我，说是编辑部刚决定，第一批先让你去，那时北京所有飞成都的飞机都已经没票了，一晚上没睡觉，凌晨打了车去天津赶飞机，中午赶到成都，傍晚到了都江堰，截稿则是后天晚上，结果一天半时间写了三篇长稿，一个是关于新建小学的，一个是火葬场……三篇都写得很好，顶多睡了一两个小时，我是属于那种不能缺觉的人，一缺觉就浑身没力气，实在熬不住了担心垮掉，就补上一两个小时，最后截稿时间也赶得非常好，编辑部一下子认可了我。

我当时是带着那种情感去现场，在地震面前人很脆弱，生离死别的那种感觉，写得很到位，淋漓尽致，现场很多细节都捕捉到了，比如第二天去火葬场，天很热，尸体都发臭了，只好三个人一起烧，按照中国人的习俗很忌讳这一点，都希望单独烧，但当时情况不允许，我听到其中一个家长说，这三个小孩，以前是好朋友，将来到阴间继续做好朋友……这样的细节没有这种经历的人感觉不到，现场混乱，如果不注意也捕捉不到这么多细节。死亡的残酷，程式化处理的按部就班，我写这种反差，写灾难对人的冲击，大量的现场细节，那种感觉一下子找到了，而且是我非常喜欢的那种叙述方式，就是讲故事。我在那连续待了三星期，连续供了三期稿，跟编辑部的配合也很不错，一下子他们对我印象很好。记得我写了一个村庄的负面，这种视角比较少，大家可能比较多地关注救援啊，数据啊，这种滚动性的内容，一个村庄被地震埋没，这群人怎么跑出去？中间还牵扯到一个调查：就是在城镇化过程中，大量的楼房建得不合格，所以才会发生这么大伤亡，编辑部提供思路，我去落实，大量地去找人，体力精力消耗很大，那段时间工作非常紧张，有天晚上发现心脏受不了，去医院打点滴，这件事情没跟任何人说过。

其实我这个人生活节奏比较慢，不太喜欢赶进度式的、高节奏的生活，但是那个时候由不得自己，而且我考虑东西比较多，不是说只是完成这些东西，而是觉得这个特刊应该有什么东西，我是这么一个人。

让人一看就是中国的

《文化广场》：地震之后，好不容易找到的感觉怎么保留下来的？

杨猛：后来陆续又写了一些，开始有自己的空间了。地震现场采访回来后，发现北京人艺的“大导”林兆华在导比利时象征主义大师、剧作家莫里斯·梅特林克的话剧《盲人》，他请了十来个真正的盲人演那个戏，触动了我的灵感，我就想写这群盲人真实的生活，他们真实中的生活有没有矛盾，在舞台上怎么演绎生活？从选演员到排练到公演，这么一个完整的过程，我一直跟着他们，同时穿插着写林兆华排戏背后的艰难处境，人艺艺委会限制他，不让他演。罢演，被毙，抗议，坚持，这个话剧在舞台上下所引发的争议，正印证作者的预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盲人。最后标题被编辑改为《盲人演盲人》，有点过于直白，我不是太满意，但报道还是挺煽情的，好玩，实验性比较强。

《文化广场》：离开南都周刊之后，你接着去了财经、LENS、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这些业界大刊，你对非虚构写作的坚持受哪本杂志的影响比较大，或者主要还是自己？

杨猛：还是自己吧，我对工作上的认识还是有自己的方向，你说大家都在谈非虚构，做得像样的真不多，刚才你提到的许知远主要在时政、地理，李翔在商业……大家都是在学习西方，因为中国这块东西毕竟是没有的，大家都在学，我觉得我还是有一个怎么把它接地气的想法，把它变成中国的，让人一看就是中国的，可能大家都在找这种东西吧，我也希望自己能找到这种东西，有很独特的这种识别信号。

“在路上”的很多已不做了

《文化广场》：你在中国的叙事传统中能找到这样的母本吗？

杨猛：我在南都周刊写的东西都是那种白描比较多一些 ，看了很多西方的叙述模式，我就想其实中国的叙述方式可以借鉴，古文很简练，很多都是白描式的，看得比较多的，除了聊斋，阅微草堂笔记，无非就是水浒三国封神。前段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短期学术交流一个月，看了大量老外写中国的书，凡是市面上有的能看到的“中国通”的作品，都会找来看一看，一直在找这种感觉。我脱离媒体的时间不长，希望保留过去调查注重细节的特点，同时在写作上有更大的文学性，因为我关注的基本上还是故事，比如涉及到拆迁，不是对拆迁、对城镇化有一个很大的、很专业的研究，还是写故事比较多一些。

《文化广场》：对一个调查记者来说，42岁算是高龄吗？

杨猛：现在还在继续做调查记者的，都是很年轻的。你看微博上写着“某某在路上”的，其实很多已经不做了，起码你看不到他的作品。我的好处是什么呢？这几年一直在不断地写，而且总体保持在一个水准之上，水准之下的很少有，当然要说很突出的（作品），可能还涉及到事件的独特性啊、公众的关注度啊，我也没感觉岁数大了要不要去做，只是觉得环境没有提供你很大的空间，你看老外五六十岁还在干记者的很多，但是在中国，五六十岁还在做记者，很多人会觉得很有压力的，怎么没有混个领导啦，是不是在报社遇到天花板上不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