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图书馆报》

作者：记者鲁楠

杨献平，河北沙河人，1970年代生，现居成都，文学期刊编辑。已出版著作有《梦想的边疆——隋唐五代丝绸之路》、《匈奴帝国》、《沙漠之书》等十多部。主编“散文中国书系”二十二卷，“原生态散文丛书”十卷。作品多次获散文奖项。在其新作《生死故乡》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之际，记者对其进行了采访。

记者：请介绍一下您的新作《生死故乡》，想通过这部作品为读者传递什么？

杨献平：乡村日渐溃败，渐成“遗迹”。不仅仅是村庄的存在方式，还有乡村人群所传承的农耕文明。我将这一类似“断代”的“剧变”称之为“掘根运动”。由此，这本《生死故乡》可以看作是我向故乡，即南太行山区乡村及其人群的一种致敬方式。对于消失已是必然的乡村传统，仅仅以“故乡正在沦陷”、“（进城后）以心灵回望”等诗意表达已不足以显示这一“创伤”之痛，“篡改”之烈。《生死故乡》即是以多个生存方式不同，人生境遇迥异的农民为考察对象，一方面请“具体的卑贱者”在当下时代得以“抛头露面”，另一方面通过个人行迹，记录正在消失的乡村传统文化，并以“个别乡村人”的现实命运隐喻我们时代的某种残酷和荒谬。

记者：这部作品最大的亮点是什么？与您之前的作品相比，风格有哪些转变？

杨献平：很多人无暇也无心了解当下的乡村现状；也更不会知道，当下的中国乡村正在成为“废墟”和“遗迹”。《生死故乡》是想将21世纪的“中国乡村”以文字的方式，拿到同样精神荒芜的城市“当代生存者”面前。不是研判，是告知；不是展示乡村之鄙陋，是敦请更多人关注“我们这个时代”的乡村及其人群的种种现状。《生死故乡》是我在散文写作上放弃某些所谓的“实验”、“探索”之后的质朴回归。最大限度地贴近人和时代现场，为当代某一类群的人留下生存画像和精神证言。我觉得这很有意思。

记者：请回忆一下自己是如何走上写作道路的？

杨献平：大抵始于写情诗。还帮人写过许多情书。到部队后，觉得人总是要做一些专属于自己的事情。我愚笨，（退伍）不会经商，也没家底和“荫蔽”。也觉得所有的“官”都是别人给的，乐意给就得做，要拿走也更容易。世上最长久的事情，就是把自己的名字和所做的某些事情让时间有所“收容”，哪怕毫厘。尽管，我知道自己做不到。明知做不到却要勉强为之，虽然很悲壮，但未尝不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记者：你的作品多以散文为主，为什么对这题材如此偏爱？

杨献平：诗歌和小说才是真正的文学。我以前写诗，也在军内和甘肃省内小有名气。后来觉得诗歌有局限，即诗歌文体本身那种“狭窄”“逼仄”。另外，经过一番自我审视，自认诗歌写不过其他优秀者，“换个姿势”说不定还有“生机”。散文我最用力，但散文却不是我最想要的。我的性格是，做一件事必须做到极致，实在无法突破了，再去试试别的。

记者：您对当前的散文总体印象如何？

杨献平：没有特别好的，也没有尤其坏的。我个人警惕散文的四种倾向，历史和消闲文化、止于抒情（语言）和疼感十足、所谓旅行和心灵鸡汤、自我（向内）强调过甚和严重“分裂”、“异化”的。我对自己的要求是，绝不跟着任何人和任何潮流跑。散文不是因为门槛太低，是因为容纳更多。散文广阔，也没讲究，尽可发挥。但散文绝不可能无根而生，大地原生与现场精神，人间烟火与众生关怀应是其必备要素。

记者：您的阅读生活如何？阅读经历对您的写作生涯产生哪些影响？

杨献平：买书至今我最喜欢的一件事。睡前阅读也是多年的习惯。十多年前喜欢看各类文学期刊，现在则喜好读社科类著作，西方占多数。还有小说和诗歌。力图掌握和了解更多的思潮和文学的基本现状，不断加深和催化自己的认知“维度”与“厚度”。读书对我的影响有二，不断自我“校正”，任何人都是不全面的，也都有浅薄之处，读书是努力使得自己全面、纵深起来的唯一有效方式。自我比照。自己做得究竟如何，做到哪份上了？通过阅读大师、思想家和同道的著作，会立刻清晰起来，起码有自知之明，并以此来做一些超越的努力。

记者：您未来创作的方向是什么？

杨献平：关于南太行故乡，我断续写了3本书，总计60万字左右。《生死故乡》只是其中一本。对一个初到中年的人来说，人生黄金期满打满算还有十五年的时间。此前，我写了5年的诗（尽管现在偶尔还写）。写了13年散文。今后，我想试试中短篇和长篇小说。都必须用心。一个写作的人，没有一部尽己所能的长篇小说，显然是不完美的，也是不甘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