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民晚报》

作者：陶禹舟

　　当过杂志编辑，出过文学作品，发表了很多文学批评，如今又成为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的职业生涯总与“文学”二字绕不开。但说起理想的状态，李敬泽却认为是永远做一个读者，“做一个作者没什么好。我觉得，最幸福的事是做一个纯粹的读者。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成为纯粹的读者。”

阅读兴趣高于文学理想

　　对李敬泽来说，文学是他除了私人生活之外的全部。但忆起近三十年与文学打交道的职业生涯，他却道并非源自文学理想的驱使，“更多是出于对阅读的热爱吧。”

　　上世纪70年代，外国文学还被列入“禁书”时，十余岁的李敬泽就看过《安娜·卡列尼娜》、《匹克威克外传》等一大批经典文学名著。“我母亲那时在河北的一家出版社，经常带我去资料室找各种书看，虽然看得半懂不懂，但与同代人相比，我的文学阅读可能要早得多，量也多得多。”后来就读于北大中文系，李敬泽看了更多的书，“不过谈不上什么文学理想，那时候很多同学成立文学社，写诗，我从来没参加过，只是‘乱翻书’。最近还有大学同学说起，当时只有我不是文学青年，结果后来却搞了文学，还一直搞到现在。”

　　做文学杂志编辑后，阅读更成了李敬泽的工作。从个人来讲，他有自己的阅读兴趣，但作为编辑，他尽量克服自己的偏好。2009年，《人民文学》选登了郭敬明的《小时代》，在文学界引发了巨大争议，主编李敬泽也被骂得“狗血喷头”。“坦白说我个人并不喜欢这部作品，但它包含一些值得注意的趋向。事实也证明，它在当今这种文化格局中有很大的影响，我觉得把它放到一个平台上，作为一个我们思考和认识的对象，这本身也是有意义的。”

　　如今不当编辑了，李敬泽觉得也有损失：“编辑的工作会逼迫你不得不直接面对文学的现场。现在就容易相对地放纵自己，很多东西懒得去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坚持每年编选中短篇小说年选，“借由编书来促使自己去阅读，了解当下一些新的作品、作家和现象。”

　　但相对的，李敬泽还是喜欢读“闲书”，读对自己“无用”的书，“大都是和工作、和中国文学没什么关系的书，比如最近在读的就是科幻小说《莱伯维茨的赞歌》和麦克尤恩的《追日》，还有一些历史类的杂书。”

【李敬泽简介】

　　李敬泽，1980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4年毕业后在《小说选刊》工作，1990年调至《人民文学》杂志，历任编辑、编辑室主任、主编。2014年当选中国作协副主席。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批评写作，曾获中华文学基金会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著有《颜色的名字》、《冰凉的享乐》、《见证一千零一夜》等多部文集，其中，《见证一千零一夜——21世纪初的文学生活》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文学理论评论奖。

好的批评家首先应是好读者

　　李敬泽为文学圈关注，更多是因为他的文学批评。按他的说法，写文学批评是被朋友、编辑“逼上梁山”的，“一开始偶尔写，一些朋友、一些编辑说写得好，纷纷约稿而且催债，然后就越写越多。”

　　自从成为一名文学批评家，“漂亮”、“刁钻”就成了别人评价李敬泽的文章时使用率最高的词语。还有传闻道，有位批评家曾对他的某个观点不以为然，但沉吟一下后，忽然有点生气地说：“可是这个家伙的文章真的好。”

　　好在哪里？或许从他最近的一些评论中可窥一斑。

　　比如他写《废都》里的庄之蝶：“他很像一个传统生态下的‘文人’：结交达官，掺合政事，诗酒酬唱，访僧问卜，寻香猎艳，开设书肆，等等，就差开坛讲学了。”他写《花与舌头》：“黄惊涛恰恰有一条不服管理的舌头，这条舌头太能忽悠了，它只顾了有趣和快感，躲闪和嘲讽他有力的大脑，它一定要忽悠到观念和经验之外，它要舌灿莲花，要让天花乱坠。”他也写作家，他说莫言是一个超级动物，“小动物的细微触感不在他的世界尺度之内，即使是小动物，在他笔下也像庞然大物。”毕飞宇是人类生活的“力学家”，“对人与人之间微妙的‘力学关系’，对遍布于生活的权利、意志、支配、屈从、恐惧以及冷静的算计，他有一种本能的兴趣和直觉的把握。”

　　在李敬泽看来，要做一个好的批评家首先要做一个好的读者。“不是所有的批评家都能够贴切地、准确地理解一个作品，能够真正知道作品好在哪里。”他认为，虽然批评家需要理性的分析能力，但前提是：批评家首先必须是一个好的读者，有敏锐的感受力。

　　“有时候批评家不是好的读者，他会说‘我有我的理论，我对我的理论负责，把你塞进去，就万事大吉了。至于你进去后难受不难受，就不关我的事了’。我基本上没什么理论，所以我也没地方塞人。我愿意和人舒服相处。”

理想读者要会倾听

　　今年春天，李敬泽出了一本新书，叫《致理想读者》。提到这本书时，他表示：“即使是写作，我也希望是作为纯粹读者的一个延伸。”就像几年前他在《小春秋》中写到的：这样的文字，写了就写了，并未存心把它怎样。

　　《致理想读者》里既有对新时期文学的总体性论述，也有就某个具体作家（如毕飞宇、冯唐），某部作品（如《废都》、《红楼梦》），或是某种文学现象的评价。这是他作为杂志主编留下的文字记录，也是作为文学批评家留下的论说，还是作为普通读者阅读时随手记下的感想。

　　写一本书给“理想读者”，在当今这个时代，总有一种“乌托邦”的意味。正如李敬泽在序言中写道的：“我已经听到了冷笑：读者都快没了，还谈什么理想读者！”

　　但他解释，这本书首先是写给自己的，“我自己并不是那个理想读者，那个深刻地理解文学之价值并且能够恰当贴切地领会文学之精义的人。我想探讨的是，我如何成为这个人？这个人，他在这个时代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不管有没有读者，我们至少可以想象理想的读者。”

　　在李敬泽看来，不理想的读者都是相似的，理想读者则各有各的不同。“不理想的读者压根儿就不读文学书，如果有的人突发奇想一定要读，或者读了后还有高见要发表，这时你就忍不住想劝他别再读了，还是读励志书或者教科书更合适。”

　　相反，他认为：某种程度上，作者实际上都是面对自己理想的读者在写作，“所以作者不同，理想读者也不同。如果一定要描述一下特征，我想理想的读者首先应该是一个好的倾听者，能够在倾听中使自己变得宽阔和丰富。”

对话李敬泽

　　笔者：每个文学批评家都有自己的书评观，您所秉持的书评观中，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

　　李敬泽：我和英国诗人奥登一样，他写书评的原则是从不评坏书。一年如果出一万本书，恐怕9900本都是可有可无的。我们需要在那9900本里去翻腾吗？就让它们尽快被忘掉得了。作为批评家，重要的职责是找到那100本好书，并告诉大家。

　　笔者：有一些批评家以“骂人”出名，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李敬泽：当然，批评家应该积极参与关于什么是好书的公共讨论，需要有一个机制来对话、争辩，从而对哪些是好书形成共识。如果说批评家要“骂人”的话，他应该是为了捍卫他所秉持的某种标准，不是为骂而骂，把骂人当个营生去干。读了那么多书，难道就是为了骂人？

　　笔者：我发现您比较关注新作家和新作品，为何有这个趋向？

　　李敬泽：现在的中国文学，随着一批又一批年轻作家的出现，你会发现他们的背景差异越来越大。比如，我特喜欢的一个作家马伯庸，他是卖变压器的，然后又搞科幻、搞历史，他对文学的理解就和其他的作家很不相同。在这种状态下，新的创造性因素不断生长，我对此满怀好奇。

　　笔者：前一阵您去参加上海“青创会”，谈到上海需要为这个时代构建起一个小说传统，其中有没有您比较看好的新锐小说家？

　　李敬泽：我比较关注的有路内和小白。尤其是小白，我觉得放眼整个中国文坛，他都是最具叙事能力的作家之一，而且是一种非常现代性的叙事能力。比如他的《租界》，写得悬念迭起，意外频生，如同复杂地形中的赛车，戏剧性相当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