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华西都市报》
作者：张杰
□ 凡是读过李敬泽的文学批评，你会强烈感受到他文字的“在场感”，感觉敏锐，活泼生动。
□ 这位“文学教父”可谓是一位专业的文学评论家，但他说自己始终对“文学读者”表示敬意。
□ 他说，四川的文人一向有个好传统，他们都活得很开阔，不是皓首穷经、急吼吼的样子。
当我们谈论文学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文学与我们究竟有何关系？我们期待于文学的是什么？在这巨大的、无所不能的“生活”面前，文学还能做什么？文学的价值何在？如何成为一个“理想读者”？近日，国内著名文学评论家、《人民文学》杂志前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将自己近几年对当下中国文学现状的思考文字，收集成文集《致理想读者》出版。作为国内一线文学评论家，李敬泽因用独到的眼光“发掘”出大量青年作家，有“文学教父”之美誉。
对于当下文坛的种种困惑、焦虑，李敬泽见招拆招，除了对鲁奖、茅奖，莫言、贾平凹等这些文坛“常客”，他还将关注的目光投向“纯文学边缘化”、“打工文学”、“非虚构文学”等当下受到热议的文学话题。
A谈创作：“作家没必要和歌星比热闹”
华西都市报：你的书名叫《致理想读者》。在你看来，怎样才能算是“理想读者”，它包括哪些丰富的内涵？
李敬泽：我倒真没想到，好像大家对这个词很感兴趣。我倒不希望这是一个十分“高大上”的概念，也不希望它包含文化权力，好像你怎样读是对的，怎样读是不对的，没有人可以评判你是否“理想”。我只是觉得，可能确实存在不太理想的读者，他们从文学中没有得到应得的快乐和教益。比如，我看到不少酷爱文学的读者，文学对他来说像宗教一样神圣，但是，文学却没有增进他对人性的感受力和对生活的理解力，他的心没有因此变得辽阔，相反，他比一般人更为狭窄无趣。每次碰到这样的先生或女士，我都会感到，文学这药是好药，只是，他吃错了。
华西都市报：好的文学态度严肃、能启发人们思考，而不仅仅是伺候人娱乐。你怎么看待文学与大众之间的关系？
李敬泽：作家们没必要和歌星去比热闹。文学和读者的关系说到底是一对一的关系，你独自打开一本书，独自面对作品。这就像两个寂寞的人相遇，可能心心相印，也可能完全无感。我自己其实很不喜欢和人谈论我正在读的书，我有时觉得这近乎隐私，精神上的隐私。当然我同时是个批评家，有时不谈不行。
华西都市报：你当过多年的文学编辑，又是资深文学评论家，那么，对于非专业的文学读者，比如一个办公室行政文员、银行职员、小区保安，甚至广场舞跳舞大妈。你认为，文学阅读在一个普通人、非专业读者那里，应该扮演怎样的理想角色或作用？
李敬泽：我想，这个世界之美好，就在于人可以有多种多样的选择。假设有人规定，你必须每天下班读一个小时小说否则罚款，你一定会恨文学，觉得读文学是苦役。文学是文明的必需品，但它并不一定成为生活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它不是工作不是义务。当你拿起一本书，它就是一个精神上的远方、一次等待你的假期。
“从来不怎么担心文学的命运”
华西都市报：在你看来，在我们的社会精神建构当中，文学应该占有怎样的理想位置或角色？
李敬泽：我个人固然是在为文学申辩，但是我从来不怎么担心文学的命运。这十几年来经常会有人宣布，文学要完蛋、小说要完蛋，对此，你不必认真，他们自己也是不认真的。文学已伴随人类两三千年，经历无数风雨而一灯不灭，它是深刻地植根于人性的。热衷于宣布它的死亡和衰竭只不过证明我们自己的轻浮。
华西都市报：类型文学畅销与纯文学小众，似乎已经成为注定的规律，或多或少让作家深受折磨。对此您是怎么思考的？
李敬泽：既然是规律，为什么要“深受折磨”？即使是类型文学畅销，也不是每一个写类型文学的都畅销吧？在任何一个文化领域，做得好的、出类拔萃的，都是少数、极少数。所以，我们与其眼睛盯着市场行情，不如专注于做好自己的事。
华西都市报：你曾经说，纯文学杂志，只要有优质的内容，不要整天想它会不会立马死亡。你认为，一本好的文学杂志，应该是怎样的？
李敬泽：我最想做的事，其实就是办杂志。当然我办过一本《人民文学》，但是，如果你明天再给我一本小小的文学杂志我会很快乐。我不会把它办成另一本《人民文学》，我想，我会把它变成特定人群和特定趣味的平台，和我的读者一起快乐。
B谈四川：“这里有最好的小说家和诗人”
华西都市报：除了阿来、翟永明这样的在全国知名的作家、诗人，四川还有很多作家诗人，其作品也非常好。对四川作家及其作品，你有着怎样的总体评价？
李敬泽：当然，这里有我们最好的小说家和诗人。尤其是一批诗人。我很羡慕四川文人的态度，不那么着急，从容，当然反过来说，可能也不太勤奋。但文学这件事，也不是只靠勤奋就能解决问题的，李白就不勤奋，主要是忙着喝酒、旅行会朋友；四川的文人一向有这个传统，他们都活得很开阔，不是皓首穷经、急吼吼的样子。包括郭沫若，我也喜欢他早期的多姿多彩。文学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不是全部。现在的四川文人也有这样的气象。文人不仅以他们的作品，而且以他们的行动教会我们怎么生活。
华西都市报：在国内的一线实力作家群中，阿来属于一个低产的作家。你怎么评价阿来的文学世界？除了他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有口皆碑，他推出的非虚构历史作品《瞻对》也受到肯定。你对他的作品有怎样的感受和评价？
李敬泽：阿来应该是个大作家。他的“大”在于，他对人类生活有全面的把握能力，从超越的层面一直到社会政治层面。这样的作家不多。早年的《野蜂飞舞》那些短篇我就很喜欢，从《尘埃落定》起我总是期待着他的下一部，《空山》《瞻对》都是令人意外的好。
C谈视野：“李白杜甫在世时文学地位并不高”
华西都市报：你曾经说写文章说，你其实也喜欢看安妮宝贝的作品。认为“她的文学信念其实倒比很多所谓的正宗作家要纯粹。”你曾这样评价郭敬明，认为他“有准确的商业敏感，他真的知道他的读者想要什么：感伤、夸张、矫饰，但是非常认真。”这种客观中立的评价彰显出辽阔的文学批评视野，令人敬佩。在评价一个作者及其作品的时候，你的准则是怎样的？
李敬泽：生活有多辽阔，文学就应该有多辽阔。你不能规定世界上只长一种树，尽管你认为那种树珍贵而高贵。批评家应该像一个植物学家，从气候、水土、进化等等因素去考量和评价“这一种”植物，而不是批评杨树为什么不像青松。
华西都市报：不少人持有这样一种观点，像一些畅销书青春文学作家，占据了文学圈（至少是青春文学圈）的关注资源和关注精力。他们也得到巨大的物质报酬。但他们并没有留下真正有分量的文学作品。与此同时，那些文学性更好的作品，却得不到足够的关注。于是有人感慨“时代浅薄”。你是怎么思考的？
李敬泽：有件事一定得搞清楚，没有一个时代是“深刻”到专门为文学而配置的，文学在任何时代都得与其他人类事务和兴趣争夺注意力。但是，如果人人都在抱怨时代“浅薄”，那么“时代”又在哪儿呢？你就是你的时代，时代就在你自己身上。所以，我是从来不做此类抱怨，我只是做我该做和想做的事，见到好的作品、有才华的作家，我心生欢喜，四处与人说。我读唐代文学史，发现李白、杜甫在当时也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文学地位不高，兄弟两个只好互相夸。况且在这个时代，我觉得比以前好得多，真正的才能要埋没也难。现在，有报纸有微信微博，传播效力大多了。
“尽情刷屏，也会欣赏《繁花》”
华西都市报：在你看来，一个优秀的文学评论者或文艺批评家，应该具备哪些优秀的素养？文学评论与作家之间，理想的关系状态是怎样的？
李敬泽：评论和创作之间应该具有一种张力。评论家不是作家的上级，也不是作家的老师，他只是凭着他的知识、他对文学和生活的理解感悟发表他的意见，这些意见有时与作家构成冲突，有时是对作品的扩展、延伸和补充，不管什么情况，作家和批评家都一起帮助我们形成对人性对世界更为丰富的看法。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关系可能是紧张如同冤家，也可能是伯牙子期惺惺相惜。
华西都市报：现在有一个流行的观点就是，读者的阅读氛围不好，阅读耐心不够。大家都刷屏，去微信微博上去看好故事或者最新的新闻资讯。但是我们也看到，如果真有好作品，读者仍然会认得出，并给予掌声。比如沪语小说《繁花》最近就非常受读者欢迎。
李敬泽：我们也尽情刷屏，我们也会欣赏《繁花》。重要的是，得有人写出《繁花》。那些只顾抱怨这个时代的读者的作家们，应该记住这一点：读者并不欠你的，但你若想占用读者的时间，那么你还是要写得再好一些。
不反对网络文学和类型文学李敬泽对《小时代》怀有好奇心
近些年，类型文学的畅销让人开始担心文学市场商业化、娱乐化。“纯文学被边缘化”等说法也常见不鲜。但李敬泽却没有如此焦虑，“我从来不反对网络文学、类型文学。相反，我认为它们使我们有了一个正常的文学生态。类型文学之所以厉害，是因为它满足着人一些基本的、重要的欲望和梦想。好比人要吃和睡，这是基础和前提，从时间上占了生命的‘大半江山’。我自己爱读侦探小说，我妈爱看《鬼吹灯》。我不觉得这和所谓的‘纯文学’的生死有什么关系。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我们的世界规划成有了张恨水就不能有鲁迅，有了鲁迅就不能有张恨水呢？”
《人民文学》600期青年作家专号，选载了郭敬明的小说《小时代》，引发很大争议。对此，李敬泽在《致理想读者》中也有客观理性的精彩论述，“就《小时代》而言，我承认我不喜欢它。但我不认为一本刊物或一份报纸只发主编喜欢的消息的地方。我怀有好奇心，那么多年轻人喜欢它，为什么不试试呢？如果说《人民文学》或者《收获》是‘殿堂’的话，那么一个郭敬明不会使殿堂倒塌。要是那么脆弱就成草棚子了。《人民文学》六十年了，经了多少世面，一个郭敬明有那么可怕吗？”
□作者简介
李敬泽，1964年生于天津，1980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4年毕业后在《小说选刊》工作，1990年调至《人民文学》杂志，历任编辑、编辑室主任、副主编、主编。现为中国作协副主席。著有《颜色的名字》《纸现场》《河边的日子》《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冰凉的享乐》《读无尽岁月》《见证一千零一夜》等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