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晨报》

作者：陈辉

大众阅读不必追原典

　　北京晨报：从“明德书系·文化新知”丛书目前出版的9种看，都是原来的大学教材或专业书，普通读者会看吗？

　　刘汀：虽然是曾经的专业书，但此次出版我们做了大众化处理，书中有些材料，比如一些美国的统计数据，不太适合中国读者，实用性也不强，就给删掉了，但完全保留了书中通识性的内容，既方便阅读，又最大化地保持了原汁原味。

　　北京晨报：这样的删减，会不会给人以不忠实于原典的误会？

　　刘汀：应该不会。有的书因字数不多，并未改动，即使有删节的书，也不妨碍学术引用，因为具体语句没有变动，和以前版本完全一样，删去的是对普通读者没有价值的信息。这套丛书面向大众，他们与专业研究人员不同，不必追原典。

中国读者为何不接受专业书

　　北京晨报：这套书在国内属专业书，但国外读者似乎并不这么看？

　　刘汀：目前这9本书涉及新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均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相关，了解相关知识，可以让我们更好融入现代生活，相信普通读者也会很感兴趣。

　　在国外，这些书确实很受大众欢迎，都是销量书。中国读者阅读习惯、阅读目的、阅读感觉不太一样，我们比较喜欢故事性、趣味性强的阅读，这种纯粹讲授知识的书往往不受欢迎。

　　北京晨报：为什么中外读者之间差异如此明显？

　　刘汀：可能是因为双方学科积累程度不同，新闻学、社会学等在国外已出现很多年，大众认知度较高，而在中国，它们近几十年才出现，普通人不太了解，况且，以往相关书籍都是面向圈内，没向大众推广过，社会基础薄弱。我们出版这套丛书，也是为了给感兴趣的读者一个接触相关知识的机会。

专业圈说话为何难懂

　　北京晨报：专业圈、大众圈泾渭分明，可能也算是中国特色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

　　刘汀：长期以来，学术圈与大众圈子确实存有隔阂，写作者基本不考虑大众，这些年来有所突破，比如张鸣老师就是比较成功的例子。但整体看，我们的专业圈依然比较封闭，大部分书还是老样子，缺乏科普写手。相比之下，国外做得更好。

　　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是一个大问题，恐怕很难给出确切答案，只能说说个人观点。

　　学术起步阶段，总是从小范围做起，大众不了解很正常，这就像古代科考用文言文，百姓看不懂，但随着社会发展，人们改用白话文，打破了原有隔阂。

　　在学术研究中，也存在类似现象。比如心理学，有一部分内容非常专业，比如数据分析、实验等，国外普通百姓也看不懂，但还有一部分比较好懂，比如心理疏导、励志等，涉及生活中具体问题，容易接受。

　　总之，两个话语体系如何对接，取决于历史、文化与制度等因素。

通识书籍难继《走向未来丛书》辉煌

　　北京晨报：打破两个话语体系间的藩篱，意义重大，当年《走向未来丛书》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

　　刘汀：上世纪80年代语境和今天不太一样，此前社会封闭，人们思想也封闭，且没那么多娱乐方式，一套好书会形成巨大反响。在今天，这些背景条件不存在了，《走向未来丛书》的成功有社会因素，不完全是文化所决定。

　　《走向未来丛书》后，国内一直在力推通识类的书，也有很多优秀作品，但读者反响平平。今天读者获得信息的渠道太多了，只有很小的一部分群体仍然通过书来获取信息，这影响了全社会的知识普及。

简读、简译本为何难推行

　　北京晨报：在通识出版方面，日本图书业颇有成功经验，名著简读、简译本特别多，为什么我们的市场上这样的书却很少见？

　　刘汀：我的感受是，日本翻译学术书籍的精准性更强。我们也有一些名著解读本，但多是研究性的著作，由于缺乏简读、简译本，普通读者对原著本来就不太理解，对这些二手著作就更接受不了。原典读不懂，二手不通俗，对名著的认识自然会有差异。

　　做名著简读、简译本，确实有难度，比如把《资本论》缩成5万字，大多数学者没这个胆量，也没这个能力，因为可能有误解、曲解处，就算花了很大力气完成，也得不到专业圈的认可。

　　简读、简译本确实有利于普通读者入门，但会屏蔽一些细节，而细节可能是作者着力最多的地方，书犹如一座建筑，框架容易，细处见功力，屏蔽了它，很可能就屏蔽了精华。

尊重知识应自上而下

　　北京晨报：真正严肃的、有营养的书得不到大众关注，这对培养尊重知识的文化可能是不利的，您认为呢？

　　刘汀：尊重知识不应自下而上，而应自上而下，如果上面尊重知识，对出版、教育能秉持更开放的态度，给予充分、自由的空间，肯定会产生积极结果。相反，搞一些大而无当的项目，四处伸手，可能会起到反效果，因为这种方式就是不尊重知识的，在这种氛围下，最有学术价值的出版往往被屏蔽出局，留下的只是“面子工程”，这是在倡导反智主义。

　　尊重知识，需要完整的计划，有力的推动措施，可反思一下，今天给孩子的教育真是最好的吗？我们语文教材里选的文章真是最有文学性、思想性的吗？如果这些细部给人们的都是相反的印象，社会再努力，也难成功。

　　在市场经济大潮推动下，“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上层不作为，中间层又不能正确引导，甚至他们自己也不尊重知识，写书人只想着“攒”书，底层风气亦受影响，各方面都有欠缺，累积起来，自然让人难以乐观。

传播通识需共同努力

　　北京晨报：虽然这套丛书做得很用心，但很多读者会说，与我生活没有直接关系，又不能让我多赚钱，我为什么要看？

　　刘汀：读者会挑书，书也会挑读者。出版业对读者的影响是有限的，只能讲我认为好的书推荐给读者，读者不认同，我也没办法。比如，生活在自媒体时代，我们不知不觉被网络笼罩，不了解传播学的原理，你就想不明白为什么整天离不开QQ、微信、微博的掌控，就无法主动掌控生活。再比如，现代人精神压力大，如何解决内心的问题，可以选择心灵鸡汤，但也可以选择专业知识。

　　让读者认识到通识的价值，这是漫长的过程，对一本书、一套书的编辑来说，我只能尽力而为，如果出版业的同仁都能有所坚守，整个局面就会改观。

只培养阅读兴趣是不够的

　　北京晨报：恐怕光有行业努力还不够，毕竟我们的学校、家长也很少指导孩子的阅读。

　　刘汀：现在最大问题是片面强调阅读的趣味性，专注于培养阅读兴趣，但仅有阅读兴趣是不够的，真正的阅读是自主阅读，要主动屏蔽无价值的东西，这需要勇敢精神和毅力。

　　在我们历史中，本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传统，但在今天，却走向了“读书无用论”，因为无法带来实利，所以人们忽略了阅读的无用之用。

　　其实回想起来，每个人大学时都看过一些“闲书”，与专业没有关系，似乎毫无价值，可工作后却发现，恰恰是这些阅读帮助了你，产生的效用如此惊人。

　　坚持读书，需要长远的眼光，这最终要靠一种价值信念。

长导读哪儿去了

　　北京晨报：改革开放初期，许多严肃出版物会附上几万字的长导读，对刚入门的读者来说，善莫大焉，为何今天编辑都不愿做这样的工作了？

　　刘汀：长导读确实非常好，可以引起读者的兴趣。但今天我们生活在多元化的时代中，人人更强调自我观点，长导读可能会吸引一部分读者，但也会屏蔽一部分读者，他们看看导读，觉得自己不需要，反而不再继续读了。况且对一部伟大作品来说，几万字导读是无法概括的。

　　此外，如今读者碰到新书会上网搜资料，他们将听到不同的声音，从而得出自己辩证的看法，但这也会带来碎片化、标签化的问题。

　　对编辑来说，对长导读也有不同想法，比如为了控制页码、降低定价，宁可割爱，此外，今天很多译者达不到引导读者的水平，只能谈谈翻译过程。

　　总之，大家都不重视导读，更关心谁推荐这本书、获过什么奖之类。

承担责任才能共创未来

　　北京晨报：真正建立起尊重知识的文化，也许需要一到两代人努力，换言之，他们将不得不牺牲了，这样拱动着前行，是不是有点希望渺茫？

　　刘汀：从历史长程看，这一两代人确实牺牲了，可不如此，三四代人还要继续牺牲，换言之，这是我们的历史责任，必须承担起来。

　　社会不是人，不能主动思考，如果大家都不放弃责任，在自己工作的小小领域中，哪怕只做到七八十分，结果就会不一样，营造大环境，永远要从具体的细节做起，关键是要靠自己，不能期待别人改变。

　　可以看到，很多人在大学时充满理想，可进入社会，换了位置，不仅不去做维护者，反而千方百计围剿、扼杀曾经的理想，这就是所谓的“屁股决定脑袋”，他们明知道什么是对的，但为了一己私利，比如能更快升职等，不惜昧良心。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沉浸在小我中，没有站在国家、民族的高度去看问题，如果他们真能改变视角，得出的判断必然有所不同。

（刘汀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人文分社策划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