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深圳特区报》

作者：郑渝川

互联网已经并将继续改变世界，这是正在发生的事实。但这里提到的改变，跟回顾20年前、10年前、几年前的许多预言或设想，有着较大差别。技术的成长演进可能，商业世界由此展现的新面貌，都大大超出了预言家的设想。但是，互联网对于政治和社会的改变，仍然是有限的，并且还带来了预言家们始料未及的新问题。

    迄今仍然享有盛名的互联网、新经济预言家凯文·凯利（KK）在1990年代曾憧憬指出，互联网时代的“好消息是，你即将成为百万富翁。坏消息是，人人都将成为百万富翁”。类似的预言与设想五花八门，数不胜数，表现出互联网技术精英对技术改造世界的福祉的过高期待。互联网并没有创造一个对大公司和小企业一视同仁的环境，恰恰相反，在许多领域特别是纯粹依托互联网的新经济，行业的集中度发生增加，龙头企业更频繁的并购前途看好的创业企业。

    互联网有效促成了思想与文化价值的全球分享，但也激活了以民族主义思潮为典型例证的价值、信仰和利益冲突。网上对话秩序被扭曲。而在政治领域，互联网大大扩展了公众获取和存储信息的能力，但数字鸿沟及全景式监控已成为这一代“数字土著”无法回避的阴影。在传媒领域，网络带来了马太效应，传统的强势新闻媒体与信息时代网络巨头分享优势，更多的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则被边缘化。

    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传播学教授詹姆斯·柯兰与娜塔莉·芬顿等人合著的《互联网的误读》一书分别从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视角，评述了互联网普及应用以来对社会的影响，一一对照了过去流传甚广的多种版本的互联网预言，探讨了互联网发展的现实走向与预言出现偏离的原因。这本书希望让各国公共部门、市场机构与普通公民认识到互联网的全面价值，协调解决影响互联网发挥预期作用的制度和文化等多方面障碍。

    书作者在回顾互联网发展史指出，互联网是由美国军方研制并最终转向民用的项目，其设计被打上了军事目的的烙印；在民用起步发展的阶段，科学家又赋予了互联网以开源、互惠等重要特征；再后来，商业网络服务开始在美国等国家兴起，嬉皮士记者和文化企业家又为之注入了反传统的价值观。这些特征使得互联网以更迅捷的速度在全球行销，较好的推广了多样性和自由，却也为企业及公共部门通过各种手段实施控制创造了技术前提。

    互联网经济创造了多个新型的商业模式，众包、群体智慧、维基经济学、免费等新概念流行一时。书作者在书中第三章分析指出，互联网确实有效的促成了等级结构的扁平化，托夫勒1980年预言的“生产型消费者”一定意义上已经普遍化，但这些变化没有带来财富分配的扁平化。大量积极的“生产型消费者”以获得部分免费服务的方式，将个人隐私信息及劳动付出同样免费过继给了数字经济巨头，强者愈强已固化为趋势，难以扭转。

    斯诺登事件曝出后，不仅证明了美国政府对全世界的监听监控体系确实存在，更重要的是印证了此前许多观察人士的担忧，“棱镜”等监控计划的业务悉数外包给国防承包商，使得大量的商业秘密、公民隐私信息难以避免外泄。《互联网的误读》书中也谈到了互联网规制大量外包的做法的危险性。

    在进入移动互联时代之后，互联网呈现出更为明朗的交流引导特点，信息驱动已落入第二位。这种变化非但没有实现预言家们所判定的更独立更宽容的对话，相反还促成了非常普遍的群体极化。服务于群体交流的信息定制服务让人们可以只接受愿意接受的信息，以及偏见。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与大众传播学学者希瓦·维迪亚那桑在《谷歌化的反思》（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7月出版）也强调，谷歌的网络搜索技术模仿了人类大脑回忆信息的方式。

   这就使得用户更可能将谷歌的搜索排名，理解为信息质量的自然排序。事实恰好相反，谷歌的搜索结果加入了大量的人工“质检员”，执行监管部门及公司自身的干涉指令，其他社交网络平台系统也受到了类似干预。简言之，互联网也增加了公共部门和企业干预舆论、信息与公民记忆的能力。

   《互联网的误读》一书在末尾部分发出呼吁，要求各国政府更加重视新经济时代、移动互联时代的数字鸿沟问题，加大宽带和无线网络的公共投入，降低网费；要以公众普遍参与为前提的网络立法，替代谷歌、脸书等网络巨头制定的服务与管理规则；政府要加大对关注公益、人文、社会题材的网站提供公共经费；向私营的互联网传播机构征税，以开源互惠的互联网精神调整网络时代的知识产权制度，鼓励更多的微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