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晨报》

作者：任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把萧公权先生的名著《中国政治思想史》收于其全集中再版发行，余复读之，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萧先生在“凡例”中自陈，本书“供各大学政治系学生参考之用”。笔者在政治学系教研政治思想凡十年，每有新研究生报到，往往询问过去所读书目。其间涉猎稍广者，尝睹闻此书。而为应付考研故，很多学生熟悉的，大多是坊间流传的一些编著教材。闻之，不禁慨然。

　　记得当年在香港科技大学随张灏先生攻读政治思想史，值得借重的通史著作唯此而已。我在赴港之前，于母校南开大学——也曾是萧先生民国任教的故地，已接受此方面的专业训练。刘泽华先生等辛勤耕耘，使南开成为晚近三十年该领域的学术重镇。刘先生忧世情深，一番时代精神也寓托在学思探讨之中。而萧先生于二十世纪上半期写就的大著，却给予我相当不同的思想经验，较能超脱时代烙印过强的意识形态情结，“以学心读，以平心取，以公心述”。

　　当时未能找到著作的单行本，手头常借阅的是一部被拆分为六册的民国故物。使用起来不甚方便，指间摩挲生怕把书页弄碎。而先生的其他著述，也不易寻得。这次人大出版社整齐全集，真是读书人之福。我也顺势多讨了一本心仪已久的《小桐阴馆诗词》。

　　所谓“供学生参考之用”，现在想来真是萧先生的谦辞。此处之学生，不妨作英文“student”之广义解，涵指当今之从业者研究员。以个人学路论，得于兹著者饶富，如先生开篇论中国政治思想起点，言洪范九畴为夏禹政治大法，而文辞简短，激发我以洪范宪章为硕士论文主题。先生言宋代政治思想包含儒学两重革命运动，而重心在事功一派，大异新儒家推崇程朱，也促动我以浙东经制之学作博士论文主题。治道简而治术丰，是公权先生概括的中国政治思想特征。而我受导师启发，不能无疑，遂究心于近世中国治道的回溯发掘。

　　更有进者，萧先生对在下的示范，犹在为中国政治思想研究确立应有的学术尊严。先生于书末附录的“参考资料绪论”，第一句话就是“近世欧美学者辄轻视中国政治思想”，因而对此展开辩驳申论。不惟西人，先生在清华政治系的同事张奚若教授就曾经质疑中国有无政治思想；不惟故人，今日研究政治思想者，治西学则惯于拉中学作陪练靶子，治中学仍不脱批判轻视之窠臼，两者都从一种现代人的傲慢立场俯视之，求心智之平正通达难矣。因此，萧先生凭此书荣膺中央研究院第一任院士，殊荣不仅及身，更是为此学术领域确立了应有的造诣标杆。

　　煌煌数千年中华文明，若无高远精微的政治智慧，怎能巍然屹立于亚东大陆，为人类贡献无穷财富？今日国运稍兴，思想者、政治文化精英，渐渐恢复自身的文明信念，开始重估自家宝藏的丰富价值。由此而念，作者于抗战厄难中玉成此书，坚信其间仍蕴含了普世永恒的“政治真理”，这种学术精神通于钱宾四先生修《国史大纲》，值得后学敬重绍继。

　　也缘于此，在萧先生标杆下该领域显现的青黄不接，令人心生忧虑。大学政治系仍重西方政治理论甚于中国治道，至少未能平视之，积极推动学生们深入探索。这又与领域内部从业人员的不景气相互恶化。熟稔西方学理的进展，具备扎实的中学功底，获取多学科尤其是法、政、经、社的广阔视野，应该成为先贤资质给我们的启示。而能将故智激活，使其积极参与到时代事业的谋划践履中去，更是弘扬先贤精神之胜义，也是文明传统的新命所在。奉献学术精品，赶超前辈宗师，是对其真正的致敬。

　　就学术言，萧先生筚路蓝缕开创的领域，仍然有大片园地有待新思。在内容上，如先生阙疑的经学时代，随着地下文献迭出与疑古情结的消退，需要学者从政治思想角度大力阐明，方能廓清中国人法政心智的基本范式。再如宋之近世，张灏先生八十年代初推动经世思想研究，乃有憾于萧著相关篇章过于简略，对其定位也不可囿于因袭末造；在方法上，如何深化萧先生所言的历史学方法与政治学视角，譬如如何推动制度史脉络与观念史演进的相互说明。这一点，陶希圣先生的同名著作、余英时论宋儒的大作先后有精彩发明。而在哲思深广上，吸取诸如史华慈、葛瑞汉等人的精华，更有可为之地。

　　在理论生产与反思的意义上，如果我们把政治思想史的著述看作是一个开放或隐秘的心智对话历程，那么盘桓于古今中西之间的学人们仍可反省萧先生的诸多智识立场，如近代国家与天下秩序、如法治宪政与德治礼治，而寻觅一个更为平正通达的会话矩尺，不断推进求同存异的人类公共理解。由之，这是一个代述代继的精神远行，需要今人重温先行者发出的遥远召唤。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