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袁济喜

　　唐代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高峰时期，从深层来看，其实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因此，从中国文化与文学自身的发展因素去加以探讨，是研究唐代文学的重要路径。而这种探索，相对于以往人们司空见惯的作家与作品研究，无疑具有更大的难度，其学术价值也更大一些。卢燕新博士的新著《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研究》便是这方面的新收获。

　　中国古代文学的学科划分，在古典时代有着自己的体系与方法，这便是形成于《隋书·经籍志》中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至清代编修《四库全书》，加以正式定型。四部分类对应于现代西方学科的文史哲学科，既有吻合的一面，也有内在的不同之处，这便是前者更注重四部之中的有机联系，强调彼此之间的融会贯通，是从文化学的高度去看待典籍与学术的区划与分类，有着许多值得探讨与比较的地方。但还原于中国既有的四部分类语境，去探讨中国历代文学的作品、作家与心态，相对于单一的文史哲分类的研究，更能接近事实的真相与语境的本体。这几年从集部形态去进行文学现象的研究开始兴起，也表明了这种回归的必然性，而卢燕新博士的这本专著，可谓是其中的翘楚。

　　唐代文学继踵六朝的文学自觉意识，不仅创作出了一流的诗文，而且高自标峙，对于同时代的作品加以编选与标榜，这种批评意识与标榜意识，有着非常复杂的起因，不仅需要理论上的概括，更需要事实上的梳理，需要文献上的整理与考辨，这是从事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研究的基础性工程。总集的编选，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有许多潜移默化的因素在运作。历代之所以形成文选学，也正是看到了《文选》作为先秦至南朝梁代诗文总集编选背后蕴含极深。卢燕新博士作为唐代文学专家傅璇琮先生的开门弟子，既秉承了老师的学术传统，又有所前行。书中着力于编选过程中由表及里的探讨，开阖自如，纵横交错。本书共分三编。第一编，主要探讨前唐诗文总集及其对唐人编选总集的影响。本章首先讨论前唐诗文总集编纂的概况，包括诗文总集编纂的萌芽与初步发展状况、魏晋之际诗总集、文总集的编纂及其特点、前唐诗文总集的编纂体例及前唐续集的编纂状况等。第二编，分论部分，共四章，大致以传统学术意义上的四唐分期，探讨唐人在各个历史时期编纂诗文总集及其特点等。第三编，辑考部分，分两章。第十章补考唐人编选诗歌总集，在吴企明、陈尚君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补考唐人选编诗歌总集，计十九种。在文献考辨上颇多创拓。

　　国学的实质是一种综合之学，体现出义理、考据与文章的三位一体的融会贯通。因为唯有这种融会贯通的方法，才能全面把握研究对象，特别是对于唐人编选诗文总集这种文化活动与文化现象，没有这种综合性的研究，执一而忘其总揽，便会挂一漏万，顾此而失彼。而本书融微观与宏观研究为一体，旨在对唐人选编诗文总集作全面整体的研究。既包括对唐人选编诗文总集编纂背景、编纂者及其身份特征、编纂特点、选本的批评特征及其价值、选本的传播及其影响等诸方面的宏观探讨，也包括对传世总集作重点个案研究，同时还包括对佚逸诗文总集的辑补，即把唐人编纂诗文总集视为一种文学文化现象，置其于选学长河中，结合唐代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文学创作等，将宏观和专题研究相结合，探讨其产生、发展变化过程中各个阶段的特征及其影响，考察唐人编纂总集与唐文学运动的关系、唐人的选学观及文学批评观、唐人选编诗文总集的政治文化背景、选编人员及其心态、唐人选唐诗和唐人选唐文及其意义、唐人选编诗文总集与文学传播等。例如第七章讨论盛唐诗文总集的编纂状况。选《河岳英灵集》为研究对象，主要据该集选录诗歌体裁、选编对象的职官特征、遴选诗什的内容倾向性等特点，探讨该集所表现出殷璠的尊古心态、因壮志难酬而苦闷及其对闲逸隐沦生活向往的心态、以及殷璠因怀才不遇而发愤著述的心态。本书在研究过程中，力求将理论与材料考述结合，以窥探唐人编纂诗文总集发展特征之全豹。这种经纬相织的研究布局，难度颇大，但作者能够运用自如，体现出不凡的学术把握能力。刘勰《文心雕龙》提出文学研究应当贯彻“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的思维方法。这种理论方法，在本书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捕捉到。

　　当然，这种研究必须有充分的文献考辨作为基础。因为年代久远，文献佚失，许多东西不易形成证据链，而没有证据链的理论分析往往难以服人。所以作者在本书的文献整理辑佚层面作了许多工作，本文补考唐人选编诗歌总集15种，辑考唐人选编文总集75种。对学界较多关注的《翰林学士集》《景龙文馆记》《河岳英灵集》等既考论其编纂者、编选内容、选学观与编纂体例，又考论其文学观及其时代意义。这种考论，不仅是文献学上的考辨，而且融入了理论的分析，反映出作者的理论识见与文献功底。当然，全书的某些地方的分析倘能进一步深入，其学术蕴含会更加深入。这也说明，唐朝文学的研究的多维视野是无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