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京报》
采写：柏琳

变迁 生活方式改变着既有民俗

　　新京报：你是在城市还是乡村长大的？你觉得而今无所不在的“都市性”给你的老家带来了哪些变化？

　　岳永逸：我是四川剑阁人，老家在川北的一个小山村里。我每年都会回去，这几年感触最深的有两个：第一，家家户户几乎都盖了二层小楼，有了用燃气的灶台，柴火没了用武之地，就很少有人上山去砍柴了，山区的环境居然比我小时候好，由于长时间没有人迹，山上甚至还出现了野猪、野鸡等，这在我小时候无法想象。但是城市化也带来另一面，为了发展经济，由于山区没有如矿产等经济来源，只能大力发展养殖业，养很多鸡和猪。由于养殖业造成的污水排放处理不当，造成昔日的清澈河流如今臭气熏天。都市化进程对于乡村来说就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带来“青山”，一方面却毁了“绿水”。

　　另一个是村里人口越来越少。我小时候村子里少说也有二百多人，如今大量青壮年去了城市，过年时整个村子里剩下不到十个人，全是老人。由于村里通了光缆，几乎家家老人都有了手机，过年时孩子都改打电话而可以不回家了。由于通讯方式的改变，村里人可以随时随地和在外地的子女亲朋通话联络，于是过去人与人面对面的交流变成了今日“面对屏幕或语音”的交流，看似物理距离变短，实则情感距离变长了。

　　新京报：这的确是一个正能量和负能量同在的都市信息时代，诸如微博、微信、QQ视频等社交工具在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改变我们的心性。你的书里第二部分谈到了都市子民的心性，其中有一篇文章叫《我们是谁》，探讨了当下中国城市人的心态。这种“活在当下”的都市心性，是否会在都市民俗上形成一种异样色彩？

　　岳永逸：谈到这个，可能需要比较一下过去和现在老百姓的生活心态吧。当中国的大城市进入信息时代，实际上也进入了一个“视频时代”，此时都市人交往的频度提高了，情感交流次数也增多了，但同时这样的“情”也变淡了。每个人都生活在自我的世界中，想和别人联系了，就微信留言或者打电话发短信，每个人都必须被动地接收这种讯息，原则上说你是无法拒绝的，这种虚拟交往具有一定的荒诞性。而带有“乡土性”的面对面交往，即使是吵架，带来的也是真切的感受。在北京城大范围拆迁前，我曾走访过琉璃厂、什刹海周边几个老胡同，那些胡同一个四合院里住着很多人，大家共用一个水龙头，上公共厕所。大家经常穿着睡衣，趿拉着拖鞋在厕所聊天，为了争用水龙头也会争吵，可是遇见下雨天，又都会很自然地帮邻居收衣服。这些公共生活空间中的家长里短，成为拆迁前人们对彼此最为真切的情感记忆。我们现在可能会听说很多拆迁户老人不愿意撤离，其实他们根本不是为了多要点安置费，而是因为他们害怕孤独，他们知道自己一旦搬到单元房里去，对面的人完全不相识，那份与人交际的情感就不复存在了，自己的人生也就到了尽头。

　　而我们记忆中的“乡土中国”，完全不是这样。比如我的老家，从前过年时要杀“年猪”，当天就会自发给村里的人送去猪肉，所以“人越走越亲”。可如今的都市化、信息化表面上使得交流越来越不费劲，实则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我们只能通过手机里人的声音言语来判断这个人，这实际上降低了对彼此的理解性。这种都市生活的“自我中心化”，也容易产生一种现象：某个事件或者举动会突然之间成为热点，乃至成为一种都市现象（或景观），比如现在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各类小剧场、话剧演出等，总有一群人去看。就像我曾经研究的东北二人转的都市化——赵本山及其团队的大红大紫为代表的媒介二人转，它在乡野传承基础上，赵本山等人因为能捕捉观者心思，抓住现场观演关系的矛盾所在，所以很容易就火起来。北京的郭德纲、上海的周立波都是典型。现代都市人的心性具有隔膜性，生活压力大，节奏快，需要有一个地方集中释放这种压力，小剧场、德云社等民间文艺生发场所，就这样在都市人隔膜的心性中，长了起来。

　　新京报：这种都市子民的隔膜心性，是东西方社会的城市居民共同具备的吗？

　　岳永逸：也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城市的现代化生活方式，这个概念实际上是源自于西方的，它和我们传统中国的都市生活方式大相径庭。基于农耕文明发展的城市，其结构还是基于“天地人神”的敬拜，比如北京的天坛、地坛和月坛，都是为表达人对天地的理解，过去的城市还是“人”的，但今天我们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城市，却是属于“车和房子”的。过去的老城为什么让人感到舒服？因为它会让你觉得人是城市的中心，而现在看似高楼林立的城市，是为车让道的，人被淹没在车流和建筑的阴影中。

变脸 民俗成为猎奇的表演

　　新京报：这种都市心性下的民俗学想必会有另一番面貌，你在书里经常用一个例子来说明现今民俗学生态——近些年来北京建国门街道倾力打造的“鞭春牛”仪式，为什么你认为这个文化活动对呈现当下都市民俗学的现状有代表性？

　　岳永逸：这个活动我观察过很久，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完全是一群所谓的民俗专家进行的精英表演秀。“鞭春牛”活动从五四以来就被认为是与土地相关的愚昧的民俗，这个活动在被破除了一百年之后，突然冒出来一批专家告诉老百姓，在建国门这个地方从前是有“鞭春牛”民俗的，你们大家都忘记了，我们需要把它恢复过来。但在大众传媒的引导层面，我们却被告知要像一个都市的“文明人”，这个和农耕土地相关的“鞭春牛”实际上和百姓的生活已经脱离。这种所谓的民俗文化活动实际上是精英阶层和大众对立的一个典型。

　　新京报：这种难与当下社区百姓日常生活融为一体的活动，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不伦不类的民俗，我注意到你最新的一篇研究文章就叫《民俗的变脸》，探讨了民俗在市场经济利益驱动下，从交流工具沦为了交际工具，可否具体谈谈？

　　岳永逸：其实，在如今的城市里层出不穷的民族风情园、官办节日、祭典等都是民俗的“变脸”。官方进行这些所谓的传统文化建设，试图通过空间的挪移，把这些异地的、过去时间的民俗搬移过来展示，这种风俗或者仪式其实和原先的已经大相径庭，但这种活动的意义在于，它满足了那些无法亲身前往的民众的期待和新奇心理。

　　民俗在传承中一直经历着变化，但究竟会变到何种程度？是否说只要有群体认可并参与，就能演变成一种全新的民俗？从这个意义上说，星光大道也好，各种原生态歌舞大赛也好，展示出来的地方性民俗特色，通过传播，使得更多的人了解了某个地方具有某种风俗，即使这种了解的准确性很可疑；而对于这个民俗产生地的人民来说，他们也是需要这种传播和展示的，这种民俗的“变脸”具有一定的文化宣传作用。当下如火如荼进行的“申遗”，其正面作用就在于，让人们知道原来我们的国家有这么多值得珍视和保护的东西存在，而保护的功效怎样，则是另外一件事了。总的来说，在寻求经济发展、寻求民族文化独立这几个平面的力量共同作用下，民俗实际上已经从过去人们面对面进行日常生活交流的工具，沦为了不同群体操纵和表演的工具。

　　民俗的这种交际性成型后，回流到民间，甚至会形成一种自发行为。比如泰山风景区这几年搞的“封禅”大典，井冈山革命旅游区搞的革命根据地实景演出等，当地百姓在经济发展的欲求之下，会自然冒出这种活动，即使他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不真实的。这些各地民俗的“变脸”实际上和这些年我们的都市化、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在不同地方以不同形象纷纷现身。

　　新京报：在你看来，中国都市民俗学的现状，是否已具备一定程度的现代性？

　　岳永逸：作为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下正在发生的都市民俗是很明显的，但是作为一门学科存在的都市民俗学却跟不上了。当下很多民俗学者骨子里还带有相当保守的意识。比如今天城市生活里的生老病死，孩子如何出生、妈妈怎么做月子、老人的丧葬怎么完成，这些当下的民俗现象研究基本是空白。所有的民俗研究都还在写过去，比如关于北京民俗的书籍，绝大多数都是基本已经消失的老北京的人事，丧礼中的阴阳生、分娩礼中的收生姥姥等，仿佛今天的北京人不会过日子，或者和从前一样没有变化。我们当下的（都市）民俗学，是从文献到文献的，五十年后的人想从书里知道我们今天怎么过日子，显然很困难。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都市民俗学相对中国正在经历的都市化和现代化来说，是非常滞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