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青年报》（ 2015年09月25日B03版）
作者：郑渝川 

　　大国外交讲求实力，但善用实力基础上还需要巧妙地把握既有国际秩序，争取平衡地区利益关系，承担有限国际责任，此外不仅要避免竞争对手一家独大，也不能容许盟友或潜在盟友获得可能压倒均势平衡的权力或影响力。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与美国及欧洲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英法德的关系，某种意义上就相当接近拿破仑战争后，法国与俄普英奥四强构成的不稳定均势格局。 

　　研究国际关系史，对于今天的人们解读国际问题，具有不可替代的借鉴意义。美国历史学家诺曼·里奇所著的《大国外交：从拿破仑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系统阐述了1814-1914年欧洲脆弱和平的一百年间，大国外交的运行情况。 

　　全书开篇介绍了1814-1815年，俄普英奥四强为清算拿破仑帝国、重建欧洲秩序展开的博弈，其成果是《维也纳条约》和《巴黎条约》，建立在尊重而非劫掠法国权益的基础之上，欧洲大陆由此正式形成大国主导的和平和均势。 

　　这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有利于欧洲大陆民族主义勃兴的绝佳环境，希腊独立令人惊讶的实现，体现出大国协调的力量（俄国甚至为此发起了针对镇压希腊独立的奥斯曼帝国的局部战争）。而后，比利时也成功地从与荷兰的合并中独立出来。 

　　1840年的埃及危机依然没有从根本上危及大国的合作，但至此大国均势盟友关系已显得非常脆弱。1848年革命后，克里米亚战争终于爆发，英法站在了俄国敌方奥斯曼帝国的一方，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做到了他叔叔生前从未做到的事情，即打破欧洲大国均势盟友关系，但他没有意识到，法国将在随后的十几年里遭遇一个又一个巨大被动，直至帝国垮台。 

　　意大利和德国的相继统一，还有美国内战期间，欧洲大国都没有采取过于激烈的行动。德法战争之后，俾斯麦希望重建大国均势间的和平。但这种努力已经注定无法获得成功，一是因为法国对德国怨恨太深；二是德国皇室、贵族和资产阶级对英国霸权的轻视，使之根本上失去了与英结成稳固联盟的可能；三是欧洲大陆上纳入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等国家统治的多个单体民族，都在不断积累走向复兴独立的愿望和行动能力。俾斯麦去职后，脆弱的均势和平前景顿时化为泡影，“旧帝国”、“新帝国”将在全球各个角落掀起频繁的对抗，欧洲走向战争已成定局。 

　　尽管20世纪初，在民意的压力下，大国领头召开了一连串的和平会议，外交互动更为频繁，却没能抑制欧洲大陆在1914年滑向全面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