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深圳晚报》
作者：深圳晚报记者 谭宇宏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8月出版了亚历山大·V·潘佐夫的名著《毛泽东传》，该书被称为全球最具史料价值的《毛泽东传》，因为它深挖了3328份苏联绝密档案、15份毛泽东特别档案，还有68幅珍贵历史照片。

　　用一句话来概括，潘佐夫依据对前人所从未利用过的苏联档案，一劳永逸地击破了一个神话：毛泽东的革命成功与俄国人无关，与共产国际无关。

　　具体而言，潘佐夫认为——

　　毛泽东的中共领袖地位的确立、他对王明的政治胜利是在斯大林的支持下才成为可能和现实的；

　　延安整风至少是得到斯大林默认的，如果不是鼓励的话；

　　苏共和斯大林在中共成长壮大和毛泽东的政治崛起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新民主主义政纲的提出和有限实施也深受斯大林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斯大林阻止了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尽快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企图；

　　只是在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才得以在中国开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

　　毛泽东摆脱苏联及其模式的影响、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努力和其大国抱负，是中苏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

　　潘佐夫这本《毛泽东传》在研究毛泽东与共产国际、苏共、苏联和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的关系方面颇有新说。阐述这种关系也是该书的一个中心内容。

　　该书的俄文版序言讲述了一个故事：1934年秋的一天，《在国外》杂志编辑部打电话找格奥尔基·鲍利索维奇，他依据（斯大林）的指示，出色地完成了一篇毛泽东的传记。毛泽东被描述为一位充满英雄浪漫主义的人、没有偏见的人，同时也是非常普通而朴实的人。被压迫的中国人民的领袖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出身“贫下中农”、“穿着农民的衣服、手里撑着一把雨伞的革命家”。传记于11月发表，影响很大。随后的一系列书和小册子都把毛写成领袖和朋友、忠实的战友和忠实于斯大林的学生。其结果是，到上世纪30年代末，苏联人民已开始把毛泽东视为受压迫的中国人民的主要领袖。这篇序言里讲到的《在国外》和鲍利索维奇都开了先例，他们是最早宣传毛泽东的人和杂志。

　　这个说法比我们熟悉的外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37年底出版《红星照耀中国》，把毛泽东宣传到西方整整提前了3年，斯诺的采访最早见诸报端是1937年的7月到8月，发表在纽约的《亚洲》杂志上，这是斯诺的朋友理查德·沃尔什办的一家左派刊物。

　　即使是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大抵也知道《毛主席去安源》那幅著名的油画，画中那个拿着油纸伞，穿着长衫的领袖青年形象深入人心，如果知道这出自俄国人鲍利索维奇的创意，换到现在，肯定要给他颁个大奖，领导人的形象设计实在是非常成功。

　　潘佐夫版《毛泽东传》提到，1935年9月，共产国际已经开始树立毛泽东的权威。在夏季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有人宣称毛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总书记、保加利亚共产党人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一样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旗手”。这句话是中共代表滕代远说的。显然，没有在莫斯科身居高位的那些要人的批准，滕是不可能这样做的。所有大会与会者的发言稿和报告都经过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相关部门的事先审查、编辑和批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在1935年8月下旬特别召开的一次代表团会议上，特别强调要全力执行大会的决议。他说：“应当树立谁的权威？当然是政治局委员们的权威……首先是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的权威。”

　　书中的多份资料表明，王明的这种说法是被迫的，他极有可能是在共产国际领导层的压力下才不得不树立对手的权威的。书中写道：格奥尔基·伊万诺维奇·莫尔德维诺夫（化名克里洛夫和根那季·尼古拉耶维奇·卡尔波夫）和张遂上（化名鲍里斯·卡拉什尼科夫）以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前成员李立三和赵毅敏曾向上级反映，王明“正在破坏毛泽东在驻苏联的同志中的威信”。由此可见，毛泽东的中共领袖地位的确立、他对王明的政治胜利是在斯大林的支持下才成为可能和现实的。

　　1935年12月初，共产国际的理论和政治喉舌《共产国际》刊登了长篇歌颂文章，题目叫做“中国劳动人民的领袖——毛泽东”。文章的作者是《真理报》外国部副主任亚历山德罗·莫伊谢耶维奇·哈马丹。

　　有意思的是，由于与莫斯科的联系中断，直到1935年11月中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一个特使、中共老党员林育英（化名张浩）到达陕北时，毛泽东才得知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以及对他的广泛宣传。这在如今的信息年代听来，简直匪夷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