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青年报》
作者：王洪喆

　　如果说我对古典意义上的媒体评论人还有一丝乐观的期待，李北方的文字和职业坚持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北大南门朝西开》的出版，给今天的新闻业吹进了一股清冽的北风。

　　先从不久前新浪副总裁石扉客抨击新闻学术界对新闻业界声援不足的一番言论说起。曾经，“一个独立而负责任的新闻界”是媒体脱离干涉而获得市场合法性的理论前提，这一前提假设了新闻人的职业自治、公众监督和知情权，与媒介市场地位和商业化运作之间“自动”地共同演进。这种用自由市场的普世化进程来趋近言论客观性和普遍代表性的理想主义——一个20世纪的神话——贯穿了我们所熟知的创制于20世纪早期的新闻学，及其学院内部生产的西方主流新闻史。换句话说，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新闻学的诞生和建制化，本就是资本主义新闻业获得合法性市场地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新闻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和劳动力再生产场所。因此石扉客等人对学术界的不满，恰恰不言自明了新闻业与新闻传播学术互构的历史事实——一个唇亡齿寒的利益共同体。

　　如今，新闻传播学术界不再为新闻业“站台”，恰恰可能预示着新闻学术生产逐渐摆脱了服务于新闻合法性和劳动力再生产的工具属性，而获得了大学教育本应该具备的学术独立和知识自觉——正是这种批判性学术共同体的建立，为在新的历史和技术条件下重建公共领域的知识和人才生产保留了可能性。

　　在这种可能性当中，李北方所坚守的古典公共写作原则——即汪晖在该书序言中所说的“社会论文”——具备一种超越特定时代新闻职业和学术话语生产的传统价值，时刻提示着我们几乎快被忘却的“知识的另一种可能性”。

　　第一次见李北方，是在复旦大学新闻系的一次会议上。他是我那一场的主持人，说好了每人10分钟的发言，我由于没经验大大超了时，他在总结时眉头一皱，以标志性的黑龙江口音说：“知识分子就是不靠谱，事先讲好的时间，非要多吃多占。”我作为一个玻璃心的小字辈儿，听了这话自然是狼狈不堪，以至于很长时间都不太敢搭理这个言辞毫不留情的学长。过了一段时间他主动找到我，约我给《南风窗》写一篇专题，谈到业务态度恳切，而且对我以前的文章和研究路径显得很了解、把握准确，让我不得不佩服他除了吐槽犀利之外的专业功夫。

　　后来总在各种会议和饭局上撞见，竟发现网上的“李大帅”也有颇为腼腆的一面。记得有次在北京的饭局上，有人邀请北方去参加一个关于媒体中农民形象的学术研讨，他说文章自己早就有，就怕不是学术论文的写法，还得烦劳专研文化研究的朋友给修改润色一下，放上一些学术化的“大词儿”。从他脸上一闪而过的纠结里，我猜想着桀骜不驯的北方对于学术生产这套“大词把戏”的矛盾心态，就像他在书里说的，自己至今错位了90度的方向感。

　　“北大南门朝西开”，同为北漂多年的东北人，我特别清楚这个拧巴书名背后的所指。不像咱东北舒坦的黑土地和单位工厂，北大和北京城是路况过于复杂的地界，然而这里最能够批量产出的，却是一些“可明白可明白”路线、方向感过于清楚的“聪明人”。在这个只问成败的时代，越是曾经关于是非对错的简单道理，越要借助繁琐修辞的装点，才能获得被表达的通路。在转弯抹角、绕来绕去的途中，批判的步点就模糊了朝向，跌进了“话语的泡沫”里——毫无疑问，这种“大词把戏”是知识的无能。于是，李北方的文字总在提醒我，凭什么就不能单刀直入，把真话讲给最多数的人听？

　　不过，对于一个保持独立、想说真话的媒体人来说，讲明简单的道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仅凭赤子之心和书生意气注定是“然并卵”。不像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北方的书里对社会系统性暴力的拆解和批判性思考，只能来自于对这个持续变动中的社会不间断的学习、观察和辨认，这是人民的媒体人所必须付出的艰苦劳动，用北方自己的话说，“都是被逼的”。

　　东北人的性子，就是喜欢活得畅快、口无遮拦，想想我自己走进学术生产这套把戏里，又何尝不是被逼的。我以前在黑夜里跟人讲，学术就是在没有革命的年代里知识分子的“鸦片”，吸多了，会丧失行动的意志，可是看到这世上人压迫人，心中的愤懑无处可去，总觉得还有很多事情没有搞清楚，不能就这样在黑暗里沉默。

　　正如汪晖老师的序言所写，这个复杂的世界何其需要“既不失复杂又不会模糊方向和斗志的声音”。在这秋意渐深的夜，冷空气开始在外蒙古和兴安岭的荒原上聚集，掠过东北大地上的森林和黑土、庄稼和工厂，从北大南门灌进我的窗户。北方来的风，总会让人打个寒战，重新又振作起来，那风里夹带着的不只是投枪或匕首，而是速度更快的“响箭”，嗖嗖地穿过密密的青松林海，召唤着永远是年轻的革命人。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