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海证券报
作者：胡飞雪

　　今年6月被聘为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的朱云汉先生，是台湾最具国际声望的政治学者之一。他在东亚政治经济、国际政治经济、两岸关系、民主化，以及社会科学方法论上的研究成果具有广泛影响。他的《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从国际视野看中国，给我们提供了认识中国、中国与世界、中国未来发展趋势的很好的视角和框架。

　　在《高思在云》第一篇“四重历史趋势的反转”中，朱先生开门见山提出当前人类社会正处于一个数百年难遇的历史分水岭，我们同时观察到的四重历史趋势的反转，或多或少都跟中国的兴起有关：第一重趋势反转，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单极体系式微。第二重趋势反转是“第三波民主”的退潮，弗朗西斯·福山也修正了他的“民主终结”观点，新兴民主国家只有民主之形，没有民主之实，更让人失望的是，美国成为散播劣质民主的最大感染源。第三重趋势反转，是资本主义全球化陷入困境，也可理解为国际经济秩序自由化的危机浮现。“华盛顿共识”破灭，美国主导的TPP其实是要收取保护费，是经济单边主义的体现。第四重趋势反转，是西方世中心世界的没落，也可说是非西方世界的全面崛起，这是一体的两面。这是四重历史趋势中最根本层次的结构变化，也是300年历史大趋势的反转。

　　朱先生进一步分析，这四重历史趋势的转折有两个共同特征，一是内部结构性矛盾不断积累，最后物极必反。当美国新保守主义将“市场原教旨主义”与“民主帝国主义”的教条推进到了极致时，也就无可避免加速了美国主导的单极体系的崩解，无可避免引起了世界各地抗拒经济全球化的社会力量的凝结。共同特征之二是名实之间的落差日益突出。全球化、民主化这些看起来浩浩荡荡无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其实都存在浮夸、装扮、矫作的成分，西方中心世界的“一元现代化”分析框架不过是其强势话语霸权的炒作，“多元现代化”才是更为贴近20世纪历史事实的概念架构，从日本、韩国、新加坡、土耳其到卡塔尔都是如此。朱先生还指出，这四重历史趋势今日同步式微与反转，背后有两个共同因素在起作用：美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日渐衰败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异军突起。这预示着，人类社会将同时面临两种可能的历史发展情境，一方面，全球秩序可能进入一个较长的崩解与重组时期，在这期间很难避免一定程度的失序和混乱，许多全球层次的公共治理议题可能出现巨大真空；另一方面，我们也可能迎接一个更重公正的全球秩序的来临——一个更符合对等与互惠原则的国际经济交换模式。一个更尊重文化与宗教多元性的全球公共论述领域，一个更能统筹兼顾地球上绝大多数群体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以及更能体现“休戚与共”及“和而不同”理念的全球秩序。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目睹美国富豪阶层的巧取豪夺，不禁感叹：“美国民主早已背离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的理想，实质上美国民主已经变形为‘百分之一所有、百分之一所治、百分之一所享’。”过去经常给发展中国家开处方的知名经济学家杰弗里·萨莫斯，也痛苦地承认：“美国政客已沦为企业的傀儡，而广大选民则被漫天的广告包围和催眠。”其实，卡尔·波兰尼和布罗代尔对西方资本主义历史早有透彻分析，资本主义不但具有“反民主”的本质，也具有“反市场”的本质，资本家为了追逐超额利润，必然设法取得市场独占或寡头垄断地位，或为竞争设定各种人为障碍，或收买国会制定偏袒他们的法律和交易规则。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英国工党的知识导师霍布斯鲍姆在晚年的多场演讲和访谈中，不断提醒知识分子必须走出当前西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窠臼，才有可能有效回应当前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从地球生态危机、宗教与族群冲突，到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极端不均衡与高度社会风险，他剀切指出，西方所继承的20世纪主流理念，包括无止境的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个人独立的理想、尊重选择的自由以及选举民主，不但无助于这些根本问题的解决，反而会使之加速恶化。从这个角度看，人类社会迫切需要新的社会建构思维与制度创新。有反省能力的西方知识精英都认为，有必要从非西方的文明传统中汲取灵感，以及从被边缘化的非主流思想体系中寻找出路。

　　西方知识精英在反思，正在崛起的中国能给世界带来什么样新的希望呢？朱先生在本书的“中国发展模式石破天惊”中做了重点探讨。他说，从大历史观来看，我们会将中国兴起理解为“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大故事的一部分。中国发展模式得力于三个特殊条件：特殊的政治体制，充分发挥“大”的优势，在全球化时代发挥了“后发优势”。朱先生的乐观溢于言表，不过，笔者却有些不同看法。把中国兴起定位于“非西方世界的兴起”并不妥，当今世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虽有此消彼长，却更有荣损与共，中国近35年的发展正是走出“中国之中国”和“亚洲之中国”的结果，而走向“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是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并举共进的过程。如果中国不走出去，再强大的国家体制、再大的规模、再落后的经济、再多余的劳动力，都不会转变为优势。所谓西方衰落与非西方世界兴起即使同时出现，在逻辑上也并不存在完全对应的相关因果关系，“后发”其实也是一种劣势，强调其一面，忽略其另一面，并不恰当。所谓“大”也可做相同理解，大是优势，也是劣势，大有大的难处；小也一样，小有小的优势，新加坡就沾了小的光，但小也有小的劣势，小经济体没有纵深，发展空间小，日本、韩国近20多年的发展就受困于市场空间的小；小也经不起内外冲击，比如希腊、冰岛。所以，看问题要辩证、动态、全面。

　　笔者倒是很赞同朱先生“中国的王道思想可以对21世纪全球秩序的重组提供一套新的指导思维”的说法。朱援引赵汀阳先生多年前提出的“天下体系”，提出在西方帝国模式是其政治思想的极限，而天下体系之天下观则超越其上，正可济西方核心理念之穷。当西方放下身段眼光向外寻找更合适的枕头时，中国不妨试着跟他们谈一谈，向他们推销王道思想天下体系。中国学习西方的路还很长，西方学习东方的路更长，世界人类需要不断认识自己、理解他人，需要不断互相借鉴，取长补短，携手共进。

　　朱先生的片面乐观不足取，但他的忧患意识却很值得大加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