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华读书报》（2015年11月18日10版）
作者：邱风

　　看过一些发展经济学著作，在教学中也用过很多参考书，还是最爱张培刚先生的《农业与工业化》。很高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最近再版此书。

　　此书是1949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的“哈佛经济丛书”第85卷，是第一本试图从历史和理论角度系统探讨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的学术专著，曾获哈佛大学1946-1947年度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士奖金”，在国际上声誉卓著，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该书1951年被译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出版；1969年，英文版又在美国再版。这次我重读了一遍该书，感受依然很强烈。

　　一是作品具有令人惊讶的前瞻性。比如该书对农业与工业之间的丰富联系给予了充分关注，明确了农业与工业联系的渠道与机制，并前瞻性地重视工业发展对农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尤其重视工业部门中交通运输、动力、钢铁等基要部门技术或生产函数变化的作用。与刘易斯二元模型机械地对农业与工业进行划分并忽视农业相比，张先生对二者关系的考察更有生命力。这对正确认识工业与农业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与当下提出的“四化同步”思想具有高度一致性。

　　张先生在书中提出了广义的工业化思想，认为工业化是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并认为这种变化过程包括各种随企业机械化、建立新工业、开发新市场及开拓新领域而来的基本变化，即资本深化与资本广化的过程。基于此，他特别指出，任何一个农业国家的工业化，不一定表示该国制造工业将要变得独占优势。这很值得借鉴。我国是一个大国，不同地区要素禀赋条件差异显著，确定发展战略时更应该有广义的工业化思维，而不是一刀切地实现狭义的工业化。

　　张先生对家庭农场也做了极具前瞻性的论述，他强调在工业化发展基础上，以机器利用、训练劳工、计划管理为标志的“企业创建精神”（enterprisingspirit）对于现代家庭农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思想对于今日中国之“三农”问题极具建设性。

　　二是研究方法的启发性。作者充分利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并结合区位理论、总体分析方法、不完全竞争理论等当时比较前沿的理论对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进行了系统思考与论述。他指出经济社会中没有一种因素可以看作是独立的，因为一切因素多少总是相互依存、相互发生作用的。该书始终将农业与工业化放在一个国家总体经济的框架下加以思考，虽然如作者所言，主要延续马歇尔的局部均衡分析方法，但其研究显然充分考虑了其他多方因素，尤其是考察工业化的发动机制时，充分考虑了人口、资源、制度等方面的作用。

　　与其老师熊彼特一脉相承，张培刚先生在研究中高度重视对经济过程与演化的分析，这恰恰是新古典分析方法容易忽视之处。同时重视史学分析方法，如作者所观察到的，经济理论与经济史实在研究中结合的呼声虽然很高，但事实上经济学者往往注重理论的逻辑性而脱离现实，而经济史家重史实忽视理论分析。本书研究中，作者既从经济理论层面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还利用经济史学的研究方法，深入分析了英国工业革命前后制度环境、工业基础等因素对农业种植结构的影响，是作者试图填补经济理论与经济史实鸿沟的有益尝试。对于今天大量格式化统计数据及其计量研究而言，同样发人深省。

　　三是透露出作者的家国情怀。此书离最初出版已有近70年，此次再版绝非只具纪念性质，而是因为张先生关注的问题对今日之中国依然非常重要，农业与工业发展及其关系仍需要我们认真审视。张先生最初选择这个论题，何尝不是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怀？在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多少仁人志士企图振兴中华，并提出了各种不同的主张。先生选择关注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并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进行了颇为透彻的研究，何尝不是他为中华之振兴作出的努力？

　　撇开情感因素，张先生关于农业国工业化的论述与建议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更有借鉴意义，纳克斯强调资本的重要性，而先生似乎则强调企业家精神的价值。纳克斯说的没错，但先生似乎更抓住了本质，就是“人”的因素，落后国家的发展与赶超，关键其实还是在“人”，物质资本终究附属于人。今日中国一切发展之关键，其实在于保护“企业家精神”，李克强总理屡次强调的大众创业、家庭农场发展问题，竟或多或少都能在本书中找到答案或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