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京报》
作者：吴亚顺

　　抗战心灵史

　　1940年5月1日，枣宜会战前夕，率领部下出战的张自忠留下绝命书。

　　这位多次重挫日军的将军告诫战友：“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的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

　　半个月后，张自忠殉国。他是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中国将领，周恩来称赞他“直可以为我国抗战军人之魂”。张自忠的书信折射出民族危亡之际空前高涨的爱国狂潮，于庙堂民间形成“黄河大合唱”，无远弗届。这种家国情怀在当时的家信中并不鲜见。

　　家国情怀之外，书信是私密物，是生存的备忘录、人性的赞美诗。它们是面对战争利刃的“人”的见证。

家国之辩：“对革命尽责，对家庭感情较薄亦是常情”

　　“每到一地，见有由前方来之灾民，男女老幼，相携步行，形同赤他，惨状不堪名言，足见日本遗害我同胞，良非浅鲜。”抗日战争爆发，湖南人唐仁玙开始了军旅生涯，在写给妻子唐春玉的信中，他谈到行军时的见闻。战争带来巨大的身心磨难，小学教员姚稚鲁家书中的一句“乱世做人，简直不是人”，堪称时代之声。

　　家书多流露爱国情绪，家国之辩亦时常可见。唐春玉曾写信叫唐仁玙回家，他表示决不能离开：“且现在国难当前，人人都要出力才对，我们还能偷闲吗？事实上不可能。”不仅如此，唐仁玙对家人也有此类要求。战争爆发时，小弟唐仁瑞刚结婚，小两口恩爱甜蜜，“整天缠绵在家”。他得知后，给家里写信，劝小弟加入军队。唐仁瑞被说服，以学生兵身份参加抗战，1939年中弹牺牲。

　　一位红军战士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说，抗日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家庭”。朱德从1927年南昌起义到抗战，戎马倥偬，未曾顾及妻儿。恢复通信后，他解释说：“家中支持当赖你奋斗。我对革命尽责，对家庭感情较薄亦是常情，望你谅之。”

　　陆军少将蔡炳炎1937年写于淞沪会战炮火硝烟的家书最为典型，他说：“殊不知国难至此已到最后关头，国将不保，家亦焉能存在？”搁笔四天后，蔡在战争中牺牲。其妻赵志学将家书“用绫布装裱后一直带在身边”，辗转半个世纪，直到上世纪80年代捐赠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家书中谈论琐屑家事者，今天读来也是十分生动。信中，唐仁玙要玉妹细心带两个儿子，“悦颜侍奉”父母，没有寄钱来时，要“忍苦勿躁”，在另一封信里还赋诗一首——“别来瞬眼又中秋，两地相思两地愁。劝君有泪暂莫洒，留得重逢相对流。”

　　抗战初期，唐仁玙在广西与一个名叫“金兰”的姑娘结婚，为二太太。尽管正当战时，他也得协调两位老婆之间的矛盾。接到金兰大吐苦水的家书，他便劝玉妹要体谅她，“不要向她生气多生枝节”。

　　“她对家庭绝没有恶意，更不敢有他心，她虽略识文字，处世接物……不及你，理家更谈不上，在她个人欠妥处，望勿计较。”这样说还不够，唐仁玙最后写：“你来信总是闹家用费，又说要去破除情面，这类话无异是威胁我，故意使我为难，如果你去闹她，我当然面子样不好看。你若听我的话，不应该说一些破除情面……的话，只好和平解决。”

　　作为军官，唐仁玙为这些事心烦气躁。长期抗战之时，他盼望家里人来信予以慰问，“结果得到其信”，在大小老婆间来回谈情说理。更为愁苦的是，他常没有收到家书，以至于特意写信质问。

新旧重叠：“我们也要学学外国女子的长处”

　　唐仁玙接到祖母来信，说玉妹随便骂她。“……这是有违孝敬道理，有则宜速改之，无则加勉。我们自己已经做了人的父母，对孝敬，应该要特别倡率才对。”在另外一封信中，他再次强调“对于祖母父母与令堂，善为孝敬”。

　　战乱之世，践行孝心十分奢侈。在家书中，八路军战士刘中新向母亲说明“我在外都是为了抗日救国”，孝老之情溢于言表，他说：“……不能在家来孝顺母亲大人，以后回家再来孝顺母亲大人。”抗日英雄李云鹏得知把自己养育成人的祖母病逝，他回信道：“像我这忘恩负义东西，真愧为世人！”

　　正因如此，在硝烟弥漫处奔走的人总是写“平安信”，以缓解家人的焦虑。李云鹏写信常说“儿在外，工作很好，身体也很健康”，甚至被日军抓去当煤矿劳工的李二妮也在一封简短的书信中告诉父母，“儿在外身体强壮，免大人不必挂念”，然而此后家人再也没收到他任何消息，生死未卜。

　　此种情况下，天伦之乐成为人们内心深切的愿望。左权牺牲前三天，给妻子写信，谈起他做过的一家三口一起嬉笑玩耍的“美梦”。“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仿佛有你及太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爬到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可惜三个人分在三起，假如在一起的话，真痛快极了。”此时，左权不是将军，而是一位再普通不过的父亲。

　　中国传统文化弦歌不绝，通过家书这一载体，尊老爱幼等传统美德仍然得到了弘扬。与此同时，这也是一个新旧重叠的时代，包括组织教育妇女、“改造不合理的社会”等新的想法也得到了表达。

　　1938年底，共产党员胡孟晋参加了新四军，妻子张惠积极支持，这在当地并不常见，“一般妇女，不阻拦丈夫、儿子参军就已经很不简单了！”或许正因此，胡孟晋鼓励张惠参加妇女抗敌协会。即将返回前线时，他在“辞别信”中认为，“畸形发展的中国，教育不普及，人民的知识简单，而妇女尤甚，只要家而不顾国”。他希望妻子无事时，多多阅读书报，尤其希望她能“将无知识的妇女组织起来，宣传和教育她们”。

　　胡孟晋甚至精心为张惠草拟了一份《妇女抗敌协会讲演词》。这是他自己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的“总结”。比如：“外国的妇女与中国就不同，当国难的时候，送自己的丈夫或是亲生的儿子上前线，并且说：‘不打胜仗，不要回。’妇女同胞们，我们也要学学外国女子的长处，虽不能直接上前线救国，我们在后方可以鼓励能上前方救国的人，或做有益国家的事，才不辜负我们妇女对国家的责任。”

　　不仅如此，胡孟晋还附录了一篇“讲演注意事项”，包括“说到乐的地方要表示快乐，悲的地方要悲，才能感动人”、“初讲时私下多练习，在自己的屋内作会场，屋内东西当作许多人”等。

实用信息：“告诉表婶及各同事，照此行为为要”

　　如果说“讲演注意事项”是“学习指南”的话，家书还有一个功能，即传递实用信息。1938年，同济大学毕业生刘宗歆加入红十字会医疗队，听说孩子患了皮肤病，在家书中对妻妹说：“根本治法，还在他的身体。”

　　“夏天如有疮毒，赶早搽药水，一天数次（碘酒最好。我附上一纸处方，有便可请到大同医院去配，那边的医生认识我的），但若已出毒，就没用了。如发皮肤疹时，要紧的是减少他的食量，或完全素食。”刘宗歆写道。

　　面对日机轰炸，“防空须知”最为紧要。任职于云南省防空司令部的何亮采，写信给儿子，传授防空知识。他说：“若遇警报发出后，赶快躲遇北头，要躲人少处，有树木或田埂坑凹处，如高房大屋及石碑旁边，切不可躲！”同时，他还抄寄了一份“民众疏散避难方法”，共有十个要点，一再嘱咐儿子“看在心头，告诉表婶及各同事，照此行为为要”。

　　当然，躲避空袭，也有人指导老百姓。云南防空司令部积极应对，采取预警和有效疏散民众等多种方式，并构建防空穴、壕、洞、坑等，减少战争损失。

　　作家汪曾祺撰文追忆过日军空袭时的经历。跑警报时，人们大都把值钱的东西带到身边。一位哲学系研究生推理：有人带金子，必有人会丢掉金子，有人丢金子，就会有人捡到金子，我是人，故我可以捡到金子。因此，解除警报以后，他每次都仔细巡视路面，结果两次捡到过金戒指。“逻辑推理有此妙用，大概是教逻辑学的金岳霖先生所未料到的。”

　　汪曾祺认为日机轰炸“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军事意义”。他说：“他们不知道中国人的心理是有很大的弹性的，不那么容易被吓得魂不附体。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

　　（参考书目：《抗战家书》2007年中国画报出版社版、201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版，《家书抵万金（民间家书第一辑）》，《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打开尘封的记忆--中国民间手写家书展图录》，《左权将军家书》等。）

对话家书抢救者张丁：中国文化没有被切断

　　新京报：你说，“可以从抗战家书中研究这场战争中国必胜的原因”。具体如何理解？

　　张丁：首先，从抗战家书可以看出我们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不畏强敌，共赴国难，勇于牺牲，比如中国军人是能打仗的，很有血性，这是读家书时最真切的体会。你看张自忠、戴安澜、赵登禹、谢晋元这些人，不畏艰险，敢于牺牲，最英勇的军人也就是这样了。作为职业军人，他们把生死置之度外，挺身而出，张自忠本可以不死，但他用死战唤醒了更多人——只有拼死抗争，才能打败敌人。正是在这种民族精神支撑下，国共将士浴血奋战，各阶层人民通力支持，才最终赢得抗战胜利。

　　第二点，中国文化没有被切断。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很强大，日本在很多地方推行奴化教育，最终成功了吗？没有。抗战期间，在国家层面，很有爱国热情；在个人层面，不忘孝敬长辈，教育子弟，同辈手足相互照顾，如何读书、做人都有涉及。即使现实很残酷，仍然有很多美好的向往。在我们人大博物馆家书展厅，有一封抗战家书，是一位岭南画家写的，讲完香港、广州当时的形势之后，紧接着大段大段地教他儿子怎么交友怎么做人。我们虽然身在乱世，但有这样的教育，传统文化不灭，抗战能失败吗？最终的胜利是我们的，从家书中可以读出来，正史却不一定能给我们这样的体会。

　　新京报：阅读家书，我们很容易感受到其中的爱国热情和抗战决心，这都是家国层面的事情，就个体来说，写、读家书这件事本身，对战时的人们有何影响？

　　张丁：从“大历史”层面来看，一封小小的家书特别是普通人的家书，完全算不了什么，可以说是沧海一粟，甚至进不了国家的档案馆、博物馆，但是，对这个家庭来说，对写信的人来说，它就是价值“万金”的宝物，是他们内心世界的反映，太重要了！有一个军官，妻子在湖南老家，他几乎每一封信都要责备她：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我写了这么多信，你怎么不回？心在部队，但很多挂念是在家乡。我想，他在外的任何音讯，也都会牵动家人的心。

　　还有一个长子，弟弟妹妹通过各种方式捎信，让他回来，但是战事阻隔，他回不了家。家人也希望他平安，能够经常通信，了解他的情况。他的一举一动，可以说是家庭最大的新闻，他的平安是家人最盼望的，他的一切不好的消息是家人最不愿意听到的。这些家书，虽然反映的主要是家庭琐事，但非常真实，呈现了他们家庭的历史、个人的历史。

　　新京报：这是宏大叙事之外，民间的抗战记忆。

　　张丁：对！正是个体的这种经历、记忆，家庭的历史，才组成了我们国家的历史。我一直持这种观点，如果我们只是记住精英、领袖人物，记住重大历史场面，那是不完整的——如果这些人（精英领袖们）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的话，更多的普通人便是这个舞台丰富的背景。我接触太多民间家书了，他们每个故事都很鲜活，都很感人，不该被忘记。我们以家书为入口深入进去，把每个家庭与抗战有关的记忆重建起来。我觉得，这对全面、客观认识那段历史非常有好处，也非常必要。

家书摘录

八路军战士刘中新写给母亲

　　在前天的夜里正在睡安觉时，然忽（忽然）见了我的妈妈，妈妈以竟（已经）老得不像样了。我就大喊起来，忽然喊了一声，同我在一块儿睡的同志听着了，他就叫惺（醒）我问我喊什么，我当时也说不出，仔细做了一个梦。

　　到上午吃把（罢）午饭的时候，我正在房子里卧着看书，忽然有一位同志说道：送信的来了！我听到了就连忙跑到外边去看，我见有好多的家信，我看了半天都是另（别）人的，原来没有我的一封。人家接到了家信，把家里的情形都知道了，可是我的家里也不知什么样子，也不知我母亲和我弟弟身体如何。夏季的收程（成）什么样子？希望你接到了此信速速回知为盼。

钟敬之写给弟弟

　　传闻家庭巨变，房屋遭敌寇烧尽，人虽幸免于难，但衣物、器具悉付火中。思念及之，不禁泪下。我家何此不幸？本来生活艰难，已不堪其苦，今罹此种灾祸，日后怎能设想？况母亲已近花甲之年，年来又不断遭劫，其中痛苦，自可想见。愚兄身虽在数千里之外，心则无日不为慈亲而不安，而难过，而歉疚！徒以景况不济，势难救助，为之奈何！所幸吾弟现已安然逃出，希望即能就业，埋头技术学习，好好锻炼数年，将来总能为社会家庭出些力量。况你曾亲身经历此次浩劫，苦难算已受够，国敌家仇，铭铸在心，他日当不致有负慈母及愚兄之厚望也！

王孝慈写给五弟

　　你是一位不满十七岁的青年，正应当在人生的大道上努力前进！你现在度（过）着教书的生活，我认为这是不利于你的前途的。我不愿你把你的教师的生活继续下去。你应立即奔上抗日的战场，在战斗的环境中创造你的人生，开辟你的前途！俊安是我的爱子，我既赞成他的行动，这绝不是无意味地称赞。你了解吗？也希你打破庸俗人的见解，勇敢地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与俊安、与阿兄、与全中国抗战的朋友们、与全世界拥护正义的人士们，手携手地向光明、向真理的大道前进！

华侨王雨亭写给儿子

　　这是个大时代，你要踏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线，我当然要助成你的志愿，决不能因为“舐犊之爱”而淹没了我们的民族意识。别矣，真儿！但愿你虚心学习，勿忘我平时所教训你的“有恒七分，达观三分”，锻炼你的体魄，充实你的学问，造就一个强健而又智慧的现代青年，来为新中国而努力奋斗！

小学教员姚稚鲁写给妻子

　　乱世做人，简直不是人，过到哪里就算，也忧急不了许多。这几天，这里谣言很大，说要“轰炸武汉”，管他呢！“在劫不在数，在数最难逃”，我便听天由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