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海证券报》
作者：陈华文

　　长期在加州惠尔特学院研究中国史、全球史和环境史的美国学者马立博（Robert B. Marks）是个敢闯学术险滩的人，《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就是最有力的证明。这是至今由西方学者撰写的第一部中国环境通史，全书在广泛吸收西方学术界有关中国各历史时期、各地区自然环境及与人类社会关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全景式动态考察中国长时段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

　　马立博认为，在数千年改造自然环境的过程中，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经由市场联系的中央政权和农业家庭相结合的方式产生了关键影响。而中国发达的农业在养活大量人口的同时，也加剧了生态系统的单一化。马立博教授在研究中还发现：中国文化中虽然很早就形成了节制开发资源的思想观念，但与经济和政治等因素相比，这种观念却并没能发挥应有的影响。

　　《中国环境史》按编年史方式，由远及近考察中国生态环境变迁与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交互影响。这种宏大的叙史方式，不仅考验学者的综合知识素养，还要求学者对交叉学科有高度驾驭能力。读此书，笔者联想起英国学者伊懋可（Hark Elvin）的《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马著是环境“通史”，而伊著是环境“专题史”，既是专题史，就不可能面面俱到，只是对局部的、单个生态研究问题的探究，这样的好处使得环境史研究更具有深度，但不免给人碎片化的印象。《中国环境史》对环境变迁的关注是整体的、系统的和综合的，并且不乏新见。如马立博不赞同把中国环境史仅描述成数千年来人与野生动物的战争史，而高度重视汉人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历史生态关系，以很大篇幅讲述汉人与其他族群在生计关系、资源利用等方面的差异，以此解说中国辽阔大地上多样化生产方式和政治体系如何走向了“单一化”。再如，他注意到数千年中国环境资源破坏与农业持续发展和土地持续利用之间的矛盾，曾多处讲述了地力维持和肥料问题。这个观点虽非首创，但持论颇为中肯。但马著的缺点也显而易见：对某些问题的分析不免蜻蜓点水，对某些生态问题的研究仅停留在转述他人文献的认知表层。

　　研究环境史，除了可帮助我们拓宽历史视野、了解环境变迁的来龙去脉之外，还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益的视角：透过历史进程、在具体历史背景和国情中探讨环境变迁的原因、影响和保护环境的办法，既不能将21世纪的环境保护观念强加到古人的身上求全责备，也注意从当前的国情和世情出发，看待今天我们所面临的生态困局。

　　环境史虽然更多关注的是自然和生态的变迁，但也认为农业的发展，导致了自然生态环境多样化的减少。马立博在书中指出：“中国数千年来为农业生产和提供燃料、木材而进行的大规模森林砍伐，严重破坏了野生动物的栖息地，造成了大量物种的消失。”而森林砍伐和水利灌溉工程，又共同引起严重的水土流失和泥沙淤积，进而导致了大面积的生态退化。发达的农业在养活了大量人口的同时，也造成了生态系统的脆弱，并且在19世纪以后变得日益不可持续。

　　远古中国，曾是地球上生物种类、数量最为丰富的地区，大象、老虎、江豚等，在陆地和河流中到处可见，可是几千年过去了，这些动物成为稀有物种，“蜗居”在远离人类的偏远地区，而长江中的白鳍豚“失联”已久，不排除灭绝的可能。“数以百计的其他物种已在几乎不为人知的情况下走向灭绝，中国将近40%的显存哺乳动物种类处于濒危状态，70—80%的植物种类的生存正在受到威胁。”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中，生态环境的破坏触目惊心，今天不仅动植物处于生死挣扎的险境，人类命运也在接受前所未有的考验。

　　谈到森林的破坏，笔者不仅又想到英国学者科林·塔奇的《树的秘密生活》。塔奇认为：政治经济政策的制定，日常生活方式的选择，都在一定程度上围绕树来思考和评估。从历史的维度看，人类先祖曾生活在树上，后来慢慢从树上走下来，逐渐学会了直立行走和劳动，人类文明才得以诞生。森林在整个生态系统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森林不止是一片树林，更是一个“群落”，它拥有种类众多的有机体，涵盖了从土壤到微生物直到食物链顶端的哺乳动物。这些物种相互依存并且彼此之间，以及在与水、土壤和太阳能之间存在平凡的互动。在生态系统中互动的物种越多，这个生态系统也就越富于生物多样性和健康活力。

　　秦汉之前，森林覆盖了大半个中国，自然资源丰富，生机盎然的场景可以想象。然而，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尤其铁器的使用，使垦荒速度大为加快，森林、荒地、沼泽都被开发为良田。粮食产量增长的同时，人口数量也在迅速膨胀。人与自然之间的裂痕显现出来，演绎成似乎难以调和的一对矛盾。

　　中国历史文化在不断朝前发展时，生态环境破坏的脚步也势不可挡。当生态环境进入瓶颈阶段，也是一个王朝走向衰微、崩溃的开始。对近代中国环境的退化，马立博引用了大量西方文献来论证。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北方的森林砍伐直接导致渭河流域及以北和以东的黄土高原出现了显著的环境退化迹象。到三十年代，原本人迹罕至的秦岭山脉的森林，因为工业生产的加快，森林成片消失。山东、山西境内，很多树木都砍伐殆尽。这个时期的华北平原，森林也采伐完毕，20世纪初，“旷野上根本没有任何树木或灌木，每一寸可利用的土地上都种着谷物”。华北平原在古代曾和南方一样，有过数百万的湖泊和沼泽，由于植被的破坏，这片大平原的生态逐渐恶化，到八十年代，只剩下20个湖泊。水源减少，土地沙化，土地更为贫瘠，这不光严重制约农业生产，进而威胁了人们的生存。1876—1879年、1917年、1920—1921年和1928—1930年的华北大饥荒，造成了百万计的人口疾病和死亡。

　　马立博感叹：中国文化思想中固然有着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然而，统治者在社会治理中，并没真正按这种自然观念去践行。伊懋可在中国环境专题史的研究中也发出了类似感慨。

　　1949年后，由于一些政策的扭曲，环境破坏的进程并未减速，不少区域的环境破坏变本加厉。近年来，中国整个社会都急切意识到了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的急迫性，政府制定了相当“苛刻”的环评法规和工作机制。生态环境治理得是否到位，人民是否满意，已成量化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回首几千年来的中国社会进程，生态环境的破坏一直在持续着，从来都没有过“回暖”的趋势。当前的生态的治理，是一项牵涉全体公民和众多部门通力合作的大难题。生态环境的修复，除了需要足够的时间，还考验着全社会的智慧、决心和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