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京报》

　　上世纪初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中国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中，故要改革社会政治，就先要改革文化中的这些不利因素。国家的命运再也不能被儒家的“上层文化”所牢牢禁锢了。这正是新文化运动猛烈地抨击儒家思想的主要逻辑。于是还是同一批人，在寻找中国文化的出路时，把希望寄托于民众的“下层文化”，提出了“到民间去”。

　　洪长泰教授的专著《到民间去：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1918——1937》时隔二十多年后有了一个新译本，上世纪20-30年代这场“民间文学运动”而今重回人们视野，其思想价值是否经得住时光最残酷的检验？

　　徐文长

　　反传统的文化英雄？

　　20世纪20年代中期，北京《晨报》副刊等杂志上突然出现了大批“徐文长故事”及相关文章。这些故事中刻画的徐文长，集爱搞恶作剧、捉弄和报复别人的才子无赖与为民申冤、打抱不平的正人君子形象于一身，是“学识、机智和粗鄙的混合体”。在真实历史人物之外，“徐文长”正是周作人和胡适所说的“箭垛式”的人物，人们按照本地的风土人情将自己喜闻乐见的故事故意投射、移植到他身上。

　　“徐文长故事”的集中涌现，是民间文学运动实质内涵的最集中体现。主人公亵渎女性、对长者不恭、藐视礼法、行为粗鄙，对儒家传统礼教极尽嘲讽之能事。“中国民俗学者”对“徐文长故事”的公开整理也出于他们持有相同的价值观，特别是反儒学、反传统的坚定立场。当我们试图探寻这场民间文学运动的实质内涵，“浇心中块垒”的意图此时显然遮蔽了其他价值指向。

　　1918-1937年的中国民间文学运动，正如所有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运动一样，其内涵固然无法简单描述，本身从造型到各层面都矛盾重重。最大的矛盾或许是——“民族主义”的民间文学运动本应保守本国的历史文明遗产，而这场运动涵盖的期间，中国知识分子多数时间却忙于激烈地全盘批评和否定传统中国文化。

　　新文化运动在一场轰轰烈烈的白话文运动开宗明义之际，在文学内涵革命上产生一场民间文学运动可谓于大时代潮流中的顺水推舟。胡适、陈独秀、刘半农、周作人、钱玄同、顾颉刚等一批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都与民间文学运动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突然发现，民间文学的各种体裁，对他们推行的文化和思想革命得以走向民众总是特别好的容器。

　　以民歌为例，其质朴、真性情和口语化的特征，与胡适提出的文学改良“八事”的标准基本契合，他将征集歌谣运动看作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分支，提倡对民歌和方言文学加强研究。因此，当周作人对刘复自创新白话诗与其收集整理的民歌集《江阴船歌》给予高度评价时；顾颉刚将采集自当时江苏大部、安徽和浙江等吴语方言区、以苏州话记录并逐一注释的百首“吴歌”编订为《吴歌甲集》，也让其老师胡适博士在写序时难以掩饰自己的喜悦之情。

　　民歌

　　弱者的反抗

　　1921年，顾颉刚偶然间发现了清人李调元编辑、汇集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民歌的诗歌集《粤风》，公之于众，给予高度评价，该著后经钟敬文等人译成国语印行出版。《粤风》的发现，被看作在中国民间文学运动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顾颉刚在为其撰写的序言中指出，该著问世于民间文学饱受正统价值体系的束缚和围剿之下，展示了民间生活，意义非凡。而李调元虽不是诗歌集的田野搜集者，但在儒家“圣贤文化”还处于思想统治地位的时代，就敢于去编辑民歌，做出了超越时代的学术贡献。

　　1934年，中国学者在搜集整理民间文学时，又发现了散佚已久的冯梦龙的著名民歌集《山歌》并将之出版。这部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一部古代吴语民歌集，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冯梦龙的采录忠实于原本，尽量地保持苏州方言的特色和原唱法，记录下来的民歌，保留了其中大量隐喻和双关语，从人类学、语言学和民俗学方面考量都具有很大价值。《山歌》中的民歌绝大多数是情歌，还包括大量的周作人所说的“猥亵的歌谣”，还原了三百年前普通民众的感情生活。

　　作为当时的主要诠释者，顾颉刚对《山歌》的价值判断将自己“五四第二代”的精神血统表露无遗。他赞赏这些民歌有真性情，“与其说它们犯禁，还不如说它们在反抗，它们是民众对腐朽僵化的儒学伦理道德的内心反抗的结果。”冯梦龙以民歌为武器，作为一个传统礼教的叛逆者和文学史正统的挑战者，被五四知识分子视为同道。

　　这批乱世中的知识分子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中国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中，故要改革社会政治，就先要改革文化中的这些不利因素。国家的命运再也不能被儒家的“上层文化”所牢牢禁锢了。这正是新文化运动猛烈地抨击儒家思想的主要逻辑。于是还是同一批人，在寻找中国文化的出路时把希望寄托于民众的“下层文化”，提出了“到民间去”。

　　到民间去

　　个人趣味还是社会启蒙？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返璞归真”的精神诉求和将田园生活理想化的传统；有对民间文学素材抢救和钩沉的紧迫感，试图像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一样，通过民俗学运动，抵制外来文化的蚕食；列强瓜分中国的遗祸、新生军阀的割据混战，使得20世纪2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与心灵饱受摧残，已经觉醒的民族意识上升为明确的民族主义；西方城乡二元论对城市文明的贬低与现代中国大城市工业化后的道德现实与文化鄙俗——这些思潮互相冲撞的结果是，“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农村事物逐渐产生了浪漫的向往”，形成一种本土的民粹主义。

　　然而，出于周作人对这场民间文学运动举足轻重的影响，使得问题又有了变故。以洪教授的考察，周作人早期与刘复、顾颉刚一样，对民间文学抱有浪漫的热情。但其后他开始对民间文学的性质产生疑问，开始正视乡村落后的现实，批评农民的劣根性。他反对用民间文学攻击贵族文学，很少把民间文学视作促进社会改革的工具；周作人从不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他虽然曾经猛烈批评儒家传统礼教思想，但多数时候肯定传统精英文化也有正面的价值，始终主张一种人道主义的文学理想。

　　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周作人早期对民间文学的信念和理想已几乎消失。1930年，他坦言自己彻底改变了前期的民间文学观。不能不说，周作人当年的很多观念，今日读来仍使人觉得很有现代性，对当下也多有契合。现在来看，他早年对民间文学的亲近，例如对故乡流传的同乡人物徐文长故事的整理，很难说个人趣味与社会启蒙哪一种成分更大一点。而他过早地从浪漫主义和民粹主义中清醒，成为那一批知识分子回归现实的代表，也对整个民间文学运动的内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正如洪教授指出的那样，中国民俗学者对民间文化抱有的浪漫主义情怀，确实妨碍了他们对民间文学的价值和源流做客观的评价。今天，“到民间去”的现代中国民间文学运动的主要语境已然不再，然而作为曾经的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一份知识分子心灵史的记录，仍有其值得重新审视的历史价值。□雪堂

　　【知识卡片】

　　中国现代民间文学运动，以1918年刘复、沈尹默和周作人等组织的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成立、嗣后《歌谣》周刊出版为发端，自1918年至1926年期间取得大量研究资料和成果。自1927年至1937年，民俗学运动蓬勃发展，各省纷纷成立了自己的民俗学会，民国时期民俗学研究进入黄金时代。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顾颉刚在《中央日报》主编的《民风》副刊于是年中期停刊，标志着这场运动的结束。值得一提的是，除北平高校师生是运动的核心角色之外，近乎同一时期由晏阳初领导的河北定县“中华平民教育会”、梁漱溟领导的山东邹平“乡村改革委员会”无论在思想取向还是实际工作，与其都有共通之处。特别是前者，于民间文学素材搜集上收获颇丰，在口传心授、记忆力惊人的传统剧目表演艺人身上发现了民间文学不竭的艺术生命力。